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有骨气。民国时期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师们，已然远去，他们的风骨却遗世长存······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蔡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Zhi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胡适：“总统，你错了！”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
    
    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GCD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GCD。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難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Nan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傅斯年：翘起二郎腿，拒绝从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又一个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祥熙之后的另一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更是施展权力，利用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各种手段积聚巨额财富。傅斯年愤怒已极，连续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战斗力极强的檄文，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发表。傅斯年一针见血地直指腐败根源：“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中华民国历史上两任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因为傅斯年揭发弹劾而下台。而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则是蒋介石的妻舅。所以，他的老师，敢于在蒋介石面前架着二郎腿的胡适，也为他担心，劝他小心行事。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深夜写稿，他对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綵说，他赶写文章是为了早点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身上的单裤，已不足御寒了。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了，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在“农复会”会议上，傅斯年为台大教育问题答辩，在讲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