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忆苦思甜往事

（网图）

（上）

在红色经典里寻找糠菜窝窝

又忆苦思甜了，看网络图片，忆苦饭的种类很多，但我那时吃的只有一种——糠菜窝窝，一种麸皮、玉米面加野菜捏好的窝窝头。糠菜窝窝就是旧社会的载体，意为“吃糠咽菜”。

1949年之前的人，真的吃这个东西吗？当年我问过父母，他们明确告诉我没吃过，他们吃的最难吃的东西是杂合面。

啥叫杂合面？就是杂粮磨成面粉掺到白面里，供应市场。这是鬼子侵华时期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主粮。大米白面都拿去给前线的鬼子兵做军粮了。

杂合面《四世同堂》里有表现，难吃，孩子吃了都拉不出屎。

可拉不出屎的体验我也有，那时计划经济时代，吃用一切按人需求下线定量供应，主粮30斤，有大米、白面玉米面。备战备荒，减了米面的量，增加了高粱米供应。高粱米和大米一起蒸，人称红白米饭，吃了红白米饭，就拉不出屎。高粱米那东西，刮油！

父母没吃过糠菜窝窝，那其他地方呢？我试图从当时的文艺作品找答案。

从东北说起，《红灯记》说的是满洲国。日本特务头子鸠山问满铁工人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密电码在哪里？李铁梅想都没想，就说：没有密电码，有萨其马。

我当时就很惊讶。李铁梅平时吃什么不知道，但她不假思索，张口就说出萨其马，说明常吃，很熟悉。

今天，稻香村的萨其马要30多一斤。

满铁工人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熟悉的萨其马。作者摄

满铁扳道岔工人李玉和一人干活养三口，压力大，十七岁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提个小篮子去卖东西，顺带沿着路轨拾点列车掉下来的煤渣，还好那时没有城管。不管多苦，多难，李铁梅总还有萨其马吃，比吴花燕强。

有传说，918后，日本宪兵不许满洲国人吃大米，见到吃大米的就抓。其实，歌曲《松花江上》就说，沦陷前的东北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东北不产大米，所以，东北人没吃大米的习惯。吃什么？小米。李玉和与磨刀人接头是在粥棚，粥棚供应的应该是小米粥。

918后，北海道的大米在东北种植，东北才开始有大米。

满洲地下党组建后，去了好多产米区的人，比如湖南人刘卫黄、四川宜宾赵一曼和河南确山马尚德。所以，日本人判定，来东北吃大米的肯定是关内的，所以，日本人抓的不是吃大米的，是地下党。

那是满洲国。那么往南，华北呢？

李向阳从山里下来到平原，在老乡家吃的是大米饭、白馒头。游击队去县城，一个游击队员化妆成小贩，吆喝着：烤白薯，烤白薯，五分钱一个烤白薯。这都是当时民生反映。

《白毛女》说的是陕西闹红时代的事。年三十，喜儿爹卖豆腐挣下几个钱，从集市上称回二斤面。

喜儿逃进深山，住山洞，三年，靠吃村头庙里的供品维持生命。戏里没说那是什么庙，大概是土地之类。庙里供品都是老百姓送来的白馍馍。不说天天有，也是隔三差五有，这才能保证喜儿维持生命。上供的并非大户人家，也包括大春娘。能拿出面来上供，说明当地人的主粮没限量，够吃，而且有富裕，才能拿出多余的供给庙里神仙。

最令人惊讶的是鱼米之乡常熟城外沙家浜，它的富裕程度是满洲国和华北无法比的，当地老百姓供养新四军伤员“一日三餐九碗饭”，虽然有人说这九碗是小碗，小碗就少吗？换忆苦思甜的1970年代试试，人人口粮有定量，谁家能给外人一日三餐九小碗？这也足以说明，阳澄湖老百姓不缺粮。

