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星原太默默無聞了，但一生又大不同於尋常人。外公羅章龍把一肚子黨史故事全倒給了她。中國有官修正史，有民間野史，還有超然於兩者的“載記”。在中共黨史領域，羅章龍的載記肯定首屈一指，每一個字都和羅星原的奉獻分不開

　　老高按：昨夜從微信上得到噩耗：羅星原去世了。
　　羅星原是誰？確實只能算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她是中共黨史上重要人物羅章龍的外孫女，在二十多年中祖孫相依為命，而且她是羅章龍一肚子黨史回憶錄的傾聽者、抄錄者和整理者。
　　羅星原享年剛71歲，我在十來年前回武漢探親期間，去登門拜訪過她，聽她長談她外祖父的故事。聞知噩耗，不禁黯然。昨天收到江蘇的電視人鄧伍文在微信上的幾篇短文《請中共黨史界記住她——哀悼羅星原女士》，轉發於此，以表紀念。
　　我2020年8月，做《伐林追問》的最後幾期，講的正是羅章龍：

　　另立中央、分裂中共的罪魁禍首在政治絞肉機中倖存（伐林追問第130期）
　　羅章龍：八七會議是偉大歷史轉折，還是中共首次宮廷政變（伐林追問第131期）
　　共產國際米夫硬把王明推上台，激起羅章龍另立中央（伐林追問第132期）

　　我在老高的博客上提到過好幾次羅章龍。今天藉此機會再介紹一下：
　　1949年之後，沒幾個人聽說過“羅章龍”這個名字。要感謝毛澤東在文革中一一列舉黨史上所謂“十次路線鬥爭”，其中說：“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鄧小平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討論時，對毛的看法不以為然：“（毛）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
　　羅章龍是湖南瀏陽人，卻與湖北武漢有不解之緣。大革命時期，1927年他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建政後，他到中南財經學院和湖北大學任教，在武漢住了25年。八十多歲才去了北京。在他去世十年之後，2005年由在美國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本80萬字的《羅章龍回憶錄》，在海外發行。我有幸比較早地拜讀，隨後由溪流出版社的岑嵐女士牽線，2006年我回國時，專程拜訪了在武漢定居的羅星原。
　　羅章龍結過兩次婚，有一個女兒二個兒子，羅星原1949年出生在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羅章龍家，1954年她來到武漢，與先一年調入中南財經學院的羅章龍一起生活。她告訴我：“外公寫作回憶錄大部分由我謄抄，前後情況我都清楚”。《羅章龍回憶錄》這部書是作者多篇回憶文章的文集，提供中共早期革命的諸多史料相當豐富，印刷本發行不是很廣泛，近年我發現該書一些篇章，例如羅章龍記敘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文章，在網絡上到處流傳。
　　令人惋惜的是，羅星原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個人的人生道路走得相當坎坷，離婚、病退、自己唯一的女兒畢業後求職一直不順利，致使她經濟狀況相當困窘，身心都陷於嚴重困境。
