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牛已步发达国家的后尘，逐渐变成以乳用、肉用为主，牛奶产量已是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牛年是以耕牛、拓荒牛为原型的，今天我们也唯有以拓荒的精神，尤其是以索尔仁尼琴所谓“牛犊顶橡树”的精神，才能克服改革路上的艰难
老高按：牛年正月初一，自制贺卡，向博客和读者们拜年！
上一个牛年的秋天，我在德国巴伐利亚小镇碰上了“赶牛节”，各家各户在几座山上放养了半年的三万多头牛，那一天集结下山，颈戴牛铃，头顶花束，游行穿过小镇之后，再各回各家牛栏。我一辈子看到的牛加起来，也不如那一天见到的多。真是牛！这张照片就是那一天拍的。
牛年谈牛，顺理成章。恰好我读到秦晖教授的谈牛文章，在此分享。我也插过队，不过我插队的地方是人多地少，役使耕牛的绝对排不上我这个知青；倒是后来，七十年代中期在五七干校，与牛打了些交道，至今难忘。读秦晖教授的文章，我长了不少见识！
不过，转发秦晖文章之前，我要先插入一段关于追寻历史的故事：
前几天我转发了“欢晏A1N隼鹰”的图文《寻找：二战盟军小译员Willie Wu吴威利，今天你在哪里？有谁知道他？》。第二天，我就收到高士洁女士转来的帖子，得知两兄弟中的哥哥Kenneth率先闯入公众的视线。
高士洁转发来“欢晏A1N隼鹰”的又一篇帖子：《追寻不懈，发现不断：原来两兄弟姓伍不姓吴！哥哥Kenneth经历非凡》。
文章写道：
《被劫持的战争》一书作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常成博士……立刻回应道：“Kenneth Wu武廷洽前几年才在美国去世。他是缅甸华侨，南京受降有他，韩战谈判有他，停战协议签字有他。还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
随后信息得到进一步更正：两兄弟实际上是姓伍而非武——哥哥Kennth Wu中文名叫“伍廷洽”，其身影除了在板门店谈判站在联合国军一边外，还出现在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的日本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上——
伍廷洽的个子不高，长相确实像是典型的南洋华侨。常成提供
伍廷洽手捧一份停战协定复印件露出了希望的微笑。常成提供
常成博士在其著作《被劫持的战争》里对伍廷洽的叙述颇为精彩：
在25个月的停战谈判期间，联军代表团中唯一能说中文的正式成员就是陆军准尉（后升少尉）伍廷洽（Kenneth Wu）。他的中文名字一直不为中方所知，柴成文将其名字音译为凯瑟•吴。对他印象颇佳：“年轻精悍，有正义感，谈判过程中中文水平提高很快，中朝方面工作人员对他有好感。”
伍廷洽（1922-2018）出生于缅甸北掸邦的一个华人家庭，其父是一名工程师，曾参与修筑滇缅公路。1942年初日军进攻缅甸，在仰光大学就读的伍廷洽沿滇缅公路逃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继续求学。1943年，伍受聘成为驻华美军文职雇员，不久正式加入美军，在Y部队与中国战斗与训练司令部（Chinese Combat & Training Command）情报参谋处（G-2）服务直到抗战胜利，并参加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战后伍廷洽在美国驻广州和香港领事馆负责处理美军与华人婚姻事务。1947年伍廷洽归化入美国籍。韩战爆发后，伍被征召赴韩，在釜山的前方翻译处（Advance Translator Interpreter Service，ADVATIS）负责审讯志愿军战俘。
板门店停战谈判期间的伍廷洽。常成提供
原来伍氏两兄弟都是盟军译员！
好，再来看秦晖教授讲述亲身经历的关于牛的往事。
牛年忆牛
秦晖，爱思想网