《董存瑞》电影里，日本投降后，四虎子和老乡谈今后打算。老乡说，回家，养头牛，找个老婆，弄几亩地。

普通人家还是有盼头的。

大碗与小碗。作者摄

郭建光说“一日三餐有鱼虾”，这个搁到今天也绝对够奢侈了。今天，阳澄湖大闸蟹，便宜的几百，贵的过千。

旧社会吃糠咽菜的有没有，肯定有，北方的冬季青黄不接，再逢到偶尔天灾，闹个饥荒，吃糠咽菜的事肯定有，就跟东北人不吃大米吃小米一样，有的是饮食习惯，有的是季节问题。南方人说小米是喂猪的，以为东北人太穷吃不起大米吃小米，东北人吃小米和穷无关。

如果在红色经典里都找不到糠菜窝窝，只能说，这不是那个时代普遍食品。

也就是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吃糠菜窝窝，对大部分的过来人来说，不是忆，而是尝，绝大部分过来人没吃过那玩意儿。

1970年代

（中）

吃饱就是最高追求

其实，今天小学生忆苦思甜，我是赞成的，就物质角度而言，今天的生活的确很甜，让孩子知道过去的苦，对他们有好处。

但我支持忆计划经济的苦，思改革开放的甜。

虽然今天的孩子不能像阳澄湖的沙家浜一样“一日三餐有鱼虾”，但大多数孩子鱼、虾、肉、蛋想吃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爹妈有钱，不限量，肯德基、麦当劳想啥时去，就啥时去。

这种饮食自由是他们父母的父母辈不敢想象的。

但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1970年代的忆苦思甜，那是一个以吃饱饭为最高人生追求时代，何甜之有？

1970年代的孩子们

计划经济，吃、穿、用全部限量，凭票供应。那种感觉就像喂猪，给你啥吃啥，吃多少他定，当然是按照生存需求的下限。

主粮每人每月三十斤上下，有大米、白面、玉米面，食用油每人每月半斤（东北每人每月三两），肉、鸡蛋、糖、芝麻酱，买衣买鞋，就没有不凭票限量的。

这种日子啥滋味？过来人都知道。你要非说它甜，那就无须改革开放了。

可1970年代，就说这是甜，为了显现当时的甜，忆苦一定要请老工人、老农民，苦大仇深那种，讲述他们经历过的苦日子。

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忆起苦来五花八门，时空错乱。

各地都有这样的传说：老农民忆着忆着就拐弯了。说全村没粮食吃，粮食都被大队收走了，想出去要饭，村口给堵住了，就去剥榆树皮磨面吃，榆树皮不消化，肚子大，就浮肿了。

台下组织者一听，话头不对，这不是1949前，这是1960。立即上台把他请下来。

这种故事传说很多，各地都有，但我没亲身经历，说个亲身经历的。

天津海河三岔河口附近有条街叫三条石，一条街都是小作坊，为三岔河口过往船只和估衣街商号做机加工维修、缝补浆洗等服务，忆苦思甜，三条石就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典型。

其实在有九国租界，有红三角纯碱、东亚抵羊毛线和大中华橡胶的天津，三条石顶多算作坊。每个作坊雇人不超过五个。大多时候，掌柜自己也要参加劳动。就是说他们顶多就是汴梁清明上河图那种小业主，算不上资本家。

我妈学校工宣队有个老师傅，很小从河北农村来城里做童工，就在三条石一个染坊。他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

师傅故事里最苦的故事，就是老板像周扒皮一样，天不亮就赶他起床，一直干到深夜，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的不好，过劳和营养不良，让他落下好多的病。有次关门打烊后，他在染布的大铁锅里加上水，烧上柴火，然后躺进去洗澡，又累又困，就在锅里睡着了，直到水温升高，烫屁股才惊醒，他一直庆幸，幸亏烫醒了，否则就被煮熟了。看，资本家多残忍。

他的故事印成小册子，全国发行，所以，全国各地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

那个师傅姓寇。寇老师傅如果今天还活着，我想，他应该比谁都理解什么叫996。

我问过父母，就食品供应而言，他们一生最苦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他们不加思索就说1960那三年，母亲称那个时候叫“度荒”。

