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被掩盖的中国奇蹟

（按：本文对中共当局最近宣称，中国脱贫成功，创造人间奇蹟。剖析贫穷问题被忽视的严重方面。中国贫穷千百年，与人权、政治随行，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无专制之脱罪，便无真正脱贫之可言。对比欧美经验，中共之欠债，终将面对，无可逃脱。）

新春伊始，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庆功会，高调宣称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蹟」。外界一片沉默，中共数十年宣称「胜利」「奇蹟」，不计其数。人们的情绪，好奇多于捧场。

首先，贫穷的标准是什么？古今中外贫富无处不在，孙中山力倡均富，共产党共产七十年。今天已是第二富国，竟然要攻打贫穷，穷人在何方？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中共当局宣称，按其标准，现有「9899万农村贫穷人口」。宣称这近一亿穷人，已经「全部脱贫」，中国已没有穷人。

【中国贫穷标准异于欧美，人均GDP排名68】

贫穷的标准，以联合国制定的「全球绝对贫穷线」为准，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一年就是693美元，合人民币4500元一年。世银据此测算中国贫困人口为8700万。但中共官方说，按我们的标准应该是9899万人。（表示没有「瞒产」）。李克强总理去年5月说，中国有「六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此数化为年收入为12000元（人民币）比联合国贫穷标准4500元高很多。显然这不是贫穷人群的月收入。

我们不妨以官方资料看看，从「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起，官方订的各年贫穷标准（人民币）：1985年—200元、1986年—206元、2000年—625元、2001年—865元、2010年—1274元、2011年—2300元、2015年—2855元、2020年—4000元。

至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数，官方提供如下：2010年—1.66亿人、2015年—6000万人。2020年—9899万人。世银的调查说，按照每天1美元的贫穷线计算，1981年中国贫穷人口是8亿人口的63%，约有5亿人。2004年下降到10%，约有8000万人。简言之，中国穷人，40年来减少了4亿人。被外界称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则高调宣称2012～2020的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达到「人间奇蹟」。这需要和世界的状况加以比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排行榜，中国GDP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10万亿美元排名第2时，人均GDP7589美元，却排名第90！即落后于90个国家。六年后，IMF推算2020年人均GDP，中国20984美元。远低于新加坡、美国、香港、台湾、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南韩、俄罗斯等国，排名68，仍比大多数国家要贫穷。

纳入PPP的「人均GDP值」，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数据。中国2020年人均突破2万美元，但同期并非最富的美国是6.7万、香港是6.6万、台湾是5.7万（美元）──而中国的贫穷标准是4000元人民币，只合615美元（每日1.7美元）！还在联合国每日1.9美元的贫穷线之下。换言之，中国贫穷人口的年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2.9%。因为贫穷标准差别大，美国和英国都以「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60%划为贫穷线。例如美国2009年两口之家的贫困标准为14570美元（相当约94700元人民币），即每天收入40美元（相当260元人民币）。因此，有人说，按照联合国人均1.9美元的贫穷标准，「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没有穷人」。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数据，美国四口之家的贫穷线是年收入26000美元（约人民币17万元）另外还有住房、医疗、食品补助及义务教育等法定福利。美国的富裕、工人阶级中产化，已是战后左派学界质疑马克思的重要论据。

【中国的贫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脱穷速度远远落后于致富发展──对比1985和2020这段35年的GDP总值与贫穷标准的变化：1985年GDP总值3098万美元，2020年已达15.65万亿美元，增长50倍。贫穷标准（人民币）1985年为200元，2020年调高为4000元，增长20倍。二者相差30倍！换言之，按照GDP即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去关注人民的贫穷状况，以50倍的增长率计，今天的贫穷线应该不低于10000元。中国的乐观主义者，应该看到西方今日普及性的富裕，不是暴发而得。

2、当局有责的贫富悬殊政策──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时，公然号召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那些靠近财富与各种权力的人，以捷足先登的机会，此起彼落的贪污腐败案例，越来越惊人出现。从百万级到数百亿的巨贪，包括基层和国家上层干部。而早期贪污几万元的广东县委书记被处决的事再也看不到，结论也许就是一位政协常委说的：中国权威报告显示，0.4%家庭掌握70%国家财富，财富集中高于美国。经济学家郎咸平2019年说，中国富人占5%约7000万人，他们银行人均存款47万元。另95%人均存款2.4万元（其中40%人存款为零）。2018福布斯榜更指出，中国最富有的100人拥有6430亿美元，超过底层4.25亿人拥有的6370亿美元。