2021农历辛丑牛年春节到了。去年庚子，国家与世界多难，今年大家都希望否极泰来。昨日香港友人传来贺年视频，看到南国终岁青葱，腊月仍有缤纷，不禁心生暖意。在彼执教三年，唯首岁功德圆满，次岁遇乱学期折半，去年更遭大疫封关，仅能遥授网课。但愿今年真能“牛”转乾坤，恢复旧时之盛。遂回打油一首：
前年妖生禍乱，去岁疫阻关山，香江竟成惶恐滩，再起伶仃之叹。
草经冬而常绿，花非春仍灿然，鼠尾牛头子夜寒，闻鸡起舞请看。
驱鼠迎牛之际，不禁想起涉牛往事。
当年我在“早稻田大学”九个冬春，与牛这农家之友没少打交道。感触也很多。如今不少人都知道我天生视力很差，由此带来的困扰，就是人说我记书不差，但却记不住人，是个“书呆子”。其实那是因为看书在私下，尽可注目；识人却常在公场，盯着人看总不太礼貌，所以一般数面之交，视力不佳的我“人脸识别”往往印象模糊，人记得我，我不记得人的尴尬往往发生。社交因此也是我的短项。
今天有人戏言我“耍大牌”，其实我当年草间求活也是如此，哪有大牌可耍？尤其当年青春岁月，对异性爱美之心必有，但我对女生虽不至“非礼勿视”，至少盯着人看的勇气我是没有的。所以很长时间我对女生往往是只知名不记人，当面不识谁是谁更没法打招呼，甚至对方招呼我，我因不知是谁也拙于应对。在乡九年多，竟没有遇上“小芳”，今天想来也是憾事。
不过当时年少，尚无成家之想，最感烦恼的并非不识人，而是“不识牛”。本来牛通人性，小农户时代牛各有主，相依为命，没有不识的道理。人民公社时代役畜都在生产队的集体牛棚里，没有了个体的主人。但是当时经常用牛的男社员大致还是习惯用某一头牛，出工时进到牛棚，人牛相认，各牵各牛。午休时给牛卸套，人吃饭，纵牛上山吃草。午休毕要干活了，人牛熟悉的一声唿哨，那牛便闻声钻出丛林，回到主人身边。即便不主动出来，社员也会从山上摇动的林草间（据说即使牛不露面，人也能从林草摇动的细微姿态之别辨认出自己的牛），很容易就找出各自的牛儿，并牵将出来。
但是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却没有自己“认得”的牛。当时往往是哪个社员因故不出工，他的牛便调剂给知青使用。所以早上出工，我们往往要别人帮着指认某牛可用，或者等着其他社员牵走各自的牛后，再去找剩下的牛。更麻烦的是午休时，纵牛入山后，我们也没有一声唿哨牛就自动来归的可能，只能自己去找。
一般知青“牛脸识别”都还可以，循林草摇动之迹上去，认出自己上午用过的牛拉回来就是，还不是太难。而我却很难认出自己的牛，往往拉出来一头不是，又再去找。有时要等其他人都找到牛了，我才去找最后那头。加之我的视力不要说认出林草摇动方式的细微之别，就连林草是否摇动，我在稍远处也看不见，满山找牛，苦不堪言。更糟的是我不识牛，牛却识我。见我不是他的主人，也不是上午用过他的人，就犟着劲儿不肯就范。但我却不知道牛不但熟悉旧主，还认得刚刚使唤过他的人。结果既委屈了牛也苦了我，往往是别人都干活一个时辰了，我才披荆斩棘地把牛找回来。这真是：找牛之累，甚于干活。所以到后来，生产队就尽可能地派我去做别的农活，一般不让我跟牛屁股进行犁耙作业了。
直到几年以后，我们知青点调整，从深山里的坝关村调到了公路边的平宜村，这个地方开发较早，原始丛林基本消失，耕地附近都是草山和灌木，我才适应了找牛的问题。而在这以前，我常常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句，但那时联想的不是牧歌美景，而是“草低见牛”多好找，不像我们这里牛钻进丛林里再大的狂风也不见形踪，唯有“拂林花影动，疑是水牛来”——不过，后来我真到了西北草原，却发现那里现在大多是草难没蹄，根本谈不上“草低见牛”了。
说到找牛还有一点，那就是只有有处放牛，才有找牛之事。桂西山区山林密布，牛一放出，就须找之有法。而一般农区没那么地广人稀山高林密，牛也比较好找。但是另一极端要数明清时期的江南，那里人口稠密，极尽垦殖，无地不耕，到了清代，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草场，而小农“过密化”又导致每户地块大都极小，农户买草养牛只耕巴掌之地，完全不划算。所以那时江南稻区已经有从犁耕倒退到锄耕，人力取代牛力之势。
