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隐密苏谍、红色代理人，你应该知道的张学良 （中） — 东北易帜

五 杀害杨常

1929年1月10日晚，“东北易帜”后第十二天，张作霖时代的二位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被枪杀于张学良府邸--奉天大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

10日下午临时决定杀死杨、常后，张学良迅速进行了周密部署：以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贴身侍卫副官谭海二人率另外四位卫士在帅府内执行处决，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刘多荃警卫帅府内外，派驻奉独立步兵第七旅（原陆军第十九师）中将旅长王以哲守备奉天全城。为杀二个人，张学良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宇霆、常荫槐在劫难逃。

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宇霆？是私怨、派系斗争，或者权力之争这些广为流传的原因吗？全都不是。张学良之所以要除掉杨宇霆，是因为杨的政治立场与张学良无法共容、势不两立。杨与张的政治立场怎么就势不两立了？杨宇霆是张作霖亲日敌苏、反苏反赤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杨的政治立场和老张是高度一致的，而张学良，小张则是一个特别党员，秘密的苏联间谍和红色代理人。张学良怕的不是杨宇霆夺权，东三省当时没有人能与张学良竞争最高统治权力，有兵权的张作相做不到，已削去兵权的杨宇霆更无可能；张学良怕的是“智计深沉”的小诸葛杨宇霆，将会察觉自己与苏联的隐秘关系、隐秘合作，并进而推断出自己与“皇姑屯事件”，与张作霖、吴俊升之死的关系。所以，杨宇霆的存在，对张学良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张学良必须除掉与自己政治立场无法共容，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的眼中钉、心头刺、绊脚雷杨宇霆。（种种迹象表明，杨宇霆生前并未察觉，至少并未确定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他应该没有清醒意识到，自己是张学良的政治死敌，是被张学良列在死亡名单第三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前两位是张作霖、吴俊升。）

张学良早有剪除杨宇霆之心。1925年冬，张学良隐于幕后，由副手郭松龄出面发动滦州兵变，郭在（代表张）所发的反奉通电中提出三大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如果张、郭兵变成功，那么杨宇霆当时就或被杀，或逃亡了。

虽然杨宇霆必须死，但是，已大权独揽的张学良，根本不必刚刚易帜12天就手染血腥，由“和平天使”骤变为血案元凶，他完全可以等更好的时机，安排更好的方式来除掉杨宇霆，就象他让众多奉系老人神秘消失那样。

张学良是1月10日下午突然决定杀死杨、常，并立即进行部署的。10号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张学良迫不及待要在自己府邸内制造骇人血案？

杨宇霆、常荫槐之死与中东路有关。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二人指出，中东铁路本应中苏合办，但苏联一直排斥中方参与管理，独自把持路务，且拒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管辖（、制约），因此，有必要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统一管理东北铁路路务，并将中东铁路也纳入中方的管辖范围之内。（据说，）杨宇霆还推荐常荫槐（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担任该公署督办。

注：《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原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合办。但苏联根据这两个协定，作为沙俄继承者接收中东铁路资产后，将中方排斥在路务之外，独自把持了中东铁路运营、管理权。《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奉俄协定》为苏联与张作霖方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于1924年9月20日签订。

杨宇霆、常荫槐提议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试图对苏控中东铁路加以管辖，这一“提案事件”，这就是二人当天被杀的引爆器。

是杨常的提议有什么不好吗？不是。这一提议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合法权益，对中东路苏联管理方加以制约的正当之举，而且，以此起步，还可尝试逐渐收回中东路路权，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那么，是“请张学良委任常荫槐为公署督办”这一要求太贪权、太过分了吗？也不是。常荫槐先后担任过京奉铁路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当时正担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东北交通、路务管理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当之无愧是“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一职的最佳人选，杨宇霆的推荐合情合理，毫无过分不当之处。

也就是说，杨宇霆、常荫槐当天根本没有过错（那些伪史捏造的态度问题我直接忽略了），而且，就算张学良不同意二人的提议、方案，或者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理由气壮地为予以否决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为此事杀人呢？

