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的遺忘不是偶然的，不是因為個人的健忘造成的，一定是制度性的障礙使我們忽略和拋棄那段歷史。還有一個問題一樣嚴重，是對詮釋記憶的國家壟斷。人們講述歷史，完全是以國家的語言，政治化的語言，已經沒有了生動活潑的個體化回憶，個人史實際上成了國家史的微觀縮寫而已
老高按：有朋友給我轉發來學者劉瑜的發言記錄，一查並不是很新近的，而且是她在一個讀書沙龍上的發言，而這場以“底層歷史與社會記憶”為主題的讀書沙龍，其實有四位學者主講人的發言，各有精彩，似都轉載了更為全面，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估計這場讀書沙龍，起因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郭於華教授的一本書：《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這本書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
郭於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學、民間文化與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擾與生的執著——中國民間喪葬儀禮與傳統生死觀》、《在鄉野中閱讀生命》、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等。她在這場讀書沙龍上講得最多，但是坦率地說，也最囉嗦——大概有本人表達的問題，也有整理者的水平問題。猶豫再三，我對她的發言做了些文字處理，主要是刪去一些贅字贅詞，其餘三位，我基本保持原貌。
網上尤其是自媒體上傳播的東西，有很多以訛傳訛。朋友發來的劉瑜發言的標題是：“被國家化的記憶和詩意一樣值得警惕”，怎麼看怎麼費解：為什麼要警惕“詩意”？為什麼把“詩意”與“被國家化的記憶”並列起來說“一樣值得警惕”？結合內文推敲，我斷定：不是“詩意”，而是“失憶”。劉瑜的意思是說：“失憶”（被權力壓制掩蓋而導致民眾失去記憶）固然很糟糕，但如果權力誘使民眾的記憶都國家化、政治化了，一樣糟糕，一樣值得警惕。我推測，這是打字輸入整理者誤用了同音詞。
歷史遺忘與記憶美容
四學者在“底層歷史與社會記憶”讀書沙龍的發言，網易讀書
郭於華：遺忘是如何發生的？
郭於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非常感謝網易讀書做了這麼一個活動，也非常感謝廣西師大出版社，他們也參與了這個活動的主辦，我也特別感謝各位用周末的時間來做這樣一個非常自由的、公開的學術交流活動，也希望能在跟大家的交流當中有所學習，有所收穫，這本書是關於社會記憶，跟協辦方協商很長時間定的題目。我首先想從社會記憶這個事來說幾句。我們一直在說社會記憶是一個民族的良知，一個健忘的民族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前景。
為什麼我們這麼強調社會記憶？人實際上是作為一個歷史的主體，說起來大家會覺得這不是廢話嗎？實際上我們看一下歷史和現實，知道其實不是廢話。因為在我們正式的、官方的、正統的歷史當中往往是看不到人的，特別是看不到普通人、看不到我們公眾的。這種歷史都是很宏大的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也是偉人的歷史，名人的歷史，軍事家的歷史，政治家的歷史……但是就是沒有普通人的歷史。普通人在歷史當中，往往只能作為數字而存在，比如什麼什麼戰爭，消滅了多少多少人或者是俘虜了多少人，或者什麼時代人口減少了多少，餓死了多少……是作為數字存在的。普通人在歷史當中是銷聲匿跡的，他們既沒有形象，沒有面目，也發不出聲音。所以我們首先強調人是歷史的主體，這個意義上，社會記憶的重要性就非常凸顯。
再一點，我想說的是，我們需要去了解前人的歷史，了解這些歷史當中人們的功過，特別是要明辨是非，這一點有着不言而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我們作為後人，大家一句常說的話：我們不能忘恩負義，但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社會當中，這樣的國家當中，這樣的事情屢屢發生，很多不該被遺忘的事情遺忘了，很多不該被丟棄的事情丟棄了。