人这一生，吃好吃歹，都可忍受，必须吃饱，“度荒”年代最可怕的是——吃不饱。

鸡蛋不吃，营养差点，奶少，可以喝豆浆，食用油每人半斤少点，可以买肥肉炼猪油，所以那时的人有吃油渣的习惯。

但是，1960到1962年上半年无解，那是真饿肚子。

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计划经济可以让撒哈拉的沙子短缺。

这话我赞成。计划经济物质紧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祸。

对亲历者而言，计划经济最可怕的象征莫过于票证限量供应，那种票证限量管理的时代，太可怕了。

孩子们，思“改革开放”的甜吧，没有改开，不会有肯德基、麦当劳，如果倒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即便肯德基麦当劳还在，吃汉堡都要带粮票了。

（下）

“忆苦”年代

活得最“甜”的一群人

1970年代，“忆苦思甜”的时候，全中国人处在吃不饱、吃不好的饮食状态，但有一批人却体验了“饮食自由”，好东西随便吃，也由此让人明白，东西不是没有，而是限制供应。

全中国在国内忆苦，他们在海外“思甜”，这就是坦赞铁路建设者。

中国外派劳务合同期两年，所以，很多坦赞铁路人的回忆里，前半生最美好的日子就是那两年。

坦赞铁路建设1969年开工，到1976年移交，恰好是 wenge 的后半程。也是中国民生供给最暗淡的时期。计划经济，食品、日用品全部定量供应，油半斤，蛋糖限量。这个时期援建坦赞铁路的工人饮食是怎样的？

今天的中国非洲铁路维修项目营地。作者摄

我在坦桑尼亚中央铁路89公里项目营地，看到工人的餐桌上，龙虾、螃蟹、大虾应有尽有，水煮鱼、清蒸鱼，川菜是川菜的样子，粤菜是粤菜的味道。

我好奇，坦赞铁路时期，工人吃什么？

项目负责人说，今天工人吃什么，坦赞铁路时期就吃什么。

如果坦赞铁路时期就有今天这样的饮食供应，那和1970年代初的国内比较，差别也太大了吧！

一位四川局工人回忆，出国前，先进北京培训。来到铁道部对外办驻地北蜂窝，第一天就有一个大惊喜，吃到了红烧肉，而且是隔天就吃一顿，这让来自四川、东北即将援坦的铁路工人大为艳羡：北京人太有福了，经常有红烧肉吃。

其实那是给他们的“特供”，那时，全国人民都差不多，北京人平时可吃不上红烧肉。

对外办的培训负责人告诉工人们，到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你们吃得会更好。

果然没错，到了非洲，铁路人就实现了“饮食自由”，食品种类丰富，主食不限量，肉、蛋不限量，海鲜也随便吃。

坦赞铁路营地，早餐提供煮鸡蛋，不限量，随便吃，管够，工人们大喜，玩命吃不说，剩下的偷偷揣口袋里带走。

师傅看见了告诉大家，煮鸡蛋不限量，天天有，在坦桑尼亚的两年里你可以随便吃，不必带走，这里天气热，带走容易坏。

工人们听了，不好意思地将鸡蛋拿出来。

事实的确如师傅所说，坦桑尼亚的两年里，他们每天早餐都有煮鸡蛋吃，而且不限量。

出了达累斯萨拉姆，到了营地，人们发现，当地除了木瓜、面包果、香蕉（蔬菜类香蕉，口感像土豆），似乎没别的蔬菜。于是，从进入曼古拉前进基地开始，中国人就从国内带菜种子，自己种菜。以后每到一个营地，种菜就成了一个大事情。

在西部小镇姆贝亚，我们去看了一个坦赞铁路时期留下来的菜园子。很普通的一片菜地，种着圆白菜、西红柿。老坦赞工程师卡杜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姓王的铁路工人开垦的。