3、城乡分化加剧、3亿农民工崛起──「城乡差别」曾是中共打天下的有利条件和改造的目标。但是七十年来，原来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成为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剥夺对象。中共决定开门引资（这是违背传统反帝反资原则、也是毛时代锁国原因之一），外资外贸的最得益者，自然是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国家投资也向沿海倾斜，农村不及其10%。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置，最鲜明地宣示要将广大内陆置于暂时放弃的战略地位。结果贫富悬殊加大到内陆收入仅及沿海的三分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WTO，成为「世界工厂」后，大量的 大陆贫户成为「农民工」大军，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但仍然有李克强说的6亿低收入人口，其中包括约2亿贫穷农民。政府统计：2009年人均收入，城市人口16400元，农村人口5400元。而农民工总数（包括外出与本地城镇者）为2-3亿人，其人均月收入可达3000-4100元，约相当于西北农民一年的收入。

4、贫穷与文化愚昧随行──农村贫穷，造成教育卫生方面的公共设施差距扩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贫穷的现状和世代相传。中国重视扫盲，现有文盲还有8507万人，年增50万。有200余县城，竟没有一家正规小学。四川凉山一个叫做悬崖村的地方，最近被搬迁到平居的新楼，挂上「搬出大山挪穷窝，迁出幸福新生活」大红标，成为脱贫的样板。宣传说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小孩子要在大人陪同下攀登800米的悬崖，才能去上学。其实，这个故事早在猎奇的电视节目中见过，那样惊险的画面，早就被人骂过（包括笔者）：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为什么不帮这个小村落改善一下处境！让孩子们冒生命危险去上学──这样的事居然几十年无人理会，简直匪夷可思！还有脸拿出来作脱贫的炫耀！此例可以推想共产党的天下还有多少「人间奇蹟」有待发现。

5、被剥夺的宪法权利：迁徙自由──城市化是一个开发中国家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摆脱穷乡僻壤的必经之路。现在中国至少有超过2-3亿人的农民工，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三大产业尤其是在第二产业，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以简陋的行装为20世纪中国不曾有过的时兴行业打工，造成庞大的「新工人阶级」队伍，为中国千年小农国改变了成分（中共八大透露党员成分69%为农民，工人只有14%，大损观瞻，从此不敢再提）。虽然，他们可以领取贫穷线以上的工资（约合美国工人的百分之二），但却没有正式工人的其他待遇，最重要的是迁居城市的户籍。无户籍无异于失去家庭的各种权利。中共和某些专制政权一样，严控人民的居住自由，正如赫鲁雪夫主张开放边界所说「我们建成人间天堂，将工人农民赶进去，还加上七把大锁。」中共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58年对人民的户口流动实行严格管制，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这一文革的恶法行为至今没有改正！虽然，出国及移民权利已大为放松，但农民工仍然是户籍限制的受害者。

【邓小平承诺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还债】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为了人类和平、尊严与平等，几十年来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指出2015年还有7.83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穷线以下。联大宣布2018-2027是联合国第三个消除贫穷十年。订每年10月17日为消除贫穷国际日。纪念1948年的巴黎大会，向赤贫、暴力和饥馑的受害者致敬，宣布贫穷是对人权的侵犯。

但是，中国长时间对此没有必须的回应。贫穷和人权成为共产暴力和独裁的祭品。中共对此并非无知。在创伤未愈的1980年，邓小平接见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的谈话中坦承──「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

此话过去了40年，中共向人民认了罪吗？他们放弃「阶级斗争」，以「国家安全」代替「反革命罪」，人民获得部分法定的权利，但是还谈不上认罪还债。毛时代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和政治迫害与肆意镇压，使上千万计的人和家庭，丧失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是无数人的命运。我1964年、1980年离开大陆前，曾两度返回湖南桃源三阳港乡间探望舅父皇甫道悦，他是1950年土改运动倖存的一户「地主」，有三子一女，三十年来，他们已被劳苦飢饿折磨得变了人形，表兄弟连小学也没有读，娶老婆更是老大难……其他亲戚不是死于非命，就是生活在非人状态，令人无限伤感。

文革后，中共以「平反昭雪」抚慰死者，发回若干生活费，例如湘西名作家沉从文胞弟沉荃，是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英雄，国共内战中，回乡务农，后遇镇反运动，1951年被枪决，1984年昭雪，发给遗属500元人民币。从事反右运动调查多年的武宜三先生说，文革后，反右被否定，因当年总指挥邓小平固执，只予「改正」，数十万右派分子20年苦难，只是恢复原职原薪，没有任何其他补偿。其他政治运动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困境，更是一言难尽。

