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隱密蘇諜、紅色代理人，你應該知道的張學良 （中） — 東北易幟

五 殺害楊常

1929年1月10日晚，“東北易幟”後第十二天，張作霖時代的二位重臣楊宇霆、常蔭槐被槍殺於張學良府邸--奉天大帥府老虎廳，史稱“楊常事件”。

10日下午臨時決定殺死楊、常後，張學良迅速進行了周密部署：以奉天警務處長高紀毅、貼身侍衛副官譚海二人率另外四位衛士在帥府內執行處決，由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衛隊統帶劉多荃警衛帥府內外，派駐奉獨立步兵第七旅（原陸軍第十九師）中將旅長王以哲守備奉天全城。為殺二個人，張學良布下了天羅地網，楊宇霆、常蔭槐在劫難逃。

張學良為什麼要殺楊宇霆？是私怨、派系鬥爭，或者權力之爭這些廣為流傳的原因嗎？全都不是。張學良之所以要除掉楊宇霆，是因為楊的政治立場與張學良無法共容、勢不兩立。楊與張的政治立場怎麼就勢不兩立了？楊宇霆是張作霖親日敵蘇、反蘇反赤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楊的政治立場和老張是高度一致的，而張學良，小張則是一個特別黨員，秘密的蘇聯間諜和紅色代理人。張學良怕的不是楊宇霆奪權，東三省當時沒有人能與張學良競爭最高統治權力，有兵權的張作相做不到，已削去兵權的楊宇霆更無可能；張學良怕的是“智計深沉”的小諸葛楊宇霆，將會察覺自己與蘇聯的隱秘關係、隱秘合作，並進而推斷出自己與“皇姑屯事件”，與張作霖、吳俊升之死的關係。所以，楊宇霆的存在，對張學良來說是巨大的威脅。張學良必須除掉與自己政治立場無法共容，對自己構成巨大威脅的眼中釘、心頭刺、絆腳雷楊宇霆。（種種跡象表明，楊宇霆生前並未察覺，至少並未確定張學良與蘇聯的關係，他應該沒有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張學良的政治死敵，是被張學良列在死亡名單第三位，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人物。前兩位是張作霖、吳俊升。）

張學良早有剪除楊宇霆之心。1925年冬，張學良隱於幕後，由副手郭松齡出面發動灤州兵變，郭在（代表張）所發的反奉通電中提出三大主張，其中第二條，就是“懲辦主戰罪魁楊宇霆”。如果張、郭兵變成功，那麼楊宇霆當時就或被殺，或逃亡了。

雖然楊宇霆必須死，但是，已大權獨攬的張學良，根本不必剛剛易幟12天就手染血腥，由“和平天使”驟變為血案元兇，他完全可以等更好的時機，安排更好的方式來除掉楊宇霆，就象他讓眾多奉系老人神秘消失那樣。

張學良是1月10日下午突然決定殺死楊、常，並立即進行部署的。10號這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得張學良迫不及待要在自己府邸內製造駭人血案？

楊宇霆、常蔭槐之死與中東路有關。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來到帥府老虎廳求見張學良。二人指出，中東鐵路本應中蘇合辦，但蘇聯一直排斥中方參與管理，獨自把持路務，且拒受東北交通委員會的管轄（、制約），因此，有必要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統一管理東北鐵路路務，並將中東鐵路也納入中方的管轄範圍之內。（據說，）楊宇霆還推薦常蔭槐（時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擔任該公署督辦。

註：《中俄協定》及《奉俄協定》規定：中東鐵路（原沙俄在中國東北境內修築）主權屬於中國，由中蘇合辦。但蘇聯根據這兩個協定，作為沙俄繼承者接收中東鐵路資產後，將中方排斥在路務之外，獨自把持了中東鐵路運營、管理權。《中俄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聯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於1924年5月31日簽訂；《奉俄協定》為蘇聯與張作霖方面（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政府）於1924年9月20日簽訂。

楊宇霆、常蔭槐提議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試圖對蘇控中東鐵路加以管轄，這一“提案事件”，這就是二人當天被殺的引爆器。