　　羅章龍是毛澤東早年的好朋友，1936年毛澤東曾對斯諾說，自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在報紙上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登了一則廣告尋友，得到回答的一共三個半人，有一封署名縱宇一郎——縱身宇宙，一郎有點像日本人的名字，這個人就是羅章龍，他當時正打算到日本求學。毛澤東贈詩一首《送縱宇一郎東行》，收入《毛澤東詩詞集》副編。“二十八畫生”與“縱宇一郎”一見如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1918年，他與毛澤東等年輕人一起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一年他考入北京大學，先在哲學系，後來轉到實用性強的經濟系。“五四”運動時，他是火燒趙家樓的一員干將。1920年初，他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10月，他經張國燾介紹加入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11月加入北京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主編了《工人周報》。1921年6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接到了選派代表到上海開會的通知，李大釗說不去，鄧中夏和羅章龍都說事務繁忙脫不開身，就選了當時正在上海的張國燾和相對比較清閒的劉仁靜當代表。羅星原告訴我當時“外公主編的《工人周報》要按時出版”所以走不開，但是說到底，還是因為對上海的這次會沒太重視，沒覺得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後來的中共黨代會，羅章龍每一次都出席了，多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執行委員，中共三大之後還擔任中共中央會計。此外，他擔任過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等許多重要職務，是中國早期勞工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過隴海鐵路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等。他在中共黨內的輝煌，一直持續到1931年1月7日，那個只開了一天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羅章龍對米夫、王明、博古一夥打着共產國際旗號強加於人的專橫行徑非常不滿，會後發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被選為書記，與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等人對着幹，最後被開除出中共——這便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提到的“另立中央，搞分裂”。
　　1933年4月，羅章龍在上海被捕。在蔡元培、汪精衛營救下出獄。此後專事教書治學，潛心研究經濟，先後在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湖南大學等校任經濟學教授，改名叫“羅仲言”，完成了專著《中國國民經濟史》上下冊，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還著有《歐美經濟政策研究》、《經濟史學原理》及《國民經濟計劃原理》等等。羅章龍在中共建政之後一波接一波政治運動居然得以免遭衝擊，雖然文革還是在劫難逃，但是也沒有成為主要批鬥對象。人們說，這是因為他與毛澤東早年有所謂“管鮑之交”，他又是“提前出局者”，政治上毫無企圖，所以無人問津。
