“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过了安检，我发现签到册上，第一栏就是我的名字，几个窗口摆出的名单也基本相同。
一个月前，有个律师打电话给我，显示的是芝加哥号码：你吃上官司了吧？要不要律师协助呀？” “当然需要，我的预算就$175 ，你能来吗？” 那边默默地挂上了电话。 全国的律师都知道了？我怎么就暴露了呢？
原来的法庭律师，Solicitor，今天被人称为 检查官， Prosecutor。 检查官开门见山：“一个多月前咱们见过的。今天我重申一遍政策，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认罪,guilty 的话，不记违章，交$175 罚款了事” 。 他言下之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也是我的选项之一，不想再折腾了。所以今天心里就很轻松,很坦然。弱弱地问道：“您不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吧？你肯定是想，通过这个罚款让我学到点教训。但我能学到什么呢？我没变道呀”。
我翻开文件夹，摆出现场照片，准备的PPT，阐述事实：右前方的车突然侵入到了我的车道，我为了避免撞到他，就减了车速，后面的车没有和我保持安全距离，撞到了我车的正后方。
这次他耐心地看了完现场的照片，两车的相对位置，似乎认同了我的解释。 检查官又补充说：“证人，和对方都说你在绿灯的情况下停在了路中间”。 我说：“是绿灯。但我是被撞后才停的车。停车是结果，不是原因。证人看到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检查官一副忍痛大牺牲的样子：“罚款减到$75，只算交通轻微违章。每个人，每5年只能有一次这样 “被原谅” 的机会。我信了你的说法，但法官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呀，他要听取双方的，证人的说法。他要怎么判就很难说喽” 。
我说：“保险公司的仲裁机构判我胜利了呀”。 检查官：“仲裁的结果不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旁边的女翻译没有把“仲裁” 这个词翻译成“ Arbitration”，但不影响检查官傲慢的判断。
“我真的很穷，真的没钱”。我上次没白来，似乎也学到了点手段。
可能感觉到我的得寸进尺，这下轮到检查官脸红了。他装模做样地查了一下：“$50块罚款，无违章记录，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50就是一箱油钱，只是象征性的罚一下。
见好就收吧，我说：“我接受了”。
检查官向女翻译确认了我的决定：真认怂了。他翻出来我上次填的表, “Record of Defendant Prior to Entering a Plea”
“请把不认罪（not guilty）的 “不” 划掉吧，这些放弃权利的地方都签上你的首字母”。
心里有点别扭，但胳臂拧不过大腿，人过弯腰树，不得不低头。不情愿地改过不自新，一一照办，删，涂，加。
我问在哪里交款，结案。
马上有工作人员过来，拿着检查官签署的文件，示意我们跟她走，进了法庭。
女翻译显然不是第一次当志愿者了。给我解释道：还要当着法官的面，确认你的选择；是在你头脑清楚，不是在别人的胁迫，等等情况下，你自己做出的决定。
能走到“法庭上见”这一步的，只有可数的几组人马硕果仅存。他们都在旁听席上静静地等着。我混成了“名属教坊第一部”：直接站到了被告席前。
法官问明身份，和上次一样，用中文问候一句：“你好”。然后和颜悦色的问：“你接受了$50元罚款，无违章记录的结果吗？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不接受，由我来审判，如果你输了，就会判罚3分违章，和$175元的罚款”。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法庭解决” 可能损失的底线，也勾起了我的倔驴脾气：我胡彪一向不受小人欺。
检查官没胁迫，但有误导，至少没和我讲清楚,如果输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还是值得我一博的。
我当庭翻供：“我改主意了，愿听法庭发落，但不要再改时间了”。
法官说：“现在就审”。
太好了，审就审，谁怕谁。
法官又释放出对我有利的选项，显然是要仁至义尽，让我口服心服：“你可以先看看录像再做决定也不迟”。示意工作人员放录像。
还有录像，为啥不早说？怕伤害了我的心灵？他们会为这个芝麻大的交通事故造假？我满腹狐疑，也不搭言，盯着大屏幕。
我一直在寻找事故现场的录像。这也是我准备的，在法庭上要提的问题之一。
事故后的第5天吧，曾找到马路对面的车行寻求帮助。车行的安全经理非常友善，问明了时间和观测点后，就回监控中心倒带子。她们有个摄像头是对着那个路口的。遗憾的是，疫情的期间，接待室门前搭了个临时帐篷，让顾客保持社交距离。而这个帐篷刚刚挡住了摄像头的视线。又是疫情惹的祸！
大屏幕上闪过几个镜头，法官旁边的书记员对法官说：这个案子没有录像。
法官又问：“证人呢”？ 女书记员：“也没来”。
法官不放心，冲着旁听席问：爱理客先生案件的证人到了吗？法庭内外的人都能听到。 证人没来，警察也没来。怂包，有种出来走两步呀。我准备了十个问题质疑他们的证言。
法官立刻宣布：你赢了。
谢过了法官，和翻译。
翻译拿出了一张字据让法庭签字，证明她完成了义务。
我也想要个收据，判决书之类的东东。翻译很内行地说“你走吧，没你事了” 。
心里真的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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