是楊常的提議有什麼不好嗎？不是。這一提議是維護中國主權與合法權益，對中東路蘇聯管理方加以制約的正當之舉，而且，以此起步，還可嘗試逐漸收回中東路路權，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那麼，是“請張學良委任常蔭槐為公署督辦”這一要求太貪權、太過分了嗎？也不是。常蔭槐先後擔任過京奉鐵路局長，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代理部長，當時正擔任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是東北交通、路務管理當之無愧的第一人，當之無愧是“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督辦一職的最佳人選，楊宇霆的推薦合情合理，毫無過分不當之處。

也就是說，楊宇霆、常蔭槐當天根本沒有過錯（那些偽史捏造的態度問題我直接忽略了），而且，就算張學良不同意二人的提議、方案，或者認為時機尚不成熟，他理由氣壯地為予以否決就可以了，哪裡用得着為此事殺人呢？

那麼，到底、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張學良動了殺機，而且立即部署殺人？

因為楊、常二人碰了不能碰的中東路！

楊、常以為在為東北、為國家辦一件好事，他們卻茫然不知，自己無意中觸中了張學良的隱秘、大忌，並置其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作為中國東北領導人，理應支持楊常建議，維護國家主權，制約蘇方，設法將中東路納入中方管轄，嘗試逐步收迴路權；但作為蘇聯代理人，一名特別黨員，他又必須維護蘇聯在中東路的特權。蘇控中東路具有保持蘇聯在東北的強勢存在，和作為蘇聯與張學良溝通橋梁的雙重意義。

雙重身份者張學良無法說服楊、常放棄提案，他否決的真正理由是無法宣之出口的。雙方將僵持不下，隨着討論、知情範圍的擴大，事態的發展將會失控，無法收場。人們將無法理解張學良否決提案的立場，進而，很自然地，人們將會懷疑張學良與蘇聯的真正關係，之後，張的隱秘身份，張的其它不可告人的秘密（如與蘇聯共同製造皇姑屯事件，謀殺生父張作霖及吳俊升）將隨時可能暴露。。。

不立即終結“提案事件”，那麼，這一事件就可能導致張學良政治生命的終結。這就是“提案事件”發生當天，張學良立即以雷霆手段，急不可奈地將楊常二人迅速處死的原因。

楊宇霆、常蔭槐的提案，客觀上是對南京國民政府“革命外交”和“改訂新約運動”的呼應。為了避免“革命外交”-“改訂新約運動”損害、終結蘇聯的中東路特權，也為了避免東北內部再出現新的不知趣的楊宇霆、常蔭槐，幾個月後，張學良與蘇聯合演了一出“中東路事件”雙簧。在這幕大戲中，張學良打着響應“革命外交”-“改訂新約運動”的幌子，卻用與“改約運動”背道而馳的強行、暴力手段（“改約運動”使用對話、談判、協商等外交方式，採取符合國際規則和慣例的溫和手段），故意挑起事端，為蘇聯製造出兵東北的藉口；而後犧牲兩個旅的東北軍將士，故意製造慘敗；繼而以慘敗為籍口，越過國民政府，私自與蘇聯簽署“伯力協定”，以此延續、確認蘇聯的中東路特權。“中東路事件”也使國民政府失去了以外交手段收回中東路的機會。

1月11日清晨，張學良把張作相、翟文選、王樹翰、臧式毅、孫傳芳、鄭謙等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請進府內，宣布了對楊、常的處決。

鄭謙（時任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入府後，隨奉天警務處長高紀毅來到另一房間，為張學良草擬電報，以報告南京，並昭告東北各縣市。鄭謙提筆良久，兩眼呆直，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過了一會，鄭謙將筆丟下，起身要走，高紀毅將其攔往並警告：“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離開。”鄭謙只好重新坐下，但仍舊木然不動，久久無法動筆。最後改由劉鳴九（張學良機要秘書）執筆，將電報稿擬好。這時始將楊、常屍體從老虎廳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車送到南頭風雨台姜廟（楊宇霆為紀念姜登選修的廟，郭松齡殺姜登選，很可能是奉張學良的指示）裝棺，聽由楊、常親友弔祭。