再有一方面，記憶或者是社會記憶，或者叫集體記憶，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理性的源泉。我們說語言是思維的要素，記憶或者記錄下來的歷史，實際上是我們進行思考，進行理性分析和判斷的一個必要的源頭。如果沒有這些的話，我們怎麼以史為鑑呢，怎麼樣對歷史進行分析，進行反思，進行對比？我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所以如果說通過某一種權力的技術，把這個記憶控制了，把歷史控制了，這個思想的源泉就斷了，思想之流就會乾涸。
再有一個，批評的問題，批評的尺度和批評的自由的問題，歷史同樣具有這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它會對權力形成制約，對統治者有所約束。可能這一點大家都不難理解，我們看一看，古往今來也好，古今中外也好，你會發現統治者，尤其是暴君，都有一種對歷史的懼怕，他可能可以不怕天，不怕地，“我手裡有強大的權力，我怕誰啊”，但是很多人懼怕歷史，這幾乎是一個規律。因為他們害怕他們所作所為在歷史上作為證據，作為罪證來存在，他們很多時候的做法，去修改歷史，剿滅記憶，實際上也是出於恐懼，趕盡殺絕，是出於巨大的恐懼，因為害怕人民口耳相傳的口碑當中，歷史當中遺臭萬年——記憶和歷史是具有這樣非凡的意義和作用。
我們說到歷史和權力的關係，其實歷史也是權力的產物，歷史並不是已經存在在那兒，等着我們歷史學家、等着研究者、等着讀者去發現和挖掘。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歷史是建構的產物，記錄歷史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建構的過程。而這個建構的過程又是由權力來主導和控制的，這一點可能大家都會非常熟悉，比如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描述了這樣一個國度，歷史記錄被不斷修改，報刊雜誌的文章被不斷修改，你會發現，歷史被抹掉了，抹掉這個過程又被大家遺忘了。於是乎，謊言就變成了真話，所以奧威爾說，這個歷史像什麼？就像一個在羊皮紙上不斷被刮乾淨再重寫的東西。他還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現在和未來”，接下來一句話：“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非常經典地概括了權力和歷史的關係。
還可以給大家舉一個非常現實的、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發現的案例。陝北的一個村莊，已經是歷史文化名村，1947年毛澤東率領黨中央轉戰陝北的時候，11月21日，為了躲避胡宗南的圍剿跑到這個村子來了，住到了1948年3月20號，將近四個月時間。毛澤東在這兒寫下了《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等一系列40多篇文章。
不到四個月的歷史使這個村莊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個村莊之前有大的、非常富有的大戶人家、大的宗族在這兒居住，在這個村莊當中經營了好幾代人了，可能有200年以上，修建了非常好的窯洞，被稱為陝北窯洞建築經典，窯洞設計者是當時同濟大學畢業又留學日本、非常好的馬氏家族的後人。窯洞修好以後剛剛入住，給這個窯洞取了名字叫“新院”，沒有多長時間毛澤東率黨中央就來了，入住了“新院”，在這兒呆了四個月。於是乎，這就變成了革命遺址，變成毛澤東轉戰陝北紀念館，“新院”改名叫“舊居”——毛澤東的舊居。
大家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轉換：“新院”是怎麼變成“舊居”的？一個大家族在這兒生活幾百年的地方，怎麼變成革命的、今天是紅色旅遊的點？