本来这是过去论证清代经济“停滞”者常用之证。近年以来大国崛起，从古代寻找“正能量”也成为时髦，清代衰落论受到批判，“清代进步论”日益响亮。本来，进步与衰落皆非绝对，要说精耕细作，亩产比前进步，实有可能。要说家庭分工，织胜于耕，桑丝之利胜过锄禾，也可理解。但有极言者，盛称稻作也是“铁鎝胜过江东犁”，不仅亩产，甚至稻作劳动生产率也大有进步，那就过了。牛年论牛，我们还是应该承认牛的功劳。不仅清代锄耕不可能胜过犁耕，甚至改革前流行的手扶拖拉机，正如我此前曾经谈到过的，也只是在旋耕机整地（耙地）上胜过牛耙，要讲犁地，当时的手扶拖拉机拉犁也还是不如牛的。
而在那个年月，我也见识了牛和用牛的农民在当时中国的辛苦。中国的牛，传统上主要就是供役用的“耕牛”，乳牛、肉牛都极罕见，这与西方不同。尽管远古的牛耕可能也自西方传来。但是欧洲很早就习用马耕，牛供乳肉了。西方的乳、肉牛和中国的役马都有细料可吃，而中国的耕牛，尤其是南方山林地区的水牛几乎是终生只吃草。
中国人把水牛、黄牛和高原上的牦牛都叫牛，就如把山羊、绵羊都叫羊一样。但是在欧洲，传统上山羊与绵羊、黄牛、水牛与牦牛都被当成不同的家畜。在动物学上，黄牛与牦牛不同种，水牛与黄、牦牛甚至不同属。他们的黄牛（家牛或cattle）基本不供役，虽不免最终要为人类“杀身成仁”，但平时草料、细料都吃着，又不怎么干活，倒也优哉游哉。而水牛（buffalo或bubalus）欧洲少见，既不用其乳肉也不用其供役。但对于役用牛（欧洲有时用于运输，欧人也知东方有牛耕）则不管黄牛水牛，都常称为ox。这倒与我们“当牛做马”的语义近似。
与欧洲人重视乳肉用的家牛（黄牛）不同，我国北方旱作用黄牛，南方水田用水牛，都是用来干活的。而只要是水旱兼耕、黄牛水牛兼有之地，就像当年我插队的桂西山区，那一定是水牛优先。黄牛乳肉胜于水牛无人在意，水牛力气大于黄牛才是重要的。当时我们每到一村只要见到黄牛，就知道这是个高寒苦旱的穷山区，因地处寒旱，没法养水牛，才不得已用黄牛。在那时，通常低山、坝区的原住民壮族只养水牛，而在苗瑶山胞和“高山汉”村寨，才能见到黄牛。
所谓“高山汉”指近代从川黔等地迁入桂西的汉族灾民难民，因那时宜居宜耕之地已经有主，他们只能落脚到高寒的深山区，是比当地壮族更为弱势的“受苦人”。旧时因高山生活困难，高山汉男青年“上门”入赘壮族村寨比较多（这与壮族“礼教”较淡化，不太卑视赘婿也有关），反向入赘则非常罕见。可叹的是，文革时不少外村“地主崽”为了躲避迫害、改变后代“种姓”，时兴入赘壮乡的“贫下中农”户。但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当地却在“一打三反”中严查为了逃避“转正”而入赘、企图混入革命血统的“阶级异己分子”，竟有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打死。
我插队之初此风未过，上面还不像后来那样鼓吹知青与农民结婚在农村安家“扎根”，而是主要从烹狗藏弓、“改造”文革中一度得意而不久就失宠的“小将”考虑，要求知青夹着尾巴接受“再教育”，不得想入非非。当时我校插队在板桃的一位高三学长，因为年纪较大，“成份”又“黑”，已觉回城无路，下乡不久就找了个“小芳”，提出结婚。不料却触了严查“坏人入赘”的时忌，竟被开会批斗，连“小芳”也在强大压力下“反戈一击”，逼得他欲死不能。后来剧情忽然神奇反转，这是后话了。
还是回到高山汉养黄牛的话题。那时不管黄牛水牛，好牛的标准就是两个：一是力气大，二是“耐粗饲”，只吃草，不吃料。鲁迅先生曾自比孺子牛，还说牛之可贵就在于“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但那时除了牧区，中国的农区是见不到牛奶的。而禁宰耕牛，古已有之。但古时是小农经济，农户自己的牛老了不能供役，杀了吃肉卖肉，官府还是管不了那么细，所以《水浒传》里“切二斤牛肉来”的好汉才可能出现。