不久，鄭謙也遇害身亡（另說嚇死或病故）。

鄭謙生前歷任黑龍江督署秘書長、黑龍江省政務廳廳長、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江蘇省省長、安國軍司令部秘書長、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秘書長、東北保安司令部秘書長等職，曾被提名北京政府內務總長。1925年9月，楊宇霆被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任命為江蘇軍務督辦，楊、鄭二人曾搭檔治蘇（鄭謙1925年2月已被任命為江蘇省省長）。

鄭謙、楊宇霆、常蔭槐三人都是張作霖生前極為倚重、信任的東北重臣。

11日清晨，孫傳芳應召入府後，張學良對他說：“馨遠（孫傳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鄰葛（楊宇霆字）和瀚襄（常蔭槐字）被我處決了。”

孫傳芳心中震駭無比，但強作鎮定，把大拇指一伸說：“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殺幾個人行麼？殺得好，殺得好！”

當天回到家中，孫傳芳對夫人周佩馨說：“楊常被張學良殺了，我很危險，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馬上離開奉天去大連。” 第二天，孫傳芳乘早班火車避走大連。

孫傳芳與張學良的兩大政治死敵張宗昌、楊宇霆都有良好的關係。

自1926年冬至1928年春，孫傳芳、張宗昌分率五省聯軍和直魯軍，在蘇、皖、魯、直等省並肩作戰，共同對抗北伐軍，相處非常融洽。1927年夏，張學良、韓麟春率安國軍三、四聯合軍團從鄭州撤退到黃河以北的新鄉。在中原戰事的暫歇期，張學良制定了“新鄉兵諫計劃”（“灤州兵變”Ver.2），計劃聯手閻錫山、孫傳芳，消滅張宗昌的直魯軍，逼張作霖下野。孫傳芳、張學良、張宗昌三人彼此都換過蘭譜結過拜，主力已經折損大半的孫傳芳兩邊都不想得罪，也都得罪不起，但相對更傾向於張作霖、張宗昌一邊。在“兵諫”發動前，孫傳芳給張作霖透了個風（估計是只透露了部分情況，並作了淡化），已焦頭爛額的老張將小張召去，只是臭罵一頓便了事。

孫傳芳與楊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中說，“孫傳芳白天在帥府辦公，晚上則在楊宇霆家中打牌（張學良在張氏帥府官邸內給孫傳芳設了一個“孫聯帥辦公室”）。”孫傳芳反蘇反赤立場之堅決，僅次於張作霖、張宗昌。1926年冬，孫傳芳與張宗昌聯袂入京，力主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聯合北洋各系對抗北伐軍；1927年6月，張作霖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時，孫傳芳與張宗昌也是兩個最重要的推戴者。

1月11日（楊常被殺次日），張學良發表通電，通告“楊常事件”，通電中給楊宇霆強加的罪狀包括“現遠因則釀成戰禍之罪魁；觀近因則破壞和平之禍首，論其罪狀，不獨害我東省，實害我中華。”孫傳芳、張宗昌對抗北伐軍堅定與不妥協，遠勝過楊宇霆，加給楊宇霆的罪狀，完全也可以用在孫傳芳身上。這個通電，應該堅定了孫傳芳12日晨離奉避走大連的決心。

張學良的死亡名單上應該也有孫傳芳的名字。當然，剛剛殺死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的張學良不必立即對孫傳芳下手，也不必直接下手。

孫傳芳暫時逃出生天，但7年後他還是死於蘇聯-共產國際的謀殺。1932年9月張宗昌隕命濟南火車站，1935年11月孫傳芳血濺天津居士林佛堂，都與張學良或蘇聯-共產國際有關，都是精心安排的以私人仇殺掩飾的政治謀殺。張宗昌被殺案的幕後主持人是張學良，由張學良、韓復榘、石友三共同布局，由韓復榘具體部署、實施。這兩起事件在後續章節還將再作展開。

遇害的張作霖忠屬不只楊宇霆、常蔭槐、鄭謙三人。25年冬不附從張學良、郭松齡“灤州兵變”的鎮威軍（即奉軍）“津榆駐軍”四個師長，除高維岳外，其它三人齊恩銘、趙恩臻、裴春生，在張學良主政東北後，都人間蒸發，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再無任何消息音訊。