我用了一個詞，當然這個詞有點損，叫作“鳩佔鵲巢”。大家今天非常有這種權利的概念，特別是關於房地產、財產的概念都很明確，在這兒就會聯想到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遺址，這個遺址的權屬，是屬於原來馬氏家族，還是屬於黨中央呢？這個遺址無疑是被占領了，“鳩佔鵲巢”，但是占領是怎麼發生的？是專屬的還是可以分享的？今天的歷史文化名村，是當時大家族在這兒搞了這麼多建築，不限於窯洞，還是一個紅色旅遊的建設點呢？
這樣一個遺址被占領的過程，實際上跟我們所探討的問題相似，歷史的被占領和遺址的被占領，是按照同樣的邏輯發生的，是一個權力起主導作用的邏輯。
進而我們還會提到這樣的問題：普通人，特別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底層，究竟能不能講述自己的歷史，究竟能不能在歷史當中發出他們的聲音？
我們這個民族本來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文明歷史，但是我們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健忘的民族，很多不該忘記的都忘記了！我們這個政權是怎麼建立的？其實我們很多東西不了解；六十多年土改是怎麼回事？五十多年前大饑荒的歷史，很多也模糊了，忘記了；四十年前的歷史我們就清楚嗎？文革的歷史，今天依然還是研究禁區，二十年前的歷史也依然如此。
我們就要想到，究竟是為什麼？這樣的民族就是記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嗎？並不是，依然是權力在這當中起作用。遺忘是如何發生的？可以想到大概這麼幾個方式：一個是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向前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向前（錢）看，前方的前也是前，金錢的錢也是錢，我們就看前面、看現實物質的利益，這是很有意識的讓我們遺忘。還有一種說法是“不爭論”，是一種擱置，沒弄清楚的東西也不討論，也不爭論，就把它擱置起來，但是擱置的過程當中很多東西就消失了！
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青春無悔”，尤其是很多人在回顧到“老三屆”知青那一代人的時候，經常用這個詞，“青春無悔”。我們要看什麼樣的人來說“苦難是人生的財富”這句話？“老三屆”是整個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生命，甚至不止他們一代人，他們的生命歷程，他們的經歷，他們的遭遇其實影響到他們的下一代。這麼一段非常厚重、非常沉重的歷史，豈能是青春無悔這麼輕飄飄就說過去了，這是其一。其二，苦難在什麼情況下才能成為人生的財富？如果你都把它忘記了，如果都沒弄清楚這個苦難是什麼造成的、根源是什麼都不知道，何以能夠成為財富？這樣的說法，只要稍微去思考一下，知道其實都是很難成立的。
還有一種消除記憶的做法：設置研究的禁區。直到今天很多東西都還不能去探討、不能去研究，研究了也不能發表，不能讓大家知道。遺忘是怎麼產生的？這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接下來我想進行跟這個問題相關的另一個探討：關於個體與社會的問題。
我們研究當中也碰到這樣的現象：普通人的歷史，大眾的經歷，哪怕是很苦難的經歷，包括夾邊溝的事……經常遇到這樣的講述者，你跟他談話，了解他的經歷，了解他的過去，他會說，“你了解這個幹什麼，沒意思”——自己就把自己作為歷史主人這個事否定了，他覺得這個有什麼可說的嘛，很輕微、很瑣碎、很片斷。
這種個體生命的經歷、生活的經歷，生活當中所遭遇的這一切，和一個更為宏大的社會歷史結構，以及這個歷史結構的轉變，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想說的是，社會記憶也好，集體記憶也好，其實是要通過個體的記憶來呈現的，個體的記憶，構成社會記憶主要內容，他們個體的遭遇，與宏大歷史進程就是血肉相連的關係。
眼前就有最明顯的例子。今天社會轉型過程當中，很多地方發生了企業的轉制轉軌，很多人失業下崗了，很多家庭經歷了這個過程，這個無疑是大的社會轉型造成的。在這兒我們會涉及到普通人歷史的權利和歷史的責任，也是我今天想要歸結和概括的話題：