那么，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学良动了杀机，而且立即部署杀人？

因为杨、常二人碰了不能碰的中东路！

杨、常以为在为东北、为国家办一件好事，他们却茫然不知，自己无意中触中了张学良的隐秘、大忌，并置其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中国东北领导人，理应支持杨常建议，维护国家主权，制约苏方，设法将中东路纳入中方管辖，尝试逐步收回路权；但作为苏联代理人，一名特别党员，他又必须维护苏联在中东路的特权。苏控中东路具有保持苏联在东北的强势存在，和作为苏联与张学良沟通桥梁的双重意义。

双重身份者张学良无法说服杨、常放弃提案，他否决的真正理由是无法宣之出口的。双方将僵持不下，随着讨论、知情范围的扩大，事态的发展将会失控，无法收场。人们将无法理解张学良否决提案的立场，进而，很自然地，人们将会怀疑张学良与苏联的真正关系，之后，张的隐秘身份，张的其它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与苏联共同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生父张作霖及吴俊升）将随时可能暴露。。。

不立即终结“提案事件”，那么，这一事件就可能导致张学良政治生命的终结。这就是“提案事件”发生当天，张学良立即以雷霆手段，急不可奈地将杨常二人迅速处死的原因。

杨宇霆、常荫槐的提案，客观上是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和“改订新约运动”的呼应。为了避免“革命外交”-“改订新约运动”损害、终结苏联的中东路特权，也为了避免东北内部再出现新的不知趣的杨宇霆、常荫槐，几个月后，张学良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在这幕大戏中，张学良打着响应“革命外交”-“改订新约运动”的幌子，却用与“改约运动”背道而驰的强行、暴力手段（“改约运动”使用对话、谈判、协商等外交方式，采取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温和手段），故意挑起事端，为苏联制造出兵东北的借口；而后牺牲两个旅的东北军将士，故意制造惨败；继而以惨败为籍口，越过国民政府，私自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以此延续、确认苏联的中东路特权。“中东路事件”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了以外交手段收回中东路的机会。

1月11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孙传芳、郑谦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请进府内，宣布了对杨、常的处决。

郑谦（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入府后，随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来到另一房间，为张学良草拟电报，以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提笔良久，两眼呆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一会，郑谦将笔丢下，起身要走，高纪毅将其拦往并警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好重新坐下，但仍旧木然不动，久久无法动笔。最后改由刘鸣九（张学良机要秘书）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郭松龄杀姜登选，很可能是奉张学良的指示）装棺，听由杨、常亲友吊祭。

不久，郑谦也遇害身亡（另说吓死或病故）。

郑谦生前历任黑龙江督署秘书长、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江苏省省长、安国军司令部秘书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等职，曾被提名北京政府内务总长。1925年9月，杨宇霆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杨、郑二人曾搭档治苏（郑谦1925年2月已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

郑谦、杨宇霆、常荫槐三人都是张作霖生前极为倚重、信任的东北重臣。

11日清晨，孙传芳应召入府后，张学良对他说：“馨远（孙传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邻葛（杨宇霆字）和瀚襄（常荫槐字）被我处决了。”

孙传芳心中震骇无比，但强作镇定，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

当天回到家中，孙传芳对夫人周佩馨说：“杨常被张学良杀了，我很危险，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马上离开奉天去大连。” 第二天，孙传芳乘早班火车避走大连。

孙传芳与张学良的两大政治死敌张宗昌、杨宇霆都有良好的关系。

自1926年冬至1928年春，孙传芳、张宗昌分率五省联军和直鲁军，在苏、皖、鲁、直等省并肩作战，共同对抗北伐军，相处非常融洽。1927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率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从郑州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在中原战事的暂歇期，张学良制定了“新乡兵谏计划”（“滦州兵变”Ver.2），计划联手阎锡山、孙传芳，消灭张宗昌的直鲁军，逼张作霖下野。孙传芳、张学良、张宗昌三人彼此都换过兰谱结过拜，主力已经折损大半的孙传芳两边都不想得罪，也都得罪不起，但相对更倾向于张作霖、张宗昌一边。在“兵谏”发动前，孙传芳给张作霖透了个风（估计是只透露了部分情况，并作了淡化），已焦头烂额的老张将小张召去，只是臭骂一顿便了事。

孙传芳与杨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说，“孙传芳白天在帅府办公，晚上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张学良在张氏帅府官邸内给孙传芳设了一个“孙联帅办公室”）。”孙传芳反苏反赤立场之坚决，仅次于张作霖、张宗昌。1926年冬，孙传芳与张宗昌联袂入京，力主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北洋各系对抗北伐军；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时，孙传芳与张宗昌也是两个最重要的推戴者。