死亡蹊蹺莫明的還有奉系重要將領韓麟春。25年冬姜登選被郭松齡殺害後，韓麟春接任第四方面軍軍團長，此後與第三方面軍軍團長張學良合署辦公、共同指揮三、四聯合軍團。27年4月，蔣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濟深、蔡元培等發動“四一二清共”，寧漢分裂，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夏，南京國民政府北伐軍與張宗昌直魯軍、孫傳芳軍在徐州一帶展開拉鋸激戰，在此期間，蔣介石派何成浚（即何成濬）去山西遊說閻錫山（支持寧方，並出兵與奉軍作戰），途經北京時，何成浚受到韓麟春的招待（二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兼好友）。何成浚對韓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晉遊說閻錫山，對張學良了解頗深的韓麟春對何成浚說：“閻可運動，未必張不可運動，須知張學良為人，不但可做革命黨（國民黨），並且可做共產黨。”

何成浚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非常非常的不簡單，在這次韓、何會面之前，何、張之間應該已經有了秘密往來。

韓麟春的死亡時間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諸多說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腦溢血、被（張作霖或張學良）毒殺等多個說法。一個奉軍屈指可數的頂級將領，其死亡時間、死亡原因居然不明不白，連官方記載都沒有，這是很異常的，韓麟春的死，一定牽涉重大的秘密和難言之隱。

韓麟春有個弟弟叫韓麟征，參加過1927年秋冬奉軍對晉軍傅作義部的涿州戰役（涿州圍困戰），他當時是張學良的衛隊旅（旅長王以哲）第三團團長。這個人後來也消失了，下落不知，生死不明，再也沒有在史料中出現過。
註：張學良的衛隊旅於1928年初擴編為陸軍第十九師，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整編軍隊，化師為旅，第十九師又改編為獨立步兵第七旅，駐奉天（瀋陽）。第七旅在“楊常事件”中負責奉天城防守備。

上述若干疑點指向同一個結論：韓麟春也死於張學良謀殺。

張學良還以裁軍、改編、屯墾等手段，褫奪了張作霖時代眾多將領的兵權，代以自己的親信，和自己培養起來的少壯派；一些因參加郭松齡兵變而被張作霖免職的張學良、郭松齡心腹，如高紀毅，也重新回到張學良身邊，並被委以要職。

張學良殺害、排斥富有經驗、卓有能力、老成持重的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張作霖舊臣，代之以年輕氣盛、眼高手低、輕率莽撞的少壯派親信；
以一已意志為尊，製造恐怖氣氛，製造個人崇拜，獨斷專行，破壞了張作霖時代高層間寬鬆平等、暢所欲言的議事作風；
將張作霖親日反蘇的外交政策徹底拋棄，一邊倒地反日、排日，暗中通蘇，自作聰明地推脫、敷衍、拖延日本的“維權”交涉（日本與張作霖及北京政府簽訂的相關協約中規定的日人居住往來自由權、土地商租權、滿蒙鐵路敷設權等），甚至以戲耍日本的心態對待日人的交涉。。。
以上這些，都為釀成“九一八事變”埋下了伏筆。對日本軍界而言，既然外交交涉之路已絕，那麼就只有武力解決一途了。進行對蘇作戰情報調查的中村震太郎被殺並毀屍滅跡，是張學良反日聯蘇的自然結果，這一事件極大地刺激了日軍少壯派，使“九一八事變”無可避免。

楊常被殺後，張學良炮製了會審文件、法律手續，捏造了楊的各種罪狀，編造了一系列楊宇霆恃才放曠、不知進退、囂張跋扈、驕橫不馴，屢次冒犯張學良，自尋死路的故事，把與白崇禧齊名的小諸葛，“以智計深沉聞於世，故日人尤忌之”（陳布雷語）的張作霖頭號智囊描繪成了一個不諳處世之道，不知死活的莽夫蠻漢。直至晚年，張學良還在編造楊宇霆“偷買了軍火”，即“等於準備叛變”的無恥謊言。

張學良集團編造、捏造的經不起推敲的海量謊言，被文學界、史學界，包括一些史學名家不加甄別地作為信史、依據，到處照搬、照抄，引用、傳播。這是張學良的系統性謊言廣為流傳，泛濫成災，幾乎完全淹沒真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以張學良研究大家張魁堂老先生（已故）的《張學良傳》一書為例，探討一下有關史料的真偽問題。