如果我們個體的遭遇，個體的經歷講述能夠進入到歷史當中，能夠進入到公共領域，或者進入到公眾視野當中，意義就能夠體現出來。
苦難如果僅僅局限在個體的層面、家庭的層面，或者說一個小的範圍內，它可能就是那樣很不起眼、很微不足道地存在着或者被遺忘着。普通人的歷史命運就在歷史的大潮當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普通人的歷史命運，他們命定就這樣消失掉了。但是如果他能夠進入到公共的層面，意義就是非凡的，因為每個普通人跟大的歷史轉型過程是血肉相連的，我們都在經歷這一切，我們都在體驗這一切。
所以我說苦難唯有進入了歷史，才會具有一種歷史的力量，令統治者懼怕的力量。如果苦難不進入歷史，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夠進入歷史，它被講述，被傾聽，被記憶，乃至於被研究和分析，就會具有這樣一種歷史的力量。而我們為苦難，為許許多多人的苦難去發掘社會根源，去找到造成苦難的原因，苦難就會具有一種社會的力量。
我們跟農民進行交談的時候，我經常能聽到這樣給苦難做歸納，他們會說沒辦法，就是命苦，誰讓我生在農村了，誰讓我是一個農民了，誰讓我是一個農村的婦女了，這就是我的命，我的宿命。我們要通過我們的傾聽、講述、研究，去超過這樣一種宿命論，對苦難應該具有一種解釋的力量，具有一種重構的力量，具有一種獲得解放的力量。
王曉漁：洛陽綜合症
王曉漁（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學者）：我也非常有共鳴，幾乎我們從中學到最後讀大學，有自己的想法，都是從自學國史和自學黨史開始的，都是恢復對歷史的記憶，恢復對歷史的了解，其中還談了很多包括對苦難的態度，青春無悔，我經常會走神，包括讀郭老師的書，我也經常會走神。
郭老師的書裡有一段，女性講述當時的歷史，一方面是女性對當年合作社前後的歷史有很多痛苦的記憶，包括個人，甚至因為生育所產生的身體不方便的時候都要去勞動。另外一方面，又是感覺很美好的，老是用一個詞，“紅火”，那段時間非常美好。郭老師在裡面分析，其實是一個社會設定的邏輯變成了一個自然的邏輯，既然達到一個程度，一邊覺得很痛苦，一邊覺得很美好，就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看到這兒我經常想起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不這麼叫，我覺得北歐沒這麼奇怪，我叫它“洛陽綜合症”：最近有一個城市，洛陽前不久發現一個地窖，一個男子在地下室里挖一個地窖，把幾個女子囚禁在裡面，好不容易把女子救出來，（人們）吃驚地發現，這幾名女子在幾年裡面爭寵，都要跟着老大，希望綁架她們的男子寵幸自己，因為爭風吃醋，其中有一個女子被殺死了……
我看這個經常會跑題，從講述自己的記憶跑到洛陽這兒來了。
接下來有請劉瑜小姐和熊培雲先生，這兩位不需要我太多的介紹，我也是他們的粉絲，我上課的時候經常發現同學偷偷看書，一看是《自由在高處》（熊培雲著），《民主的細節》（劉瑜著），我本來想批評他們的，後來覺得非常好，“可以不聽我的課，但是一定要看他們的書。”包括我到萬盛去，萬盛書店的飲料單用書的名字，我經常點“自由的高處”“民主的細節”，“民主的細節”好像是一杯薑茶，今年年初我來北京有點感冒，連點了兩杯“民主的細節”，感冒就治好了。接下來有請劉瑜小姐講講治療感冒的“配方”、我們恢復記憶的“配方”。
劉瑜：被國家化的記憶和失憶一樣值得警惕
劉瑜：謝謝王曉漁的介紹，我沒想到書可以以杯來計了。剛才聽到郭老師的講解還有王曉漁的介紹，我也覺得，現在關於所謂的社會記憶，或者集體記憶的問題，其實存在着兩個不同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剛才郭老師講到的這種集體性的遺忘、有組織的遺忘。現在打開電視，有很多關於民國時期的諜戰片；再換一個台，看到《還珠格格》，已經到第幾季了；再往前看還有《武林外傳》；再換一個台，《鄉村愛情故事》，《奮鬥》……我都不怎麼看電視，我都是聽說的。恰恰有一個階段，1949到1976，離我們生活非常接近的階段，看到的是“雪花點”——看不到反映這方面題材的電視，我覺得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這一段的歷史，無論就其重要性來說，還是就其慘烈程度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郭老師的書前半部分就是試圖通過底層的角度來分析這一部分的歷史。