　　文革後，1978年，他給黨中央寫信，表示願意在有生之年把親身經歷的黨史情況寫出來，留給後人參考，希望中央能給他幫助。時任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把他的信批給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耀邦轉交給湖北省委。於是，湖北省委宣傳部組織了一個小組，從5月26日開始協助羅章龍回憶寫作。羅章龍拿出包括16個問題的提綱，每天談兩個小時，他如數家珍。一直講到8月4日，後來形成一個打印稿。羅章龍奉調進京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副部級顧問，組織上還把在新疆農學院教書的大兒子羅平海和當兒科副主任的兒媳調到北京，好照料他的飲食起居。他繼續回憶黨史，後來出版了回憶錄《椿園載記》，但是只寫到六屆三中全會，關於1931年1月7日那個六屆四中全會，關於他怎麼組織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都沒有提。他的回憶錄一直沒有全部出版。
　　1979年6月，羅章龍與賀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補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來他還被選為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5年春節除夕去世，享年99歲，成為中共創始人中罕見的壽終正寢的幸運者。
　　中央黨校李海文多次去拜訪羅章龍，成了忘年交。李在回憶文章中說，羅章龍為人達觀、平和，講話總是面帶微笑，不慌不忙，聲調不高。他無論是接待大人物、外賓，還是記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溫不火。李的這個印象，與我讀羅章龍回憶錄實在是大相徑庭，我幾乎要認為她寫的是另外一個羅章龍。我曾說過，羅章龍寫向忠發、寫李立三，都是相當情緒化的，甚至頗有道聽途說之詞。例如他說：向忠發被捕後不僅夥同顧順章這一群，南北奔走，到處帶頭作引線，做特務，查抄機關，逮捕同志；而且還自成一隊進行搜捕。甚至說向忠發等親作眼線，穿着防彈背心，手拿彈簧銬，領着一班特務，雄糾糾地橫衝直撞。
　　向忠發是不是像羅章龍所說的這樣不堪呢？姑且不論，只說向忠發被捕到被殺，時間極短。他是在1931年6月22日早上去探勒租車行租車，特務早已張網以待。上午9點多他被抓，6月24日凌晨3點他被殺，滿打滿算，只有42個小時。兩個白天加一個半夜晚，還要從租界的一個巡捕房轉到另一個巡捕房，6月23日也就是被捕第二天，轉到國民政府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他不可能帶着特務到處抓捕，他究竟算不算叛徒，也還在探討之中。。
　　向忠發是羅章龍黨內政敵，羅對向的評價摻進了不少個人情緒，講的是否事實，需要仔細分辨。中國大陸黨史學者張永201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發表文章《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大量引用了《羅章龍回憶錄》，但也特別提醒：《羅章龍回憶錄》中不準確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須非常小心，儘可能用其他資料核對。
　　鄧伍文在悼念羅星原的文章中提到“花園會議”。這個會議中共黨史界以外的人士知之不多。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共產國際扶植王明上台，激起中共黨內很多人反彈。共產國際遠東局為阻止中共的分裂，1月中旬召集全國總工會黨團二十多人在滬西一個花園別墅開會，羅章龍後來稱其為“花園會議”，但是會上仍然是激烈對抗。據羅章龍回憶：在會上“國際代表輪流發言，作了長篇講話，態度極為強硬”，說“對國際應絕對服從，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是體現國際正確路線的”，“王明雖然犯過組織紀律錯誤，但他們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政治上很正確，中國革命離開他們是不行的”。但是反對派並未屈服，花園會議通過了反對四中全會的《全總黨團對於四中全會擴大會議決議案》，明確反對“引進同樣犯有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絲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陳紹禹等負政治局領導重責”，“要求國際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代表來領導中國革命”。
