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

最近读了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楼继伟在《财政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 面向2035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该文论点清晰，冷静平实，只不知居庙堂高位者是否看重。根据他所引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部分内容看来，国务院系统执行具体工作的人们对现状与前景的预判还是相当清醒。

按照楼继伟的引述，《建议》对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只提出人均 GDP 到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数量指标。用人均 GDP 衡量，对于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是有界定的，而对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数量界定，一般是说两万美元到三万美元，到三万美元以上通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如果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低限，人均 GDP 需达到两万美元。

根据楼的说法，原来的远景目标不设数量指标，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做法。目前设定的目标也是可实现的，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到 1 万美元，按照到 2035 年，16 年再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年均增长约为 4.5% ，如果以 2020 年为基期，15 年翻一番，年均增长约为 4.7%，也是完全可能的。

前不久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估计，2028 年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该中心的预测是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美国的 50%，甚至 70%。该智库认为：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的 GDP 将会"提前5年"，在 2028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也有学者认为该中心的预测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目前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 6 分之 1，中国经济成长率必须每年递增7%，才可能在 2028 年超越美国，但中国顶多 2021 年因疫情复甦反弹，GDP 有可能超过 7%，此外没有一年能够超越 7%。因此我说《建议》的远景目标清醒理性。

要实现《建议》所设立的远景目标，楼继伟在文章中提了几点意见：

一是强调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

二是突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不能再走依靠投资“大项目”和房地产拉动增长的老路，优化投资结构，除推进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一些重大项目建设外，重点是市政、基础教育、养老设施等一般公益性项目。

三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尚有大量低收入人群，不利于扩大内需市场，特别是扩大消费面。

四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五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上面提出的五点意见，有四项通过适当的行政规划以及行之有效的执行力，相信有望达至理想的效果，唯独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然而人口老龄化恰恰是把经济发展引向“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 的最重要因素。

《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人口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有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经济活动。中国的崛起就是靠人口。1980 年中国人口中位年龄 22 岁，美国 30 岁，两国经济差距缩小是必然，但自 2014 年起，中国劳动力开始下降，2018 年之前，中位年龄已超越美国，目前为 42 岁，美国 38 岁。若中国生育率持续平均 1.2，至 2035 年，中国为 49 岁，美国是 42 岁；2050 年中国人口中位年龄将达 56 岁以上，美国则是 44 岁。

易富贤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学家。他通过数据分析，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他从 2000 年起开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提出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的命题。

假设易富贤关于各国年龄中位数的推测正确，要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只有通过提高生育率才有可能取得效果。但是面对日益高涨的生活指数和育儿成本，不少年轻夫妇抱怨养儿育女太难“能生而不敢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岁城市家庭育儿困境与家庭政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中国家庭︱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 》一文在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当我们将中国的育儿嵌入到历史的脉络中，聚焦育儿观念、理想女性的变化时，不难发现孩子的数量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单个育儿成本却以几何级在迅速增长，让女性和家庭不堪重负。因此回到开篇的疑问“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难”时，我们发现二者互为表里，孩子数量减少了，让家庭必须精耕细作以此保证孩子的质量，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输不起。而“精细化”育儿导致抚育成本越来越高，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家庭和女性的生育行为，让人望而（儿）兴叹。

回到本文的题目：人口老化问题不容小觑。

那么，针对楼继伟所说的，尽快设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方案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