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历史
关于反思文革，司马南说：“执政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虽然在30多年前的文件中写了彻底否定文革，但民间要求重新反思文革暗流涌动愈发声势浩大。”本文摘自2016年5月16日司马南博客。
201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50周年。图为5月13日，在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的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图源：Reuters/VCG）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对这50年的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文革没有随着改革而洇灭，而是与改革互为参照系。
首先是过去文革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不好。那个时候说“彻底否定文革”，很多人都很高兴，欢天喜地上街去庆祝，老百姓欢欣鼓舞那是没有掺假的。
那时的叙事逻辑是：四人帮是坏人，揪出了四人帮，以后大家都过好日子了，文革结束了，现代化的中国指日可待。物质匮乏，不好的社会现象，大家所不满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文革造成的。所以把四人帮抓了关了、判了、杀了，天下太平，咱就一门心思奔好日子了。
50年过去了，中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量直追美国，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在这欢欣鼓舞的成就的后面，另外一些当时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不会想到，50年之后同样存在着一些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甚至令人发指的现象，那么到哪里去找根由呢！
反共右派说，那是因为否定文革不彻底……多数人对这种说法报之一笑，呵呵！文革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现在老百姓越想越觉着与今天的贪官好象对得上号。“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与今天人们看到的残酷的现实竟然不谋而合，文革初衷要解决的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的问题，经过50年的发酵，已经积重难返成了真问题。
如果说那个时候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处理有些过火的话，后来则是缺少必要的制约，与此同时，工人农民的主体地位渐渐地丧失了被边缘化了。很多老百姓都意识到，应当有一个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原来以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方法可行，但现在看起来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方法也有自己的问题，甚至他们本身就是问题之所在。
还有迫在眉睫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还有严重影响改革深化的利益集团问题，还有文化的低俗化娱乐化，娱乐至死的问题，还有那些在1949年革命当中被推翻了的阶级神气活现的重来他们重新起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炫富炫宗的问题，还有共产党失去先进性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失去理想感召，越来越世俗化娱乐化堕落化无底线化的问题，还有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扩大化趋势的问题，还有在过去不成其为问题的极端分裂恐怖势力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为一个参照系，回过头来又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价值取向及后来的社会效果。
简而言之，改革像是一个反骨期青春期的少年，诺大的世界充满了诱惑力，投身到了外边的世界，瞧不起原生家庭（文革）那一套，以挣脱这个家庭的联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为动力，在外边轰轰烈烈折腾了50年，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当年勇敢固然勇敢，但未免有些冲动，事情的复杂性非青春期反叛那样简单，实现与旧的中国的彻底决裂，把那10年从成长的记忆中抹掉做不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心里充满了沧桑落寞，沉沉夕阳之下被诅咒成独裁黑暗纳粹法西斯的文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甚至有一种美学的价值。
执政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虽然在30多年前的文件中写了彻底否定文革，但民间要求重新反思文革暗流涌动愈发声势浩大。
30多年来，把文革说得十分不堪，又是“伤痕文学”，又是“崩溃到边缘”，始终是有话语权的精英们在叙述历史，就好比是大剧院里演戏的始终是台上的人，台下的人始终是看戏的。演戏都在哭，演戏的人说我很痛苦，演戏的人说文苹革是惨无人道的社会，我简直无法忍受了……看戏的人会被感动一时，但毕竟和台上演戏的精英不同。正所谓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大的方面分，台上是个阶级，台下是另外一个阶级。
关于文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得势的与失势的精英，始终是他们垄断着话语权，文革是他们解释体系中的文革。经过50年的社会变化，最普通的老百姓偏向于接受从自己切身的经验当中理解的文革。文革当然有很多不好，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多不好，老百姓需要的是把两个好结合到一块儿，把两个不好都去掉，两个历史阶段中的不好，都是不好，两个历史阶段中的好，都是好。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非黑即白”两分法的简单逻辑，他们会把那些把文革说成是纳粹法西斯的人的酸调调，例如《往事不如烟》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作者，例如北大的那个著名的法学教授，当成是矫情，或者别有用心。
执政党既无法消除今天社会中较为普遍存在甚至有扩大化倾向的，包括黄赌毒黑在内、腐败现象在内、两极分化在内的社会丑恶现象，执政党也无法拿出有说服力的东西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所以我多次讲过，如果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个通知（516通知）是1号文件的话，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2号文件。
我们现在需要3号文件。
现在我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问我，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可以讨论、分析、反思文革的阶段？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我的回答是既到又没到。
改革经过了30多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让人们来重新反思文革了，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30多年的实践对于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应该作出一些必要的反思吗？这种反思难道不应该建立在讨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吗？精英垄断关于文革话语权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做出某些必要的改变吗？执政党的认识有了30多年领导改革的历程，再写决议的时候对30多年前的那些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的文字，难道不能做出一些升华了的修正吗？“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的18届中央集体难道没有雄心壮志对历史经典做出重新解读吗？
我的这些反问句，倾向于认定今天反思文革是时候了是有条件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反思文革今天还有一些条件不具备。
我们距离那段时间历史还是太短，若干利益相关人若干利益攸关方，若干家族他们的势力还在人没死，他们的孝子贤孙还在不停地折腾，他们不允许重新反思文革，他们从他们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境遇出发，不允许别人重新反思文革，尤其是不允许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边缘人群的反思。
他们自诩为反思文革专业户，他们只允许州官满山遍野的放火，把文革说成比纳粹法西斯还不如，他们越是病态极端的夸张，便越能够得到有关势力的奖赏和鼓励，形成心理学上的“奖励机制”，这既是一种心理动力机制，也是一种商业模式。某些领导干部希望喜欢在这种商业模式面前扮演开明，当开明绅士，不是东郭先生一般的愚蠢，便是别有用心的两头下注。
还有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中似乎受了一些刺激，相当于得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文革综合症”，他们天天骂别人要搞文革，指责唱红歌是文革，指责打黑社会是文革，指责老百姓要求共同富裕是文革，指责干部下乡是文革，指责农村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文革……他们异常活跃高度敏感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力量不可以低估，反思文革会遭到他们的殊死搏斗拼命反抗，借助互联网，他们很可能酿成灾害很严重的厄尔尼诺。
除了这两部分人之外，中央领导集体在这几股势力的夹击之下，纷杂的舆论，海外意识形态的羁绊，地球村村长团伙的自诩普世价值的是经济文化外交高压，聚精会神搞建设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中希望其中多数人意见，减少杂音的干扰，避免社会撕裂，专注于解决经济增长新常态问题的中央领导集体颇费踌躇。
就时间而言，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比方说，近到建党100年，远到建国100年，那个时候关于文革，人们或许更容易写出3号文件来。
简单地说，反思文革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一定的，今天不行，那就明天，明天不行，那就后天。不让反思是没有道理的，那些要共产党下台的势力只允许自己反思不允许别人反思才是真正的法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