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以其卓越才能与盖世功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世纪伟人的崇高地位；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尽管圣贤伟人频繁登台，英雄豪杰层出不穷，但堪与毛泽东比肩者，寥若晨星几乎没有。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泽东时代结束了。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毛泽东的浓厚兴趣，毛泽东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简直成了经久不衰、永不枯竭的话题。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普遍怀有仰慕英雄的心理，还因为毛泽东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的身躯里蕴藏着说不完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智慧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奥秘之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神机妙算所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至今仍五彩斑澜，熠熠生辉。它给后人的启迪是永久性的。这或许是人们对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又一个原因。

智慧的作用是神奇的。许多看起来困难重重的事，施之以智慧，便迎刃而解。许多变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的事例，也是智慧使然。难怪戴高乐将智慧视为领袖人物所必备的首要品质。

智慧是无所不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文化、人生等各个领域，无一不是智慧的驰骋用武之地，大到安邦定国的伟业，小到鸡毛蒜皮的琐事，要做好都离不开智慧。

毛泽东的智慧和才华是多方面的，以致我们可以给他冠以诸多头衔，如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外交家、书法家、诗人等等。其智慧运用的领域之广，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毛泽东的主业是政治、军事两项，相应的，其智慧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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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弱小和劣势地位，这是毛泽东施展智慧的基本立足点。

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毛泽东政治智慧的根本追求就是争取大多数群众，团结大多数群众，进而依靠大多数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变得强大起来。为此，他提出变“谋之上”为“谋之下”；做“农民运动的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种种战略、策略方针。这些政治智谋的实施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为争取和巩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也同样采取了争取大多数、依靠大多数的策略，并且屡试屡爽，招招成功。

毛泽东军事智慧的根本出发点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为达此目的，他极力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坚决反对死打硬拼。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摸索出许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以小代价换取大战果的巧计良方。如：避实击虚，先打弱敌；示南形北，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游击战；打持久战；打运动战；打人民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等等。这些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便造成了壮大自己，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彻底打败敌人，夺取全国政权的结局。

敌优我劣、力量悬殊的客观环境往往迫使毛泽东更多地以智谋与敌人周旋，千方百计地以巧取胜，而不是简单行事。以长征为例，那时蒋介石手中握有数十万至上百万大军，而毛泽东麾下只有三万余人。蒋介石自恃兵多将广，对红军简单地采取了围追堵截的老办法，机械而笨拙。

毛泽东则没有简单地与敌人死打硬拼，而是采取了走、打、变、诈的应敌战术。走，就是牵着敌军走，造成敌军精疲力竭，兵力分散，弱点暴露；打，就是寻机杀个回马枪，打痛打怕敌军，使它不敢放胆尾追；变，就是敌变我变，以变制敌，使其一次次围歼企图破灭；诈，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佯攻、佯动迷惑敌人，造成其判断和处置错误。走、打、变、诈的结果，几乎将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晕头转向，洋相百出。这个事例说明，智谋常常是迫不得已的产物，是环境逼出来的，是压力压出来的。这个道理至少可以部分说明，在国共两党两军的较量中，何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智谋较多且高出一筹。

作为一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领导的方式方法上也卓有建树。未雨绸缪、预见在先，把握全局、照顾全面，狠抓要害、果断决策，知人善任、用人所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是毛泽东实施领导的重要经验和特点。

毛泽东的智慧给人的最大感觉是雄才大略、气魄非凡，这是毛泽东的个性特点及其所处地位在智慧上的体现，也是毛泽东的智慧不同于他人之处。“老子不信邪”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常常敢于顶着巨大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谋惊天动地之计，出力挽狂澜之策。如土地革命战争中领三万红军反击十倍之敌的“围剿”；长征中率三万红军冲破四十万敌军之合围；抗日战争初期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敌后战场；

1945年8月亲临重庆，作虎穴之行，赴鸿门之宴；解放战争初期统率120余万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400万国民党军，实行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做出兵朝鲜之决策，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面前横刀立马；等等等等。这无一不是非凡勇气与深思熟虑相结合的产物，与其称为智慧，不如叫它胆略。可见，雄才大略不仅需要以智慧为基础，而且需要胆魄与意志的支持。

人们常常将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比较。有人说，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微观决策上又比毛泽东更为在行。这种说法看似不无道理，实则并不尽然。

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智慧，我们就会发现，宏观决策固然是毛泽东的长处，而微观决策也并非其短处。红军时期，毛泽东直接带兵打仗，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表现了卓越的才智。抗战初期，他对于八路军的出兵时机、出兵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式，都直接指挥，周详备至。

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不仅制订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总原则，还提出了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四个可操作的策略原则，这就把独立自主的总原则具体化了。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既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阐发其战略地位，也从实践崐中归纳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甚至对游击战的基本战术——袭击，也作了专门的论述。

凡是读过毛泽东《论袭击》一文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位战略家如此深入细致地探讨游击战术，大概都会感到惊奇。再如朝鲜停战谈判，毛泽东实为我方幕后总导演，对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都高度重视，甚至对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法，提出什么条件，在对方作出反应后，以何种处置予以答复，都发出了详细而正确的指令。可见，毛泽东也是极长于微观决策的，只不过领导全局的责任和个人精力的有限，使他不可能将注意力过多地用之于微观决策罢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堪称杰出的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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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谋略家？仅仅是因为他富有智慧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大谋略家，单单依赖智慧是不够的。正如上文所述，谋略还需要胆量、意志和毅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谋略家还必须找到获取和制订谋略的正确方法和渠道，这一点至关重要。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谋略家，主要原因就是他成功地找到了获取和制订谋略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毛泽东曾经对人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两句话恐怕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心得，也是他能够成为大谋略家，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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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八个字看似简单浅显，实则奥妙无穷，因为它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群众的内在关系问题。有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这两条，毛泽东就突破了个人才智和个人阅历的局限，而步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可以向实践寻求答案，向群众寻求方法，向历史寻求借鉴，从而为自己开掘了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具备了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和意志品质，找到了获取智慧的根本方法，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施展智谋，毛泽东就是这样成为一个杰出的智慧者和大谋略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