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星原太默默无闻了，但一生又大不同于寻常人。外公罗章龙把一肚子党史故事全倒给了她。中国有官修正史，有民间野史，还有超然于两者的“载记”。在中共党史领域，罗章龙的载记肯定首屈一指，每一个字都和罗星原的奉献分不开

　　老高按：昨夜从微信上得到噩耗：罗星原去世了。
　　罗星原是谁？确实只能算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她是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罗章龙的外孙女，在二十多年中祖孙相依为命，而且她是罗章龙一肚子党史回忆录的倾听者、抄录者和整理者。
　　罗星原享年刚71岁，我在十来年前回武汉探亲期间，去登门拜访过她，听她长谈她外祖父的故事。闻知噩耗，不禁黯然。昨天收到江苏的电视人邓伍文在微信上的几篇短文《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哀悼罗星原女士》，转发于此，以表纪念。
　　我2020年8月，做《伐林追问》的最后几期，讲的正是罗章龙：

　　另立中央、分裂中共的罪魁祸首在政治绞肉机中幸存（伐林追问第130期）
　　罗章龙：八七会议是伟大历史转折，还是中共首次宫廷政变（伐林追问第131期）
　　共产国际米夫硬把王明推上台，激起罗章龙另立中央（伐林追问第132期）

　　我在老高的博客上提到过好几次罗章龙。今天借此机会再介绍一下：
　　1949年之后，没几个人听说过“罗章龙”这个名字。要感谢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一列举党史上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其中说：“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邓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时，对毛的看法不以为然：“（毛）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
　　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却与湖北武汉有不解之缘。大革命时期，1927年他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建政后，他到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任教，在武汉住了25年。八十多岁才去了北京。在他去世十年之后，2005年由在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本80万字的《罗章龙回忆录》，在海外发行。我有幸比较早地拜读，随后由溪流出版社的岑岚女士牵线，2006年我回国时，专程拜访了在武汉定居的罗星原。
　　罗章龙结过两次婚，有一个女儿二个儿子，罗星原1949年出生在位于长沙岳麓山的罗章龙家，1954年她来到武汉，与先一年调入中南财经学院的罗章龙一起生活。她告诉我：“外公写作回忆录大部分由我誊抄，前后情况我都清楚”。《罗章龙回忆录》这部书是作者多篇回忆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诸多史料相当丰富，印刷本发行不是很广泛，近年我发现该书一些篇章，例如罗章龙记叙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文章，在网络上到处流传。
　　令人惋惜的是，罗星原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个人的人生道路走得相当坎坷，离婚、病退、自己唯一的女儿毕业后求职一直不顺利，致使她经济状况相当困窘，身心都陷于严重困境。
　　罗章龙是毛泽东早年的好朋友，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登了一则广告寻友，得到回答的一共三个半人，有一封署名纵宇一郎——纵身宇宙，一郎有点像日本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罗章龙，他当时正打算到日本求学。毛泽东赠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副编。“二十八画生”与“纵宇一郎”一见如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918年，他与毛泽东等年轻人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一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先在哲学系，后来转到实用性强的经济系。“五四”运动时，他是火烧赵家楼的一员干将。1920年初，他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他经张国焘介绍加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主编了《工人周报》。1921年6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了选派代表到上海开会的通知，李大钊说不去，邓中夏和罗章龙都说事务繁忙脱不开身，就选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张国焘和相对比较清闲的刘仁静当代表。罗星原告诉我当时“外公主编的《工人周报》要按时出版”所以走不开，但是说到底，还是因为对上海的这次会没太重视，没觉得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后来的中共党代会，罗章龙每一次都出席了，多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中共三大之后还担任中共中央会计。此外，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陇海铁路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他在中共党内的辉煌，一直持续到1931年1月7日，那个只开了一天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罗章龙对米夫、王明、博古一伙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强加于人的专横行径非常不满，会后发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选为书记，与向忠发、王明、周恩来等人对着干，最后被开除出中共——这便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1933年4月，罗章龙在上海被捕。在蔡元培、汪精卫营救下出狱。此后专事教书治学，潜心研究经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改名叫“罗仲言”，完成了专著《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著有《欧美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史学原理》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等等。罗章龙在中共建政之后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居然得以免遭冲击，虽然文革还是在劫难逃，但是也没有成为主要批斗对象。人们说，这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早年有所谓“管鲍之交”，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无企图，所以无人问津。