　　不料反對派活動很快遭遇意外挫折，由於內奸出賣，反對派多人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國民政府，2月7日24人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槍殺於龍華。
　　有人問起鄧伍文關於“花園會議”是怎麼回事。他寫了一則微信說：
　　敬答友人問
　　花園會議，若作為“會議”來討論，幾乎沒啥豐富內容與指導價值，什麼會議議題、地點、與會者、會議進程等等，均無價值。它的歷史意義僅僅在於會議的目的與手段：讓不同意見者無條件地服從，不服從者當即開除黨籍，隨即執行黨內鋤奸；開殺戒，按表態排隊，站對立面者死，順從者活。四個字：簡明，殘酷。一天之內“搞定”，拉開血淋淋大幕。

　　中共畢竟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支持誰，誰就有合法性，誰就是正統。羅章龍的掙扎和抗拒都是徒勞。但勝利一方只有短暫的輕鬆和喜悅。很快王明等人把中國革命引入了滅頂之災。而那位中共的太上皇米夫，下場更悲慘。1937年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他是反革命、托派分子，他被逮捕關押。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秘密處決，享年37歲。
　　

　　請中共黨史界記住她——哀悼羅星原女士

　　鄧伍文，微信

　　羅星原走了，孤零零地走了。
　　2021年的第一天就聽到這噩耗，可她並不是2020年裡最後一天走的，三周前12月10號，她就回到外公羅章龍的身邊了。
　　不幸的消息，我轉告了她在北京的表弟，也轉告了她認識的另一位朋友，再想轉告第三位，卻還沒有聯繫上。
　　羅星原太默默無聞了，但一生又大不同於尋常人。1949年11月1日生於長沙，一生沒見過父親，母親也不在身邊，一直就生長在外公身邊。外公把一肚子黨史故事全倒給了她，把全部回憶存稿委託她照管出版事宜，手書“不得有誤”。2005年由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羅章龍回憶錄》凝結着羅星原的心血。後續的其他渠道的出版事宜，仍在進行中。
　　中國的歷史記載有官修的“正史”，有民間的“野史”，還有超然於兩者的“載記”。在中共黨史領域載記類文獻，羅章龍的載記肯定是首屈一指的，而羅章龍載記的每一個字都和羅星原的默默奉獻分不開。
　　願所有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都能記住羅章龍和他的外孫女。

　　【續篇之一】

　　今天，又得到有關羅星原女士的消息，她的親戚羅星瑞女士護送其骨灰回瀏陽老家，入土為安了。
　　這簡單的消息，不能不告訴關心她的人。
　　三天前那則四百餘字的短文——《請中共黨史界記住她》——牽動了許多人的心。短文剛貼上微信網絡，四面八方的哀悼就紛至沓來。人們關心她畢生心血守護的珍貴史料，希望能看到讀到，能藉以研究黨的歷史；
　　人們還關心她默默奉獻的艱難歷程，希望在載入歷史的這段鏡頭中，能留有羅女士的清晰形象。
　　說實在的，新年開年以來，才五天五夜，入夜便因她輾轉反側，清晨醒來依然浮想不絕。在那個大清早，匆匆寫下第一段哀悼文字，今晚，又翻開多年前的日記——
　　是1994年11月18日，“意外收到”羅星原的第一封來信，先前我並不知道羅章龍有這麼一位後人，儘管我“鑽羅網”接收羅老資料已近五年，正在進退兩難中。隨後給羅星原回信，再收覆信、通電話，兩次往來後，12月22日我便以迫切的心情飛往武漢，當天見到她，“談至天黑，得材料數份”。拜讀那一筆一划寫出的清秀文字，逐句逐字消化，三天后便給北京的李銳發去僅僅數字的信函：“近到武昌，得見駭世文字，允日後面談。羅老最親的一位後輩問候您。”