像剛才郭老師說的，我們其實沒有資格遺忘那一段時間的歷史，今天很多人講“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你沒有資格對一個被強姦的女性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因為你自己不是受害者，你沒有權利這樣說。過去之所以如此重要，我們對人權利的看法，對人生命的看法，對人尊嚴的看法都體現在對過去的看法當中。如果對人過去的看法沒有體現對人權利、生命、尊嚴的尊重，必然會體現在現實和未來的看法當中，這個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為什麼記憶特別重要。
你去美國的話會看到大屠殺紀念館，在南京也能看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如果“過去的就讓它過去”，這些紀念館都不應該存在。實際上它應該存在。中文裡有一個詞，“實事求是”，我們就是要通過對事實的澄清和追問，來追問是非，來分清對錯，這是起碼的和應該的歷史觀。
集體性的遺忘，制度性的遺忘不是偶然的，不是因為每個人的短視和健忘造成的，一定是制度性的障礙，使我們忽略和拋棄那段歷史。這是我讀郭老師書的一個感受。
還有一個問題和這個一樣嚴重和糟糕的，是對詮釋記憶的國家壟斷。怎麼去詮釋歷史，怎麼去理解歷史？剛才郭老師提到了，當她去鄉村底層走訪的時候，就會發現，也許他們並沒有忘記過去發生了什麼，但是講述過去歷史的時候，完全是以國家的語言，政治化的語言講述那段時間的歷史，已經沒有了個體的、生動的、活潑的個體化的回憶了，個人史實際上成了國家史的微觀的縮寫而已。
我讀《翻身》那本關係中國土改的書，裡面描述的一段細節挺有意思，描述土改隊員怎麼去動員農民。農民一開始不理解為什麼我要批鬥地主？如果我給地主幹了一年的活，他沒有給我工錢，我可能去批鬥他；但是我給他幹了一年的活，他按照年初說好的工錢給了我，我為什麼還要批鬥他？土改隊員會跟他說，這個世界上存在一種東西叫“剩餘價值”，由剩餘價值談到剝削，從此以後農民就有了剝削這個概念，從此以後用一種宏觀的、國家化的、政治化的視角去詮釋他個人的生活，因此出現像郭老師書裡面講到批鬥地主殘忍的畫面。一旦有了國家的視角、宏觀的視角，用它來詮釋個人生活，個人記憶的時候，心中充滿了仇恨，開始有了政治的鬥爭等等等等。所以你對記憶的塑造，對記憶的詮釋一旦被國家化了，對過去的記憶會變得不一樣了。所以我覺得這種被國家化、政治化的記憶，和失憶是一樣值得警惕的。
剛才郭老師提到《1984》，我贊同她的分析。歷史不斷被改寫，根據現實的需要，過去的歷史不斷改寫，統治者不斷的告訴民眾：不存在客觀的、真實的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是相對的。如果今年我在跟大洋國打仗，我就要把過去關於一切大洋國的記憶塑造成大洋國是怎麼怎麼邪惡的；如果明年跟它和好了，明年關於一切大洋國的歷史，都要改寫成大洋國是怎麼光榮正確的……歷史不斷的根據現實的需要改寫。《1984》所寫的這個國家，建立在這麼一個不斷被改寫的、流動的歷史當中。男主角對此感到懷疑，他碰到一個同樣懷疑的同類，悄悄在房間裡乾杯的時候，舉起杯子對另外一個人說了一句話：“為了過去！”這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深刻的畫面，我也願意把這個畫面留給大家去回味、分析和想象！
熊培云：還奉行另外一個 “馬賽克主義”
熊培雲（南開大學副教授）：我剛才看這個封面看了很久。王曉漁剛才也說了：傾聽底層，我們實際上都是“底層”。如果是這樣的話，“傾聽底層”到底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傾聽？我們自己把自己的話講出來就可以了，因為底層的聲音就在我們內心。我不需要批評郭老師，她對自己的話做了解釋，有一個副題：我們如何講述苦難。