　　文革后，1978年，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中央能给他帮助。时任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把他的信批给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转交给湖北省委。于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小组，从5月26日开始协助罗章龙回忆写作。罗章龙拿出包括16个问题的提纲，每天谈两个小时，他如数家珍。一直讲到8月4日，后来形成一个打印稿。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部级顾问，组织上还把在新疆农学院教书的大儿子罗平海和当儿科副主任的儿媳调到北京，好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他继续回忆党史，后来出版了回忆录《椿园载记》，但是只写到六届三中全会，关于1931年1月7日那个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他怎么组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都没有提。他的回忆录一直没有全部出版。
　　1979年6月，罗章龙与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他还被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春节除夕去世，享年99岁，成为中共创始人中罕见的寿终正寝的幸运者。
　　中央党校李海文多次去拜访罗章龙，成了忘年交。李在回忆文章中说，罗章龙为人达观、平和，讲话总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声调不高。他无论是接待大人物、外宾，还是记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李的这个印象，与我读罗章龙回忆录实在是大相径庭，我几乎要认为她写的是另外一个罗章龙。我曾说过，罗章龙写向忠发、写李立三，都是相当情绪化的，甚至颇有道听途说之词。例如他说：向忠发被捕后不仅伙同顾顺章这一群，南北奔走，到处带头作引线，做特务，查抄机关，逮捕同志；而且还自成一队进行搜捕。甚至说向忠发等亲作眼线，穿着防弹背心，手拿弹簧铐，领着一班特务，雄纠纠地横冲直撞。
　　向忠发是不是像罗章龙所说的这样不堪呢？姑且不论，只说向忠发被捕到被杀，时间极短。他是在1931年6月22日早上去探勒租车行租车，特务早已张网以待。上午9点多他被抓，6月24日凌晨3点他被杀，满打满算，只有42个小时。两个白天加一个半夜晚，还要从租界的一个巡捕房转到另一个巡捕房，6月23日也就是被捕第二天，转到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不可能带着特务到处抓捕，他究竟算不算叛徒，也还在探讨之中。。
　　向忠发是罗章龙党内政敌，罗对向的评价掺进了不少个人情绪，讲的是否事实，需要仔细分辨。中国大陆党史学者张永201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大量引用了《罗章龙回忆录》，但也特别提醒：《罗章龙回忆录》中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须非常小心，尽可能用其他资料核对。
　　邓伍文在悼念罗星原的文章中提到“花园会议”。这个会议中共党史界以外的人士知之不多。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激起中共党内很多人反弹。共产国际远东局为阻止中共的分裂，1月中旬召集全国总工会党团二十多人在沪西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后来称其为“花园会议”，但是会上仍然是激烈对抗。据罗章龙回忆：在会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说“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反对派并未屈服，花园会议通过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明确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绍禹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不料反对派活动很快遭遇意外挫折，由于内奸出卖，反对派多人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国民政府，2月7日24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枪杀于龙华。
　　有人问起邓伍文关于“花园会议”是怎么回事。他写了一则微信说：
　　敬答友人问
　　花园会议，若作为“会议”来讨论，几乎没啥丰富内容与指导价值，什么会议议题、地点、与会者、会议进程等等，均无价值。它的历史意义仅仅在于会议的目的与手段：让不同意见者无条件地服从，不服从者当即开除党籍，随即执行党内锄奸；开杀戒，按表态排队，站对立面者死，顺从者活。四个字：简明，残酷。一天之内“搞定”，拉开血淋淋大幕。

　　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支持谁，谁就有合法性，谁就是正统。罗章龙的挣扎和抗拒都是徒劳。但胜利一方只有短暂的轻松和喜悦。很快王明等人把中国革命引入了灭顶之灾。而那位中共的太上皇米夫，下场更悲惨。1937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是反革命、托派分子，他被逮捕关押。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秘密处决，享年37岁。
　　

　　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哀悼罗星原女士

　　邓伍文，微信

　　罗星原走了，孤零零地走了。
　　2021年的第一天就听到这噩耗，可她并不是2020年里最后一天走的，三周前12月10号，她就回到外公罗章龙的身边了。
　　不幸的消息，我转告了她在北京的表弟，也转告了她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再想转告第三位，却还没有联系上。
　　罗星原太默默无闻了，但一生又大不同于寻常人。1949年11月1日生于长沙，一生没见过父亲，母亲也不在身边，一直就生长在外公身边。外公把一肚子党史故事全倒给了她，把全部回忆存稿委托她照管出版事宜，手书“不得有误”。2005年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凝结着罗星原的心血。后续的其他渠道的出版事宜，仍在进行中。
　　中国的历史记载有官修的“正史”，有民间的“野史”，还有超然于两者的“载记”。在中共党史领域载记类文献，罗章龙的载记肯定是首屈一指的，而罗章龙载记的每一个字都和罗星原的默默奉献分不开。
　　愿所有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能记住罗章龙和他的外孙女。