但是，在文明世界，总有不少人为正义、为人的被剥夺被蹂躏的权利而抗争，哪怕真相和生命被埋藏了数十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得以沉冤伸张，政府和民间合作，制定赔偿法例是一个最贴近的示范。我曾经专程访问「二二八基金会」，了解和发表他们对事件的善后处理经验。台湾近年还在研讨政治受难者的后人，是否可以领取上限1000万元（台币）的赔偿金。俄罗斯的经验是，对史达林时代留下的古拉格劳改营300万政治镇压受害者，实行经济赔偿。「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参与修改法律，早在1990年代困难时期，每位倖存者每月可得赔偿300-500卢布（合10多美元），几年前，这项赔偿金额，已提高到每月100-200美元。

即使在战后德国，也依然是「纳粹犯罪我买单」。纳粹政府已经被消灭，留下其残暴统治的大串帐单。（东德政府宣称它不是纳粹德国法律上的继承者，否认对纳粹政权的负债有任何法律与道德责任）。两德统一前后，西德和联邦德国政府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以「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执行赔偿责任。到2015年底，已经支付734亿欧元（合875亿美元）的庞大补偿金额。主要对象是身心受害、监禁与解职者。一切以法律为准行事。人们记得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凭弔犹太起义纪念碑时突然下跪的照片，这无疑是德国人对纳粹杀害的受难者的真诚忏悔。世界为之惊动，第二年勃兰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身怀万亿巨资，瞒天过海以图脱罪】

以上三例，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罗斯，他们和法西斯、苏维埃切割，不仅实实在在地做，而且做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炫耀什么「人间奇蹟」，就像教徒上教堂忏悔一样，怀着对上帝的负罪感。可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怯对负债，图以绝对权力瞒天过海，掩饰脱罪，强说他们独特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北京政府1997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获全国人大批准。但是1998年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23年不予批准。胡锦涛、温家宝多次承诺「尽快批准」，今天习近平政权这个已拥有世界第二高政府财政收入的政府（2019年4万亿美元，美国7万亿美元），仍然对欠债若无其事。吹嘘取得「生存权」的脱贫胜利，再次显示他们不会给人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邓小平，这位对中共暴政参与和知情最深的强人，也带着他「还债」的诺言死去二十多年。

在不断强化一党和领袖的绝对权力时，已没有人再问：欠债谁来买单？中国贫穷落后的小农社会与专制传统，是积弱，「被列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共建政初期也曾有过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并在苏联156项大型建设援助下奠定发展基础。但是，在山大王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下，愈演愈烈的残酷斗争，使十亿人民陷身赤贫的水深火热之中长达三十年之久，人像苍蝇一群群死去，这是罕见的人间悲剧。中国贫穷积重难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专制的牢笼中，不可能挖掉穷根，就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民族没有自由和民主，吃的再好，住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请问习近平，当你在陕北当知青，啃生猪肉时，你会感到幸福吗？听说你嗜酒，我留意到在北京盛大宴会上，你率先独饮，这是穷根未断的症候……

犹记得，在昆明这个我度过贫困的青年时代的春城，现在已富得面目全非，但有一天视频报导，一个幼稚小孩被撞倒在马路上，竟然流水般的车辆，没有人停下来救救小孩，最后是一位外籍女人，把小孩抱走。那一幕至今难忘。我们看到大陆变了，处处灯红酒绿，然而良知的贫困何在？脱贫不可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场攻坚战。西方观察家看到「运动式脱贫战」，笑谈毛粉的口头禅「抗美援朝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还有张维为教授，扬言美国极度贫困人数超过中国，美国要向中国学习……在举国一片炫富痴狂之下，本文呼吁「还债赔偿」，诚盼各界关注赐教。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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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反的不是H&M，而是中国自己(ZT)

文：白信（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之后，不仅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每一天在好转，连国际局势的变化之剧烈也可以用天来计数。在过去两周里，国际社会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那就是新冷战的加速：在G7首轮首脑影片峰会未取得明朗结果之后，QUAD峰会和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到韩日的访问，戏剧性地改变了西太地区的气氛，促成了阿拉斯加的中美2+2会谈。

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新冷战的战场

当然，在两周之内，仅仅依靠政客们的穿梭外交，并不足以改变一切。无论阿拉斯加的会谈开场有多么的戏剧性，彷彿回到了冷战时代，譬如美苏首脑们在阿拉斯加和冰岛的见面，或者巴黎和谈期间越共代表们如何重复着冗长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在3月18－19日的阿拉斯加再现了。