　　自1990年3月起，我第一次和李銳老伯談到羅章龍，就知道他們早在50年代初就有聯繫，李銳調離湖南前托人去詳細問過新民學會初期的人與事，30年後在北京住同一醫院，又多次交談。我幾次去北京，一見到李銳，他都急急地詢問羅章龍研究進展怎樣了，甚至動腦筋要調我進北京，就近抓緊，一定要把羅章龍在黨內經歷的那些事留下來。當時李銳不滿八十，羅章龍已年近百歲，李銳擔憂老人把“六屆四中全會”和“非常委員會”帶走了，“過七十的人，活一年是一年；上八十，活一個月是一個月；九十開外，活一天是一天啦！”急迫的話語餘音中，又聯繫起他自己，《廬山會議實錄》一出來就特意送羅老一本，就是要讓羅老也能留下會議的“現場”。王明搞的四中全會，後人搞的廬山會議，都是讓全黨吃了大苦頭的呀！
　　時在1994年歲末。當時我準備來年春節之後去北京，當面向李銳談談羅星原提供的材料，太驚人了，完全可以推出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新視野。就在我準備離開武漢告別羅星原的當天的日記里，記下了“聞‘西變’有關事，真乃驚世之絕唱！”第二天，我登車北上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95年的春節里，羅章龍與世長辭了，享年百歲。我寫下百字輓聯，其中有“敢問此世間有幾付熱腸貼向椿翁也仰他潛心鑿就名山事業卻飲密藏幽恨”句。不用多說，天賜羅星原一腔熱血，就是為羅章龍而熱，為羅章龍而灑的。熱得其所，灑得其所。
　　時隔26年，又是歲末，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將多次修訂的《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書稿發給一家出版社的老總，這本書的起源，就是羅星原提供的史料。我只是在李銳老的敦促指導下，核實並記錄下關鍵的史實，勉成書稿時，李銳賜序並題寫了書名。書稿在2000年初次付印，凡是應該出現“羅星原”名字時，我都用“羅××”代替。書中有一句冠以“戲曰”可摘錄於此：“能否戲曰：西安事變爆發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靜候‘重大新聞’的，天下獨羅章龍一人耶？”只因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羅章龍人在開封的河南大學校園內。這句戲言就是源自羅星原初次見面時向我說的大實話。後來，陳鐵健老師在書評文章中也原意照引：“能否認為：西安事變爆發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靜候發動者，天下獨羅章龍一人耶？”（書評文載《抗日戰爭研究》雜誌2002年第1期）
　　寫到這裡，想起今天白天有網友特轉我看李海文的《我所了解的羅章龍》一文，她談到與羅章龍交往中“值得一記”的一串事，其“之五”是：“羅章龍派黎天才到張學良身邊工作，推動西安事變。但是他沒有詳談。後來我見到研究西安事變的張魁堂，他也這樣說。張魁堂還準備寫一本書，可惜因病早逝未能完成。鄧伍文2000年以無文為名，寫了《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一書……書中有相關內容。”（此文載於《湘潮》2015年第2期）張魁堂是全國政協的文史幹部，西安事變親歷者劉鼎在政協工作的首席助手，生前寫出《挽危救亡的史詩——西安事變》，與楊奎松的《西安事變新探》、李義彬的《震驚世界的一幕》，三家三卷並稱研究西安事變的鼎立之著。
　　李海文的這篇懷念文章，提到了黨史研究中的好些大事，都是跟羅章龍接觸後，大有收穫。其實李海文也有疑惑，我倆曾當面交流過。她向我提出的幾點疑問，我都明確回答，其中也有講明了“不便說”的，我告訴過她，羅章龍把所有的東西都告訴了羅星原，羅星原是在羅章龍身邊生活最久、最了解羅章龍的親人，早就是一肚子黨史，自己不能寫，還難得有人可以聽她傾訴。李銳聽說羅章龍那裡還有“不便說”的，便一個勁地追問，我只好告訴他，如果您有機會上南京，我會給您看的。