　　【续篇之一】

　　今天，又得到有关罗星原女士的消息，她的亲戚罗星瑞女士护送其骨灰回浏阳老家，入土为安了。
　　这简单的消息，不能不告诉关心她的人。
　　三天前那则四百余字的短文——《请中共党史界记住她》——牵动了许多人的心。短文刚贴上微信网络，四面八方的哀悼就纷至沓来。人们关心她毕生心血守护的珍贵史料，希望能看到读到，能借以研究党的历史；
　　人们还关心她默默奉献的艰难历程，希望在载入历史的这段镜头中，能留有罗女士的清晰形象。
　　说实在的，新年开年以来，才五天五夜，入夜便因她辗转反侧，清晨醒来依然浮想不绝。在那个大清早，匆匆写下第一段哀悼文字，今晚，又翻开多年前的日记——
　　是1994年11月18日，“意外收到”罗星原的第一封来信，先前我并不知道罗章龙有这么一位后人，尽管我“钻罗网”接收罗老资料已近五年，正在进退两难中。随后给罗星原回信，再收复信、通电话，两次往来后，12月22日我便以迫切的心情飞往武汉，当天见到她，“谈至天黑，得材料数份”。拜读那一笔一划写出的清秀文字，逐句逐字消化，三天后便给北京的李锐发去仅仅数字的信函：“近到武昌，得见骇世文字，允日后面谈。罗老最亲的一位后辈问候您。”
　　自1990年3月起，我第一次和李锐老伯谈到罗章龙，就知道他们早在50年代初就有联系，李锐调离湖南前托人去详细问过新民学会初期的人与事，30年后在北京住同一医院，又多次交谈。我几次去北京，一见到李锐，他都急急地询问罗章龙研究进展怎样了，甚至动脑筋要调我进北京，就近抓紧，一定要把罗章龙在党内经历的那些事留下来。当时李锐不满八十，罗章龙已年近百岁，李锐担忧老人把“六届四中全会”和“非常委员会”带走了，“过七十的人，活一年是一年；上八十，活一个月是一个月；九十开外，活一天是一天啦！”急迫的话语余音中，又联系起他自己，《庐山会议实录》一出来就特意送罗老一本，就是要让罗老也能留下会议的“现场”。王明搞的四中全会，后人搞的庐山会议，都是让全党吃了大苦头的呀！
　　时在1994年岁末。当时我准备来年春节之后去北京，当面向李锐谈谈罗星原提供的材料，太惊人了，完全可以推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在我准备离开武汉告别罗星原的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闻‘西变’有关事，真乃惊世之绝唱！”第二天，我登车北上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5年的春节里，罗章龙与世长辞了，享年百岁。我写下百字挽联，其中有“敢问此世间有几付热肠贴向椿翁也仰他潜心凿就名山事业却饮密藏幽恨”句。不用多说，天赐罗星原一腔热血，就是为罗章龙而热，为罗章龙而洒的。热得其所，洒得其所。
　　时隔26年，又是岁末，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将多次修订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书稿发给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这本书的起源，就是罗星原提供的史料。我只是在李锐老的敦促指导下，核实并记录下关键的史实，勉成书稿时，李锐赐序并题写了书名。书稿在2000年初次付印，凡是应该出现“罗星原”名字时，我都用“罗××”代替。书中有一句冠以“戏曰”可摘录于此：“能否戏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重大新闻’的，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只因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罗章龙人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校园内。这句戏言就是源自罗星原初次见面时向我说的大实话。后来，陈铁健老师在书评文章中也原意照引：“能否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书评文载《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02年第1期）
　　写到这里，想起今天白天有网友特转我看李海文的《我所了解的罗章龙》一文，她谈到与罗章龙交往中“值得一记”的一串事，其“之五”是：“罗章龙派黎天才到张学良身边工作，推动西安事变。但是他没有详谈。后来我见到研究西安事变的张魁堂，他也这样说。张魁堂还准备写一本书，可惜因病早逝未能完成。邓伍文2000年以无文为名，写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书中有相关内容。”（此文载于《湘潮》2015年第2期）张魁堂是全国政协的文史干部，西安事变亲历者刘鼎在政协工作的首席助手，生前写出《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与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李义彬的《震惊世界的一幕》，三家三卷并称研究西安事变的鼎立之著。
　　李海文的这篇怀念文章，提到了党史研究中的好些大事，都是跟罗章龙接触后，大有收获。其实李海文也有疑惑，我俩曾当面交流过。她向我提出的几点疑问，我都明确回答，其中也有讲明了“不便说”的，我告诉过她，罗章龙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了罗星原，罗星原是在罗章龙身边生活最久、最了解罗章龙的亲人，早就是一肚子党史，自己不能写，还难得有人可以听她倾诉。李锐听说罗章龙那里还有“不便说”的，便一个劲地追问，我只好告诉他，如果您有机会上南京，我会给您看的。
　　到了1999年的4月间，真有这样的机会。李老应江苏省社联之邀来南京做“五四”八十周年的演讲，我呈他看了罗星原交我的几件珍贵史料，他连连感叹，在党内这么多年，就没听说过呀。当然，就是那几件资料，顿时打消了李锐心中多年的疑惑，豁然理解了藏于罗老心中的难言之隐。连胡耀邦、李锐那么关心，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他有啥说啥，罗老竟然也有守口如瓶的一个大块块。老人心中缄默以终的私密故事，只对星原一人说出，连亲生儿子都蒙在鼓里。李锐敏感于史笔轻重，几年前就关心起罗星原的生活，曾让中组部老干部局出面，向罗星原所在单位打招呼，布置落实，照顾党史老人的后代。
　　今天上午，我把刚发出五天的书稿又改了一下，凡是“罗××”全部改成“罗星原”，共十余处，并且向接下书稿的出版社说明。写到这里，想想有关罗星原的点点滴滴，我所知道的远不是一篇两篇可以写完的，今夜暂时搁住，以后再继续吧。
　　2021年1月5日夜稿，隔日稍改