重要的是，新疆的人权问题犹如越战时期的美军轰炸，或者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一般，在经历了数年发酵、酝酿之后，终于因为中国政府对欧洲的报复性制裁爆发了，让人权问题从外交官们的谈判桌上跳了下来，进入到跨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对阵之中。那本来是全球化的温情脉脉的消费主义乐园，却在一夜之间变成新冷战的战场。

记得过去几年，我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里几次当面质问梅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德国能为中国人权做些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这位白天刚刚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谈妥经济协议的女总理，也是德国和欧洲经济的保姆，总是说，中国人啊不要着急，你不要问我能做什么，你应该问德国的企业家能够做些什么。

她的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对中国统治者来说，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企业家们的话语。

很久以来，我都不太懂经济了，更不懂一些国内的老朋友，譬如外交学院的网红教授，这些年来也沉迷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他们不像我的社会学、人类学同行们从中发现了低端全球化，还有珠三角普遍的近乎强迫劳动的残酷压榨。

而是相反，不仅找到了中国崛起的秘密，似乎也找到了中国未来能够称霸的诀窍，然后便有了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口罩外交，也有了新疆人权问题发酵后这两天，中国外交和商务部对新疆棉花如同鸦片战争前夕，对大黄、茶叶一般的骄傲，然后便有了对欧洲议会和欧盟政安委的制裁，还有对一个长串跨国消费品企业的抵制。

这种抵制，已经不再是一个月前的「东升西降」所透露出来的反西方情绪，而是迅速演化到「反全球化」的决绝，连我这个十年前就在疾呼新冷战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大约20年前，德国的哲学家们还在激烈全球化是否就是麦当劳化的时候，大概想不到中国会借加入世贸组织而崛起、然后反向输出中国模式，更想不到2017年最反动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信誓旦旦支持全球化之后的五年，中国政府和一大帮跃跃欲试的小粉红们就已经站在了反全球化的前线，一如他们的父辈在1998年被大轿车送到美国驻华使馆前扔石头一样。志影

像

左手捅马蜂窝、右手摸老虎屁股

随着新疆人权问题的升级，新冷战终于出现了两个战场，犹如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同时，美俄两方的战斗机正在挪威外海的北极空域，玩当年王伟们在南海上空的游戏。

一方面，中国政府轻率地对欧洲议会和欧盟机构发起报复性制裁，形同左手捅了一个马蜂窝、右手摸了老虎屁股，将过去四年与美中保持等距关系的欧洲，迅速驱赶回冷战的紧密关系。

布林肯24日在布鲁塞尔的告别演说，提醒欧洲人民在目睹了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挑衅之后，有必要回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时代的价值观，那就是公平、公正和自由。在绥靖立场上犹豫许久的欧洲政客们，在较美国更重视价值观外交的欧洲精英面前，他们开始转向了。

而另一方面，不由得这些同样看重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政客们所唏嘘，那就是围绕着新疆人权问题，企业界和国际公民社会正在动员起来，他们不满足于欧盟理事会对新疆公安官员举重若轻的象征性制裁，而是加入了抵制新疆棉花和2022北京冬奥会的运动。

而且，这一运动虽然早已开始，其进展之快却出乎意料，几近于形成了一个未来全球化产品的人权标准，俨如ISO品质体系和社会责任标准一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经理们所接受。如果再考虑到美欧对网路隐私和安全的关注、对涉华技术安全的关注，那么，一个围绕人权和安全的价值标准正在形成，也在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的供应链。

跟全球化较劲

然而，中国公众似乎并没有太在意维族人民的命运，反倒跟抵制新疆棉花的跨国企业H&M和耐吉、阿迪达斯等等消费品较上了劲。这不仅是在跟「衰落的西方」较劲，而是跟全球化在较劲，跟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们热爱的麦当劳化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在较劲。

中国在反对中国！

这就是过去两周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在反对中国。曾几何时，王教授到访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反对美国》，虽然并未抱着昔日史达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们所坚信的，资本主义必定趋向总体危机而灭亡，但也笃定美国的民主必然导致内部的分裂和冲突，从而无可避免的走向罗马帝国式的衰落。

这是中国领袖在新冠疫情之后作出「东升西降」伟大判断的依据，也是中国的义和拳或者塔利班外交官们不惜向欧洲价值观宣战的初心，丝毫不顾七年来艰辛谈判取得的中欧投资保护协定，一个几乎就要成功的新慕尼黑协议，可能也是中国的拳民们被狗哨唤醒、重演「915」反日、「萨德」反韩的狂热所在。

接下来的，或许就是历史的重演，无论是满清向世界的宣战，还是新冷战的升级，抑或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毕竟，在一个非理性的国度里，历史理性是唯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