姆贝亚坦赞铁路时期的菜园子。来自美国坦赞铁路研究专家孟洁梅书籍《非洲的自由之路》

在姆林巴，也有这样的菜园子。

前中川国际董事长陈克浩说，当地人种植，没有畦和垄的概念，种玉米都是找个空地直接撒上玉米粒，中国人告诉他们种地要做畦和垄。2012年，他重回坦桑，在姆林巴镇，当地人告诉他有中国餐供应，他好奇什么是中国餐，结果，端上来的是鸡蛋西红柿。

这是坦赞铁路的另一意外收获，物种迁徙和教会当地人蔬菜种植。

第二天早餐，我们走进餐厅，油条、豆浆、豆腐脑之外，居然还有龙虾。早餐吃龙虾？我们问，师傅解释，这里龙虾比肉便宜，能多吃就多吃。

坦赞铁路时期，海鲜供应也是这样吗？中资公司负责人说，一样，而且更便宜。

从主食限量、肉蛋糖限量的中国，来到主副食随便吃，海鲜随便吃的非洲，当时铁路人的感受是什么？

很多坦赞铁路建设者都有一个海参的记忆。初到坦桑尼亚，工人们发现餐桌上有一种黑乎乎、软榻榻，还带刺的虫子，怎么看怎么觉得恶心，就把那东西从碟子里择出去。

厨师见了，忙告诉大家，千万别扔，那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海洋生物，工人才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海参。

今天的中资公司东非总部就是当年坦赞铁路指挥部，北面是个货场，货场往北就是货运码头。当年，货运码头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滩，海滩上爬满螃蟹等海洋生物。坦桑尼亚人不吃带壳的海洋生物，所以，那些东西到处泛滥。

中国人见了大喜，下班没事就跑去海滩抓螃蟹。

坦桑尼亚人见中国人爱吃螃蟹、龙虾，就去抓了卖给中国人。渐渐地，这里的海鲜市场开始设有专门的摊位，售卖带壳的海洋生物。直到今天，达累斯萨拉姆海鲜市场的螃蟹等海产品主要的光顾者就是中国人。比起四十年前，价格贵了不少，可跟中国比，还是便宜得让人抓狂。

1969到1976年，国内政治风暴疾风骤雨，批林批孔、批邓右倾翻案风、反潮流、忆苦思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坦赞铁路是寂静港湾，这里不搞政治运动。指挥部领导就一个想法，把身体弄得棒棒的，保证施工。坦赞铁路的饮食自由和国内比起来，简直就是人在天堂。真正有理由“忆苦思甜”的是坦赞铁路人。

劳务期结束，回程可以购买免税商品带回家，在达累斯萨拉姆免税店，大家发现了红灯收音机、大白兔奶糖、海鸥手表和永久自行车，而且很便宜，于是惊呼，难怪国内买不到，都在这里啊！

四川建设者回忆，两年的劳务合同结束，从达市乘船到广州，再坐火车到成都。下了火车，队伍解散，大家忽然产生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饮食自由”的时代结束了，节衣缩食的时代开始了。

有些人回去后，重新申请，继续要求参加坦赞铁路建设，当然理由都是支援世界革命。

就我知的，“重返坦赞铁路”的就有好几个。

我第一次去坦桑尼亚，营地一个翻译已经60多了，来自东北局，坦赞铁路时期，他就来了两次。1990年代，英国修建的中央铁路维修140项目，他又来了。我们去坦桑时，他已经退休，听说中央铁路89公里项目开建，他又找到已经是中资公司总裁的当年140项目经理，得以破例第四次来到坦桑尼亚。

他说，坦桑有美好回忆。

中国人的生活改善是在改开之后，结束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焕发出活力，完全实现“饮食自由”，是在入世之后。不得不说，今天的食材和食物供应太丰富了，和坦赞铁路工人一样。只要你有钱，鸡蛋海鲜也随便。不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