　　【续篇之二】

　　看到罗星原骨灰落葬的照片，由微信转出去，心情却跟墓上新覆上的水泥一样，冰冷冰冷的。
　　差不多就在两年前，星原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托亲戚在浏阳老家买了墓地，再是第一次说出她的亲生父亲。迟钝而未加深思，这不曾联想、不愿预感的不祥之兆，终于在不到两年时光里化成现实了。如今看来，这天，这地，寒气是不是太重了些呀。
　　星原有父而不能见不能谈，到70岁时才能说出一丁点儿，原因就在她外公罗章龙那里。罗章龙早年在浏阳家乡有原配，1917年的春天，新民学会在长沙湘江边成立，同年冬天，他与夏景云在浏阳河上游桥头村完婚。转过年来，罗章龙离开家乡，初拟东渡日本求学，后又改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开始了男儿志在四方的生活。1927年初夏，罗夫人景云女士病故，留下一个女儿，名罗梦平。
　　罗梦平先在家乡上学，罗章龙易名罗仲言进入开封的河南大学后，才被接到父亲身边。1936年，罗章龙与黎天才在青岛秘密会晤，讨论策动东北军兵变的事，把女儿梦平和学生何文带在身边，让何文辅导梦平功课。罗章龙为她俩在青岛栈桥附近的留影，成为重要的史证佐料，我在《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书中选用了两张，从照片上看梦平约二八芳龄，未脱乡间女孩子家的羞涩。
　　后来，罗梦平一直在父亲身边，开封、鸡公山、武汉、重庆到陕南的汉中，一路同行到城固县，至1939年秋才有安定的家，她一步一步完成学业，1942年毕业于国立第七中学，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当梦平毕业时，罗章龙又转回长沙，进入湖南大学任教。梦平刚找到工作，与同校的一男同学相爱，准备结婚，罗章龙坚决不同意女儿自主终身大事，坚决不让女婿进家门。其中，丈人对女婿政治上的不放心，女婿对共产党的根本不了解，都可能是致命的因素；其实，全校师生谁也不知道这位罗仲言教授与共产党有过什么瓜葛，不知道这家人还潜伏着什么政治危机。一对青年人倾心热恋着，苦果在国共搏杀中渐渐酿大。终于，共产党打下天下，罗章龙的艰难自保进入漫长的新阶段。五星红旗刚在北京升起一个月，11月1日罗星原降临人间，她的父母也已断绝关系。罗梦平回到湖南，在长沙外围某地的银行里工作，自己的亲骨肉交予父亲与继母抚养，只在难得的探亲假时回父亲家里看看女儿。心情抑郁的梦平，单身独居，退休很早，由女儿办了顶职，本人于1980年因病去世。
　　罗星原从出生一直到中学毕业去农村插队，将近二十年里，就在罗章龙的身边。无论是在长沙的湖南大学教授生活区，还是1953年迁到武汉，换成中南财大的教授生活区，从来没有人知道罗星原的父亲是谁。
　　难听的流言，不堪的蜚语，一直悄悄地跟随着这一对祖孙。甚至到了90年代，李锐本人、李锐原先在湖南的很有身份的一位老朋友，分别悄悄地对我讲过这事。对于刚刚沾上“罗章龙研究”的我，能听到这样的“悄悄话”，提醒你留神，可谓惊心动魄，摆在面前的历史人物不仅政治问题悬挂在高压线上，生活品行里也布有“臭巴子地雷”？如果不是我去了开封、西安、汉中、城固，见到罗章龙当年的多位学生，也就是罗梦平的一帮同学，根本就不会知道罗星原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人，也永远不能理解罗星原说过的“我是山东人的后代”，“我们山东人就是爱打抱不平”。
　　罗章龙年近六十调往武汉，将临退休，构思并落实起人生晚年的“规划”，深感“江城赢得半楼闲”，便“殷勤词赋课双鬟”（罗章龙作《浣溪沙·烽火》中句，鬟是指女子的发髻）。这“课双鬟”就是在年幼的罗星原身上倾注心血。伴随着外孙女的小学、中学，罗老自己完成了长篇回忆的初稿，开始交后人帮助誊抄。誊抄是用老式复写纸的方法操作，一式四份，前三份基本清楚，第四份就很勉强辨识了。参加誊抄的有罗章龙在新疆工作的长子罗平海、在湖湘工作的侄子罗可成，他俩只能短暂参与帮手，真正的誊抄主力是罗星原，她已是初中生，一手娟秀的硬笔字，就是从那时练就的。