　　到了1999年的4月間，真有這樣的機會。李老應江蘇省社聯之邀來南京做“五四”八十周年的演講，我呈他看了羅星原交我的幾件珍貴史料，他連連感嘆，在黨內這麼多年，就沒聽說過呀。當然，就是那幾件資料，頓時打消了李銳心中多年的疑惑，豁然理解了藏於羅老心中的難言之隱。連胡耀邦、李銳那麼關心，千方百計創造條件讓他有啥說啥，羅老竟然也有守口如瓶的一個大塊塊。老人心中緘默以終的私密故事，只對星原一人說出，連親生兒子都蒙在鼓裡。李銳敏感於史筆輕重，幾年前就關心起羅星原的生活，曾讓中組部老幹部局出面，向羅星原所在單位打招呼，布置落實，照顧黨史老人的後代。
　　今天上午，我把剛發出五天的書稿又改了一下，凡是“羅××”全部改成“羅星原”，共十餘處，並且向接下書稿的出版社說明。寫到這裡，想想有關羅星原的點點滴滴，我所知道的遠不是一篇兩篇可以寫完的，今夜暫時擱住，以後再繼續吧。
　　2021年1月5日夜稿，隔日稍改

　　【續篇之二】

　　看到羅星原骨灰落葬的照片，由微信轉出去，心情卻跟墓上新覆上的水泥一樣，冰冷冰冷的。
　　差不多就在兩年前，星原告訴我兩件事，一是托親戚在瀏陽老家買了墓地，再是第一次說出她的親生父親。遲鈍而未加深思，這不曾聯想、不願預感的不祥之兆，終於在不到兩年時光里化成現實了。如今看來，這天，這地，寒氣是不是太重了些呀。
　　星原有父而不能見不能談，到70歲時才能說出一丁點兒，原因就在她外公羅章龍那裡。羅章龍早年在瀏陽家鄉有原配，1917年的春天，新民學會在長沙湘江邊成立，同年冬天，他與夏景雲在瀏陽河上游橋頭村完婚。轉過年來，羅章龍離開家鄉，初擬東渡日本求學，後又改為北上，考入北京大學，開始了男兒志在四方的生活。1927年初夏，羅夫人景雲女士病故，留下一個女兒，名羅夢平。
　　羅夢平先在家鄉上學，羅章龍易名羅仲言進入開封的河南大學後，才被接到父親身邊。1936年，羅章龍與黎天才在青島秘密會晤，討論策動東北軍兵變的事，把女兒夢平和學生何文帶在身邊，讓何文輔導夢平功課。羅章龍為她倆在青島棧橋附近的留影，成為重要的史證佐料，我在《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書中選用了兩張，從照片上看夢平約二八芳齡，未脫鄉間女孩子家的羞澀。
　　後來，羅夢平一直在父親身邊，開封、雞公山、武漢、重慶到陝南的漢中，一路同行到城固縣，至1939年秋才有安定的家，她一步一步完成學業，1942年畢業於國立第七中學，考入西北大學經濟系。當夢平畢業時，羅章龍又轉回長沙，進入湖南大學任教。夢平剛找到工作，與同校的一男同學相愛，準備結婚，羅章龍堅決不同意女兒自主終身大事，堅決不讓女婿進家門。其中，丈人對女婿政治上的不放心，女婿對共產黨的根本不了解，都可能是致命的因素；其實，全校師生誰也不知道這位羅仲言教授與共產黨有過什麼瓜葛，不知道這家人還潛伏着什麼政治危機。一對青年人傾心熱戀着，苦果在國共搏殺中漸漸釀大。終於，共產黨打下天下，羅章龍的艱難自保進入漫長的新階段。五星紅旗剛在北京升起一個月，11月1日羅星原降臨人間，她的父母也已斷絕關係。羅夢平回到湖南，在長沙外圍某地的銀行里工作，自己的親骨肉交予父親與繼母撫養，只在難得的探親假時回父親家裡看看女兒。心情抑鬱的夢平，單身獨居，退休很早，由女兒辦了頂職，本人於1980年因病去世。
　　羅星原從出生一直到中學畢業去農村插隊，將近二十年裡，就在羅章龍的身邊。無論是在長沙的湖南大學教授生活區，還是1953年遷到武漢，換成中南財大的教授生活區，從來沒有人知道羅星原的父親是誰。
　　難聽的流言，不堪的蜚語，一直悄悄地跟隨着這一對祖孫。甚至到了90年代，李銳本人、李銳原先在湖南的很有身份的一位老朋友，分別悄悄地對我講過這事。對於剛剛沾上“羅章龍研究”的我，能聽到這樣的“悄悄話”，提醒你留神，可謂驚心動魄，擺在面前的歷史人物不僅政治問題懸掛在高壓線上，生活品行里也布有“臭巴子地雷”？如果不是我去了開封、西安、漢中、城固，見到羅章龍當年的多位學生，也就是羅夢平的一幫同學，根本就不會知道羅星原的父親到底是什麼人，也永遠不能理解羅星原說過的“我是山東人的後代”，“我們山東人就是愛打抱不平”。