講到苦難，我跟郭老師也有很多共鳴，她這本書裡面講得很多東西，我最近幾年也在做類似的事情。剛才說苦難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關注底層苦難的時候，找原因的時候，不能只是說一個特別宏大的歷史，是它造成的苦難。在我們講個體苦難的時候，實際上個體也在不斷地參與製造苦難。我看這個書後面談到郭沫若，劉亞洲寫了一篇文章，60年代郭沫若兩個兒子相繼死掉了，裡面有一些個人情感的寄訴，特別悲傷。我們覺得郭沫若是一個大人物，但是在毛澤東面前就是“底層”，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講他如何為自己孩子悲傷的時候，我在評論課上跟學生講，50年代有一本雜誌，《新觀察》——原來的《老觀察》雜誌在國民黨時刻停刊了，新中國建立之後，重新出了《新觀察》。
翻開這個雜誌，跟40年代完全不一樣，為什麼講到這個呢？我在上課的時候專門談到郭沫若那個時候發表在《新觀察》上的一首詩：我們高呼萬歲，斯大林同志。為什麼講這個？郭沫若60年代失去了他的兒子，50年代又做了什麼，作為一個普通人又做了什麼？回顧歷史的時候，有的人總是說過去不幸的事情是毛澤東一個人做的，這個話也不公平，為什麼這麼講？實際上不斷的有人參與到塑造神的過程裡面來，郭沫若，還有其他很多人。另外一頁也談到老舍投湖的時候，當時湖上浮的都是老舍記錄下來的“最高指示”——他是帶着這些“最高指示”去投湖的。這些記憶當然非常重要，不是只是某一個人具體做了什麼事情，導致了苦難，這是所有人參與的。
我整理農民的一些材料，看原來的一些文件：梁漱溟批評對農民的盤剝、奴役的時候，政協開會，很多人批評他是在反對毛澤東的觀點，覺得他不配和毛澤東爭論，最後大家投票，把他在政協會議上講話的資格都剝奪了。如果把這些記憶都能恢復起來，就知道實際上在50年代以後，在後來的歲月里，中國走向一種悲劇，不是光是政府一家做的，而是整個社會參與，是“共謀犯”。現在的社會也是一樣，有些地方要做講座，另外一些地方不讓，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社會也參與到剝奪？如果講到普通人的歷史，這些方面也是要包括的。
前些日子對學生講課談到地富反壞右。很多學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是什麼意思？我寫在黑板上還在問，一個一個解釋，這些都是90後的學生，他們對歷史遺忘的程度真是讓我非常感慨。我解釋完了以後，有學生說，那樣的時代為了公平起見，要保衛這些國家，把這些清除，建立一個賤民階層是可以的。學生問了一句：你說如果不那樣做，還能怎麼做？這個話讓我感覺很奇怪。實際上在我們過去的歷史裡，除了馬克思主義，還奉行另外一個主義：“馬賽克主義”。我們很多歷史被遮蔽了，很多學生不斷地在上課、考試，對這些東西一無所知。亡其國必先亡其史，這個角度來看，大家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我們不斷的恢復記憶，恢復個體的記憶，一方面是還歷史的債，我們把不該淹沒的東西重新找出來，另一方面也是回到真實的歷史，回到理性的層面。剛才郭老師講得非常好，講很多人，講青春無悔，我們都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你沒有反思，或者你受的苦難把它忘掉了，這實際上就是把你的財富扔掉了——如果你願意把那個當做財富的話。
整體的感覺，現在很多人在拍電視片也好，寫劇本也好，寫小說也好，他們對苦難更多隻停留在一種審美層面，苦難是審美，不斷的審美，強調我們原來過得這麼好，我們是在非常美的環境下生活。如果這樣對待歷史的話，這是非常不夠的。因為我們除了審美以外，人最終還是要回歸理性，不斷恢復記憶，也是希望這個民族恢復理性的層面。
我不斷的回老家去探尋當地的歷史，我自己有這麼一段感慨，30多歲，走遍世界很多地方，了解了世界許許多多大事小情，但是我對自己家鄉的歷史卻一無所知，我為此感到非常羞愧。的確，我這三四年不斷的回家找到很多故事，可以回溯20世紀的中國歷史，通過那個也是可以看到，我們通過個體的記憶，地方的記憶，怎麼真正的來構建一個民族的記憶，沒有個體的記憶就不可能有集體的記憶，沒有地方的記憶，也沒有國家的記憶。如果傾聽底層的話，更多的還是回到個體，回到自身，讓每一個人講述自己的記憶，講述自己的苦難，謝謝！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