　　几十万字的长篇，分四十余章，赶在文革爆发前完成。装订成册后，四套分散密存。这期间，罗章龙还指导罗星原学会了地下党“密件”的老法子，用糯米汁书写、碘酒显现，等等方法，藏于鲁迅等书籍中的天头地脚、横竖行间。还把重要的资料用相机翻拍，原件销毁，密藏底片。当红色江山下的阶级教育铺天盖地时，罗星原已经被另一种“红色传统”手把手地培训成熟了，青春的心灵开始懂得了自己身负的特殊使命。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肚子里的党史故事也越装越多。
　　有了这样的周密准备，罗章龙开始跟两位老朋友联系，一是毛泽东，一是董必武。与毛，早年的“二十八画生征友”不说，自1949年8月开始恢复联系，秘密来往滴滴拉拉不断；与董，可以追述到1927年大革命中心的武汉，罗章龙的父亲罗泰钧与董必武同在湖北为战友，罗章龙则兼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中央工委数职，与董必武早就有生死之谊。今天，可以看到的毛-罗、董-罗之间的联系记录、函件等，全是罗星原保存下来的。
　　一场文革风暴，罗章龙被一群“金猴”抄家，整套的回忆录连同其他史料遭洗劫。天下大乱中，罗章龙在中共党内的政敌也许会暗中窃喜，真以为他罗某人不可能再“翻身”，再不会有“私写党史回忆”的安稳时日啰，彼此都是七老八十的翁叟了嘛。谁也没有想到，当罗星原把爷爷（她一直这样称呼）从“牛棚”里接回家时，欣慰老人安然无恙，现代版的“义女”缇萦救助长辈的故事得以继续演绎。
　　随后是“九一三”事件掠过，学历史、调查历史真相的任务总得进行呀，神州大地忙不迭边边角角的人呀事的，总得找些知情者去讨个说法吧，罗章龙又开始接待全国各地手持“介绍信”的来访者。渐渐地，罗章龙慨然而然“大江流梦到沧瀛”，把另存别处的整套回忆录取回家中，让罗星原再次誊抄。他自己也续写起新的篇章。到文革正式宣告结束，罗章龙在罗星原的帮助下，大致完成了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屋”意）的“载记”“散记”和“自传”“年表”等全套的回忆文稿，如果加上“诗草”和其他“散稿”，高达百万字上下，字字清晰，份份完备。历史上的司马迁苦苦以求“藏之名山”，两千年后，罗章龙潜心蓄志来了个“史笔遥尊司马迁”；如果说洋洋大观的《史记》终由司马氏家人传承得见天日，运作详情却不见史载，那么罗章龙的回忆文稿，且不论史学价值是否宏远，而帮助其传承并终见天日的，首数罗星原，历史劳绩已是毫无疑问的。
　　当1978年“春天”来临时，由北京党中央交办、湖北省委落实，派党史专业人员上门帮助罗章龙，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因罗家中条件不宜，随即移师东湖宾馆，有了中共党史资料征集中著名的“东湖座谈”，连续座谈了十几天。上午由罗章龙做回忆口述，临时抽调来的五六位同志，边听边问边记，下午分头整理记录的做文字整理，准备明天口述的做提纲准备，晚间交罗章龙审核记录稿。按小型座谈会的参与者于吉楠的回忆，罗章龙一再说许多党史文物“被抄走，多年辛劳毁于一旦”。
　　其实罗章龙叫苦的用意，就是要通过组织渠道追查抄家元凶，如果露出口风自家另有留存，谁还肯下力气去真找真追呢。当时，全程陪同罗章龙照顾起居的，就是罗星原，祖孙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苦忆”之戏——带着整套的“亢斋载记”住在东湖，每天下午晚上，从成熟的回忆稿中摘出若干，第二天上午口述，同时提些关键性要求，示意甘于相助的年轻人继续搜寻资料——如此这般环环相扣，巧妙无痕，尽在罗章龙的老谋深算之中！
　　毛泽东寄语厚望的“世事纷纭从君理”的压轴大戏，开始了……
　　夜已深，不得不说以后再继续吧。
　　2021年1月9日夜稿，次日稍改