比如，《張學良傳》“楊常事件”一節中說：“灤東軍務結束後，楊宇霆回奉天以“輔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

這一說法根本不可信。楊宇霆雖然長期擔任張作霖的總參議，但是並不直接指揮軍隊，沒有實際的兵權，直到1927年冬韓麟春突然中風，張作霖才命令楊宇霆接任第四方面軍軍團長，和時任第三方面軍軍團長的張學良共同指揮三、四聯合軍團，這可以說是楊宇霆首次握有兵權。楊宇霆沒有時間在奉軍中深植自己的黨羽，而且嗜權如命的張學良也不會允許楊宇霆在奉軍中發展自己的勢力。楊宇霆的權力完全來自張作霖，張作霖死後，楊宇霆即失去了自己在奉軍中的唯一依託，此時被重用、得勢的清一色是張學良的親信、心腹，楊宇霆沒有自己的勢力，怎會毫無自知之明地“以‘輔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呢？

《張學良傳》引述荊有岩《奉系軍閥“惑星”楊宇霆軼事》一文說：“易幟那天，張學良與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國民政府來的代表合影，楊宇霆拒不參加，挾起皮包憤憤而去，被記者攝入紀錄片中，這當然使張學良難堪。”

試問，上述情節被攝入了哪部記錄片中？這部記錄片還現存於世嗎？即使易幟的有關合影中真的沒有楊宇霆，是楊宇霆拒不參加，還是未被邀請參加？東北政務委員會13名委員中根本沒有楊宇霆，而且，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立於1928年1月12日，而楊宇霆被殺害於1928年1月10日，何來楊宇霆拒不參加“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國民政府來的代表合影”一說？拒不參加合影的，是楊宇霆的冤魂嗎？

《張學良傳》中又說：“他除了兵工廠督辦外，並無其他任職，但許多軍政會議，他不請自到，議事擅自作主。對張學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據說還背地叫張為‘阿斗’。”（註：這段話可能也是張老先生引自荊有岩的文章）

稍稍用常識判斷一下，便知這番說法也很可笑。楊宇霆的總參議、第四方面軍軍團長等重要職務都已被張學良免去，只剩一個“兵工廠督辦”的掛名，“以智計深沉聞於世”的楊宇霆難道不明白張學良要他靠邊站麼？楊宇霆難道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嗎？“許多軍政會議，他不請自到，議事擅自作主。”這麼做的人，是“以智計深沉聞於世”的小諸葛？是張作霖倚賴、欣賞的頭號智囊？還是一個不明進退、不識時務、沒事找死的2B？請問九泉之下的張老先生，在將這樣的所謂“史料”寫入自己作品之前，難道沒有想過應該先作一下史料的甄別嗎？

《張學良傳》中還說：“常（蔭槐）與楊宇霆交誼很好，他在黑省特設山林警衛隊，擴編武裝約2萬人，曾得到楊的支持，張學良對這些情況是知道的，對常也有戒心。常也驕橫，輕視張學良，背後散布張不久於人世，接替者舍楊其誰的流言。”

這些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捏造之辭。“常蔭槐擴編山林警衛隊2萬人”有沒有經過張學良批准？如果張批准了，那麼常蔭槐此舉有何不法不當之處？如果未得到張的批准，那麼常的行為即構成重大罪行；然而，處死楊常後，張學良通電公布的二人眾多罪狀中，根本沒有任何與“私設武裝”或“擴編武裝”相匹配或相關的罪狀？常蔭槐“背後散布張不久於人世，接替者舍楊其誰的流言”簡直是荒誕不經，常向誰散布了？要怎樣讓不滿30歲的“張不久於人世”，楊宇霆有接替張學良的勢力基礎、傳統基礎、輿論基礎嗎？保命都力所不及的楊宇霆、常蔭槐，還要去散布取代張學良的流言，是嫌自己死得不快嗎？編造這些謊言，目的就是暗示，楊、常二人是自尋死路，所以張學良不得不殺，從而，張學良殺人的真正動機，人們就不會去追究了。

為了掩藏自已的隱秘，張學良必須成為脂粉最重的戲子，為了欺騙世人，張學良必須成為有史以來最大、最多產的謊言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