1月11日（杨常被杀次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通告“杨常事件”，通电中给杨宇霆强加的罪状包括“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孙传芳、张宗昌对抗北伐军坚定与不妥协，远胜过杨宇霆，加给杨宇霆的罪状，完全也可以用在孙传芳身上。这个通电，应该坚定了孙传芳12日晨离奉避走大连的决心。

张学良的死亡名单上应该也有孙传芳的名字。当然，刚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的张学良不必立即对孙传芳下手，也不必直接下手。

孙传芳暂时逃出生天，但7年后他还是死于苏联-共产国际的谋杀。1932年9月张宗昌陨命济南火车站，1935年11月孙传芳血溅天津居士林佛堂，都与张学良或苏联-共产国际有关，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私人仇杀掩饰的政治谋杀。张宗昌被杀案的幕后主持人是张学良，由张学良、韩复榘、石友三共同布局，由韩复榘具体部署、实施。这两起事件在后续章节还将再作展开。

遇害的张作霖忠属不只杨宇霆、常荫槐、郑谦三人。25年冬不附从张学良、郭松龄“滦州兵变”的镇威军（即奉军）“津榆驻军”四个师长，除高维岳外，其它三人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都人间蒸发，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再无任何消息音讯。

死亡蹊跷莫明的还有奉系重要将领韩麟春。25年冬姜登选被郭松龄杀害后，韩麟春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此后与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27年4月，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等发动“四一二清共”，宁汉分裂，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宗昌直鲁军、孙传芳军在徐州一带展开拉锯激战，在此期间，蒋介石派何成浚（即何成濬）去山西游说阎锡山（支持宁方，并出兵与奉军作战），途经北京时，何成浚受到韩麟春的招待（二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兼好友）。何成浚对韩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晋游说阎锡山，对张学良了解颇深的韩麟春对何成浚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国民党），并且可做共产党。”

何成浚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在这次韩、何会面之前，何、张之间应该已经有了秘密往来。

韩麟春的死亡时间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诸多说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脑溢血、被（张作霖或张学良）毒杀等多个说法。一个奉军屈指可数的顶级将领，其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连官方记载都没有，这是很异常的，韩麟春的死，一定牵涉重大的秘密和难言之隐。

韩麟春有个弟弟叫韩麟征，参加过1927年秋冬奉军对晋军傅作义部的涿州战役（涿州围困战），他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旅（旅长王以哲）第三团团长。这个人后来也消失了，下落不知，生死不明，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
注：张学良的卫队旅于1928年初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整编军队，化师为旅，第十九师又改编为独立步兵第七旅，驻奉天（沈阳）。第七旅在“杨常事件”中负责奉天城防守备。

上述若干疑点指向同一个结论：韩麟春也死于张学良谋杀。

张学良还以裁军、改编、屯垦等手段，褫夺了张作霖时代众多将领的兵权，代以自己的亲信，和自己培养起来的少壮派；一些因参加郭松龄兵变而被张作霖免职的张学良、郭松龄心腹，如高纪毅，也重新回到张学良身边，并被委以要职。

张学良杀害、排斥富有经验、卓有能力、老成持重的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张作霖旧臣，代之以年轻气盛、眼高手低、轻率莽撞的少壮派亲信；
以一已意志为尊，制造恐怖气氛，制造个人崇拜，独断专行，破坏了张作霖时代高层间宽松平等、畅所欲言的议事作风；
将张作霖亲日反苏的外交政策彻底抛弃，一边倒地反日、排日，暗中通苏，自作聪明地推脱、敷衍、拖延日本的“维权”交涉（日本与张作霖及北京政府签订的相关协约中规定的日人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满蒙铁路敷设权等），甚至以戏耍日本的心态对待日人的交涉。。。
以上这些，都为酿成“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对日本军界而言，既然外交交涉之路已绝，那么就只有武力解决一途了。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调查的中村震太郎被杀并毁尸灭迹，是张学良反日联苏的自然结果，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军少壮派，使“九一八事变”无可避免。