　　补充说明：昨晚将“续篇之二”通过微信发朋友们看，收到的反馈大大出乎预料。入夜了罗星原的舅舅发来微信：“看过‘走了’文章，其中有些地方有些差错，不是省立七中，是位于洋县的国立七中，当时家中经济困难，私立中学无法上（在重庆时还能上南开中学）。到城固后，姊考上国立七中，我上的是国立西北师院附中，有贷金，形同公费。”“七中和师院附中，是当时国立中学，住宿，伙食及学用物资，除衣服褥外全部由学校提供，是当年大学老师子女上学的首选。”按照他的意见，我已将第五段中的“省立”改为“国立”。

　　【续篇之三】

　　前天的“续篇”，写了罗星原出生、成长的片段，微信里发朋友们看看。可能人人感觉难得——敢看敢发声的，便鼓励我继续；不敢看不敢吱声的，也就不便交流了——说实在的，微信里群起的鼓励，太难得了，但对于命中就注定的我这“懒”胚子，可能不太合适，特别是在猫冬的季节，最适宜懒人躲懒。
　　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又有点特别，忍不住要提一下九十年前的1月11日。在中共党史学界知道并关注这日子的，人数不会很多，甚至微乎其微。而我是四十不惑以后才疑惑陡起，稍不留神，竟一步一步盯上那段日子，盯牢那天在上海郊区有过的一次党内高级别“会议”。
　　那是1930年冬到1931年春，大事怪事挺多的。鲁迅有过《为了忘却的纪念》，已是历史名篇。可他，为什么迟迟才发声呢？通篇涉“龙华惨案”分明是两年前的事呀；为什么一夜间二十四名“朋辈成新鬼”，他只写了五位呢？如果不是罗章龙、罗星原隔代接力，后人会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辈会糊涂一生。幸亏有罗氏祖孙在鲁迅之外再发声，将冬春相交数月里促“新鬼”别“朋辈”的残酷真相记载下来，保存下来，继而抖露出来，历史真相的一角终被揭示开来。
　　这就是我在哀悼星原时，最想对中共党史界、对关心中共党史的朋友说出的。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也是让朋友们理解我的哀思，自引自全文照搬未刊的旧稿如下：

　　为何说这话——略谈“花园会议”