但公社化以后就不同了，那时牛尽属“集体”，而其实“集体”也空有主人之名。国家对“私杀耕牛”之罪惩罚极重。所谓“私杀”，那时是包括集体决定但未经国家检验批准发证而杀牛的。犯罪的核算单位（一般是生产队）干部要判刑坐牢。大饥荒时代因反对“放卫星”而被罢官入狱的前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先生曾告诉我，他在劳改的石榴河农场见到过不少“私杀耕牛犯”，都是大饥荒中为救乡亲之命而杀牛犯事入狱的生产队干部。后来犯“右派”政治罪的王定平反了，但那些“私杀耕牛犯”属于刑事罪，不能平反。他言及此，不禁唏嘘泪下。那个时代，中国乡村中人大量饿死，而瘦骨嶙峋的牛却还活着，真是人权不如牛啊。
当然，公社化时代如果集体的牛老弱病残实在没法干活了，报告公社，公社兽医站派人查验后发给准宰证，还是可以杀牛分肉的。不过这样的事九年来我只遇到两次，而且都不是什么快事。前云牛通人性，其实不假。那老迈的水牛被拉出来就知道厄运来临，见到人来，顿时前双蹄跪下，泪水溢出牛眼，观者无不动容。
不过人也就这样，动容之后，肉还是吃了。那时农村温饱难求，肉自然是美食。不过因为极缺油水，当时对肉的评价与今天相反。猪肉贵于牛肉（但通常有价无市，极少有牛肉可买），羊肉则贱于牛肉，猪肉中肥肉比瘦肉贵，而更贵的是猪板油！本来水牛肉质就不如黄牛，加上能吃到的都是老病的废牛，其味评价不高也可理解。黄牛肉虽然好些，但仍然是老病牛，而且罕有。所以那时除了牧区和穆斯林地区，汉族农村是基本不吃牛肉的。
因为在肉食中分量很轻，所以当时中国的牛种改良，也很少考虑乳肉的价值。当时黄牛中的荷兰乳牛、西门塔尔肉牛，1949年前都早就引入了中国，可是直到改革前，仍然没有什么推广。除非牧区回区，老病之外的牛肉牛奶那时几乎就是贵人专享的。黄牛尚且如此，水牛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广西的水牛良种培育，在国内也算有名。但培育的目标也就是力气大、耐粗饲两条，肉乳如何是不考虑的。
1960年代曾经一度看好印度水牛，当时广西引进了印度的摩拉种公牛。我插队的平宜村附近县办的岩龙牧场，就有这种牛。此牛真是庞然巨物，力大无匹，但就是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从未听说它能役使，倒是时而听说它发怒伤人，据说它用牛角挑死过饲养员。
到了1970年代，我们的专家用摩拉种公牛和本地水牛杂交，培育出了名噪一时的“广西新水牛”，据说它兼有摩拉牛力气大和本地牛易役使、耐粗饲的优点，上面决定推广。我们村与岩龙牧场相邻，近水楼台，也用本地牛去配种了几头，但后来都以悲剧告终。
它是否兼有父母本之优还不知道，但它们配种后的牛胎都过于巨大，本地的母水牛根本生不下来，我就亲眼见到一头母牛产仔已经露出一端，就是不能产出，队长说牛仔不要了，叫来几个小伙子用绳一头缚住母牛，另一头系上出露的牛仔几个人拼命拉，试图把牛仔拉出来保住母牛的命。结果母牛嘶声惨叫了很久，直到血肉模糊而死，牛仔仍未拉出。“广西新水牛”的推广，在我们村就这样失败了。
星移斗转，今天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牛已经步发达国家的后尘，逐渐变成以乳用、肉用为主，牛奶产量已是世界第一，而中国人的餐桌上，除了本地的牛肉外，国外廉价量足的美洲澳洲牛乃至价格高昂的极品和牛、韩牛，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上了国人的菜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步，“耕牛”的作用已经逐渐递减。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当年，中国的牛年不是以肉牛乳牛，而是以耕牛、拓荒牛为原型的。今天我们也唯有以拓荒的精神，尤其是以索尔仁尼琴所谓“牛犊顶橡树”的精神，才能克服改革路上的艰难。这就是鼠尾牛头之际，我们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