杨常被杀后，张学良炮制了会审文件、法律手续，捏造了杨的各种罪状，编造了一系列杨宇霆恃才放旷、不知进退、嚣张跋扈、骄横不驯，屡次冒犯张学良，自寻死路的故事，把与白崇禧齐名的小诸葛，“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陈布雷语）的张作霖头号智囊描绘成了一个不谙处世之道，不知死活的莽夫蛮汉。直至晚年，张学良还在编造杨宇霆“偷买了军火”，即“等于准备叛变”的无耻谎言。

张学良集团编造、捏造的经不起推敲的海量谎言，被文学界、史学界，包括一些史学名家不加甄别地作为信史、依据，到处照搬、照抄，引用、传播。这是张学良的系统性谎言广为流传，泛滥成灾，几乎完全淹没真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以张学良研究大家张魁堂老先生（已故）的《张学良传》一书为例，探讨一下有关史料的真伪问题。

比如，《张学良传》“杨常事件”一节中说：“滦东军务结束后，杨宇霆回奉天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

这一说法根本不可信。杨宇霆虽然长期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但是并不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实际的兵权，直到1927年冬韩麟春突然中风，张作霖才命令杨宇霆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和时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这可以说是杨宇霆首次握有兵权。杨宇霆没有时间在奉军中深植自己的党羽，而且嗜权如命的张学良也不会允许杨宇霆在奉军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杨宇霆的权力完全来自张作霖，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即失去了自己在奉军中的唯一依托，此时被重用、得势的清一色是张学良的亲信、心腹，杨宇霆没有自己的势力，怎会毫无自知之明地“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呢？

《张学良传》引述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轶事》一文说：“易帜那天，张学良与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来的代表合影，杨宇霆拒不参加，挟起皮包愤愤而去，被记者摄入纪录片中，这当然使张学良难堪。”

试问，上述情节被摄入了哪部记录片中？这部记录片还现存于世吗？即使易帜的有关合影中真的没有杨宇霆，是杨宇霆拒不参加，还是未被邀请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13名委员中根本没有杨宇霆，而且，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28年1月12日，而杨宇霆被杀害于1928年1月10日，何来杨宇霆拒不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国民政府来的代表合影”一说？拒不参加合影的，是杨宇霆的冤魂吗？

《张学良传》中又说：“他除了兵工厂督办外，并无其他任职，但许多军政会议，他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据说还背地叫张为‘阿斗’。”（注：这段话可能也是张老先生引自荆有岩的文章）

稍稍用常识判断一下，便知这番说法也很可笑。杨宇霆的总参议、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等重要职务都已被张学良免去，只剩一个“兵工厂督办”的挂名，“以智计深沉闻于世”的杨宇霆难道不明白张学良要他靠边站么？杨宇霆难道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吗？“许多军政会议，他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这么做的人，是“以智计深沉闻于世”的小诸葛？是张作霖倚赖、欣赏的头号智囊？还是一个不明进退、不识时务、没事找死的2B？请问九泉之下的张老先生，在将这样的所谓“史料”写入自己作品之前，难道没有想过应该先作一下史料的甄别吗？

《张学良传》中还说：“常（荫槐）与杨宇霆交谊很好，他在黑省特设山林警卫队，扩编武装约2万人，曾得到杨的支持，张学良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对常也有戒心。常也骄横，轻视张学良，背后散布张不久于人世，接替者舍杨其谁的流言。”

这些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捏造之辞。“常荫槐扩编山林警卫队2万人”有没有经过张学良批准？如果张批准了，那么常荫槐此举有何不法不当之处？如果未得到张的批准，那么常的行为即构成重大罪行；然而，处死杨常后，张学良通电公布的二人众多罪状中，根本没有任何与“私设武装”或“扩编武装”相匹配或相关的罪状？常荫槐“背后散布张不久于人世，接替者舍杨其谁的流言”简直是荒诞不经，常向谁散布了？要怎样让不满30岁的“张不久于人世”，杨宇霆有接替张学良的势力基础、传统基础、舆论基础吗？保命都力所不及的杨宇霆、常荫槐，还要去散布取代张学良的流言，是嫌自己死得不快吗？编造这些谎言，目的就是暗示，杨、常二人是自寻死路，所以张学良不得不杀，从而，张学良杀人的真正动机，人们就不会去追究了。

为了掩藏自已的隐秘，张学良必须成为脂粉最重的戏子，为了欺骗世人，张学良必须成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多产的谎言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