　　我说过一句怪怪的话：“写党史，若不写花园会议，任何一部中共党史都是半部党史。”乍一听，很不好理解，什么是“花园会议”，闻所未闻，又无从查找。只即便是专业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也未必全清楚。
　　这话显得够狠的。可我，多次说过，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因为我反复想过，想得很认真。为何要说呢？就是想引起认真广泛的讨论。
　　我是1995年底开始那样说的，而思考还要早个四年。当时准备参加“何孟雄思想学术研讨会”，却面临个大疑团：何孟雄等人怎么会被捕的？即著名的“东方饭店事件”是怎么发生的，1931年1月17日前后，一大批人被捕的起因何在？如果按照党史界多年的说法，最为蹊跷的“告密说”，完全不能认作是隐名告密者的一时冲动，反而只能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出卖，据此解释党内斗争恶化才导致了众人被捕事件……那么，在史实之链上，就必须弄清如何一步步“恶化”的，关键要找准“你死我活”的转折点。
　　“你”与“我”共处党内已很长时间，就在十天前，即1月7日那天，双方还同聚一室开了个中央全会（即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虽然闹得不欢而散，但也没僵到“死”与“活”的份上。所以我在“何孟雄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那十天当中，必有触发“你死我活”的事端，值得去弄弄清楚。
　　逐日排查史实，查来查去，曾有资料提到“花园会议”，它具备了引发党内斗争恶化的可能性。
　　截止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注意到有四份资料里出现了“花园会议”。就发表的时间看，其中三份比较靠近：一为1979年夏天胡华在合肥做的有关党史的专题报告，顺带“吹风”，说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二是同一年里黄玠然发表的《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文章，三是1981年罗章龙发表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不到两年时间，有了这三份资料。再隔约十年，90年代初出版的《王明评传》里也有一段话，又一次提到了“花园会议”。
　　综述这四份资料，形成了三“正”一“反”：罗章龙说有此会，他是亲历者；胡华说有此会，他是自40年代起就研究中共党史的资深专家；“评传”也说有，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课题。三家从正面认定，各有其份量。而黄玠然其人，早年出入中共核心圈，1931年初，为中央组织部人员，协助周恩来工作，亲历过许多事，“反”说亦不可轻视。不过，黄玠然没有明确否认该会，只是推说不知道，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反”说。
　　1994年春，我在北京见到罗章龙，径直追问“花园会议”，想探明史事细节，未得其正面的明确回答。第二年，老人去世了。后来，我得到他后人提供的罗老有关“花园会议”的回忆，以及他1979年10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细读以后我相信，历史上确有“花园会议”，性质相当严重。
　　看了罗家提供的资料，同时也留意其他当事人的说法。到了1995年年底，脑袋里打转转，冒出“花园会议／半部党史”的想法，斗胆在小圈子里直言，希望多几种声音，共同去弄清史事，便以带刺激性的词语去引人关注。
　　不妨回头分析一下那四说。从时间上看，胡华的“吹风”明显居先。而胡华又是何时从何处知道花园会议的？也是个大疑难。若源自罗老，又为何会早于罗老数月？若另有所闻，又为何人？因胡华过世多年，此惑似乎成了悬案。后来我请教中央党校的于吉楠教授，他告诉我，是他将罗老“东湖座谈”中的有关内容转告胡华的。
　　事在1978年夏，党史界邀请罗老到武汉东湖，连日做党史专题的谈话，历时一个多月，这次活动被称为“东湖座谈”。座谈会每日有记录整理件，罗老也逐一过目。事后，这批文字从未公开发表，只在党史学界小范围流传。其中，罗章龙谈到了花园会议，这是他在事隔近半世纪后首次对外谈及，但他讲得并不详尽。于吉楠参加了东湖座谈，胡华没有去。于吉楠后来在中央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资料时格外留意，却从未见过“花园会议”的相关内容。所以，这么多年来，于吉楠在自己的文论中，从来不提花园会议，但也没有“反”论过。
　　以于吉楠的学术地位和功力，不轻易认同罗老之说，值得赞许；反之，以胡华治史多年的学识功力，那么快捷而笃定地认同了，反倒令人费思。胡华的性格外露，在于吉楠相告之前，若已有所听闻，他一般不会缄口不说。他也确实没有向于吉楠表示自己早有听闻之类的话；他在1979年以前，也没有更早地向外“吹风”；合肥那次“吹风”，也没有“花园会议”的更多内容。所以，可以大致认定，胡华之说，仅仅是大胆地认同了罗章龙之说。还可以推测，黄玠然的表态，大约也是在东湖座谈、胡华吹风以后，有人感觉此事体大，找到黄玠然核实，他出言谨慎而已。
　　这样一来，问题又回到了罗章龙那里，是他引起了“花园会议”的历史话题，沉重不堪，若缺乏有力的旁证，终属待核查之史事，或归入“孤说”不取之列。
　　转机出现在1999年7月。我见到“陈郁自传”（原名《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思想总结》）的副本。陈郁亲历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一开始就站在反对派一边，而且他还经历了紧接着的两项重要活动——花园会议和中央非常委员会的酝酿成立会。陈郁后来的态度有所改变，侥幸保住了性命。他的这份“自传”，写于1943年，首次公开发表是他去世后多年，刊于80年代初《广东文史资料》的第一期，有关他所参与党内斗争的部分被大大删减，拿掉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好心”的编者隐去了有关花园会议和非委成立的内容。
　　这等重要的史事被掐掉，不知为何不让人了解与研究！本来，陈郁写自传时身处延安，下笔时没有什么框框，敢于说实话，不乏讲几句罗章龙的好话，完全是在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尽管陈郁所讲的“花园会议”和“非委成立”两事，在措辞上与罗章龙所述略有差异，名称不一，记述的事件过程稍显单薄，但在基本事实上是完全衔接的，是可以解读、可以相互认定的。也就是说，早有陈郁的文字存世，罗章龙关于花园会议之说不孤。
　　说完史事的真实与否，史料的价值自然就凸显出来了。单从史料价值上比较，“陈郁自传”好似“黎天才自传”。两份自传均写于20世纪的40年代，都是在同罗章龙分散多年，天各一方时写下的，其中都有着可以映证罗章龙晚年回忆不虚的关键内容。
　　他俩有意无意中所说出的关键点，恰好点明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事件的“始”和“末”：其始，迫于党内斗争跌入异常，突呈残酷；其末，结束于继续为民族为中共为红军挽危亡，即策动东北军1936年末的兵变。后一件事，笔者向史学界披露已多年，尚未见“反”论，已渐为海内外专家所注视，甚至被誉为西安事变史学界的一家之说。那么，前一件事呢，一旦披露出来，党内外治近代史的专家终不会视而不见的。
　　我一再放胆而言，就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充分确认上。“花园会议／半部党史”或许会有更多的牵动。回顾一下，一部延安时期的“历史问题决议”，当时争论最凶的，莫过于六届四中全会那一段。
　　既然花园会议一字不着，那还叫谈了要害吗？可能当时的高层核心无奈于重不得轻不得，反反复复斟酌出个“大决议”；时隔三十多年，又来个“大决议”，还搞上上下下的大讨论，依然不曾触动史事的要害，只是换了个人拍板“说了算”。关键在于，当事人的申诉材料早已递向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难道最终还需依靠其他力量，另辟蹊径，去给历史一个明确的说法吗？
　　所以，这里还须留意的，2001年有一桩，在纪念龙华烈士殉难70周年时，上海龙华纪念馆研究室组稿汇编的文集中，有一篇论文约有二百余字谈到了花园会议，简要地认为有此会，并论及“严峻的党内斗争形势”。此文已编入龙华烈士纪念馆编《烈士与纪念馆研究》第五辑中，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这可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呀。乐观地看，这或许是个征兆，预示着实事求是地重论“非委”事件，“摆事实”能够展开，“讲道理”得出公论，也就不远了。中共党史上六届四中全会及紧随其后的花园会议，作为历史节点能否绕过去，决定了党对自身的认识程度，搞一本糊涂账、半糊涂账，还是一本明账，都有可能，就看党史界是否想弄清、说清它了。

　　自引自，属懒人懒办法。我还是得交代清楚：上文于2002年春夏间初稿，2010年春认真修改过一次，2017年2月中旬再翻检出来，认真看过，算是定稿了。我在文中提到得到罗章龙“后人提供的罗老有关‘花园会议’的回忆，以及他1979年10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这里的后人有两位，前者是罗星原，后者是罗平海（罗章龙长子，罗星原的舅舅）。
　　上文此番自引之前，曾呈多位学者专家过目，很想听到却从没有收到反驳或异议。今后，如果在“花园会议”这个节点上中共党史界能有新的研索，能记住罗氏三代的名字，私心聊慰的同时，感觉还有两位专家也是不能不记住的，他们是于吉楠和李海文。
　　追溯这哀悼续篇里分别提到的两位，细说来——在“东湖座谈”时罗章龙富有心计，“响鼓不用重槌敲”者独数于吉楠，由他而胡华，使得“花园会议”四字在党史界“小荷才露尖尖角”；稍前一篇已提到的李海文，在她那里，提供了陈郁在延安时“交代”过“花园会议”情形的史料线索，方得见“一枝红杏出墙来”——从此，“孤说”不为史家所取的僵局被打破，双莲并蒂，俨然煞是一景。
　　哦，还有一位差点忘了。写《鲁迅传略》的朱正先生，也是一直关注着龙华惨案，更是很早就引用了罗章龙的回忆，谈及花园会议，严谨求真朴实的文笔，供读者明辨，一版再版，足令人掩卷长叹。
　　敲键至此，回归哀悼逝者的主题上，预告下次续篇，准备就罗星原所披露的“骇世文字”，写写如何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允我再翻翻手头的留存，或许能详实成篇，不负群起的鼓励。
　　2021年1月11日晚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