　　羅章龍年近六十調往武漢，將臨退休，構思並落實起人生晚年的“規劃”，深感“江城贏得半樓閒”，便“殷勤詞賦課雙鬟”（羅章龍作《浣溪沙·烽火》中句，鬟是指女子的髮髻）。這“課雙鬟”就是在年幼的羅星原身上傾注心血。伴隨着外孫女的小學、中學，羅老自己完成了長篇回憶的初稿，開始交後人幫助謄抄。謄抄是用老式複寫紙的方法操作，一式四份，前三份基本清楚，第四份就很勉強辨識了。參加謄抄的有羅章龍在新疆工作的長子羅平海、在湖湘工作的侄子羅可成，他倆只能短暫參與幫手，真正的謄抄主力是羅星原，她已是初中生，一手娟秀的硬筆字，就是從那時練就的。
　　幾十萬字的長篇，分四十餘章，趕在文革爆發前完成。裝訂成冊後，四套分散密存。這期間，羅章龍還指導羅星原學會了地下黨“密件”的老法子，用糯米汁書寫、碘酒顯現，等等方法，藏於魯迅等書籍中的天頭地腳、橫豎行間。還把重要的資料用相機翻拍，原件銷毀，密藏底片。當紅色江山下的階級教育鋪天蓋地時，羅星原已經被另一種“紅色傳統”手把手地培訓成熟了，青春的心靈開始懂得了自己身負的特殊使命。天長日久耳濡目染，肚子裡的黨史故事也越裝越多。
　　有了這樣的周密準備，羅章龍開始跟兩位老朋友聯繫，一是毛澤東，一是董必武。與毛，早年的“二十八畫生徵友”不說，自1949年8月開始恢復聯繫，秘密來往滴滴拉拉不斷；與董，可以追述到1927年大革命中心的武漢，羅章龍的父親羅泰鈞與董必武同在湖北為戰友，羅章龍則兼中共湖北省委、武漢市委、中央工委數職，與董必武早就有生死之誼。今天，可以看到的毛-羅、董-羅之間的聯繫記錄、函件等，全是羅星原保存下來的。
　　一場文革風暴，羅章龍被一群“金猴”抄家，整套的回憶錄連同其他史料遭洗劫。天下大亂中，羅章龍在中共黨內的政敵也許會暗中竊喜，真以為他羅某人不可能再“翻身”，再不會有“私寫黨史回憶”的安穩時日囉，彼此都是七老八十的翁叟了嘛。誰也沒有想到，當羅星原把爺爺（她一直這樣稱呼）從“牛棚”里接回家時，欣慰老人安然無恙，現代版的“義女”緹縈救助長輩的故事得以繼續演繹。
　　隨後是“九一三”事件掠過，學歷史、調查歷史真相的任務總得進行呀，神州大地忙不迭邊邊角角的人呀事的，總得找些知情者去討個說法吧，羅章龍又開始接待全國各地手持“介紹信”的來訪者。漸漸地，羅章龍慨然而然“大江流夢到滄瀛”，把另存別處的整套回憶錄取回家中，讓羅星原再次謄抄。他自己也續寫起新的篇章。到文革正式宣告結束，羅章龍在羅星原的幫助下，大致完成了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書屋”意）的“載記”“散記”和“自傳”“年表”等全套的回憶文稿，如果加上“詩草”和其他“散稿”，高達百萬字上下，字字清晰，份份完備。歷史上的司馬遷苦苦以求“藏之名山”，兩千年後，羅章龍潛心蓄志來了個“史筆遙尊司馬遷”；如果說洋洋大觀的《史記》終由司馬氏家人傳承得見天日，運作詳情卻不見史載，那麼羅章龍的回憶文稿，且不論史學價值是否宏遠，而幫助其傳承並終見天日的，首數羅星原，歷史勞績已是毫無疑問的。
　　當1978年“春天”來臨時，由北京黨中央交辦、湖北省委落實，派黨史專業人員上門幫助羅章龍，把親身經歷的黨史情況回憶寫出來。因羅家中條件不宜，隨即移師東湖賓館，有了中共黨史資料徵集中著名的“東湖座談”，連續座談了十幾天。上午由羅章龍做回憶口述，臨時抽調來的五六位同志，邊聽邊問邊記，下午分頭整理記錄的做文字整理，準備明天口述的做提綱準備，晚間交羅章龍審核記錄稿。按小型座談會的參與者于吉楠的回憶，羅章龍一再說許多黨史文物“被抄走，多年辛勞毀於一旦”。
　　其實羅章龍叫苦的用意，就是要通過組織渠道追查抄家元兇，如果露出口風自家另有留存，誰還肯下力氣去真找真追呢。當時，全程陪同羅章龍照顧起居的，就是羅星原，祖孫倆共同演出了一場“苦憶”之戲——帶着整套的“亢齋載記”住在東湖，每天下午晚上，從成熟的回憶稿中摘出若干，第二天上午口述，同時提些關鍵性要求，示意甘於相助的年輕人繼續搜尋資料——如此這般環環相扣，巧妙無痕，盡在羅章龍的老謀深算之中！
　　毛澤東寄語厚望的“世事紛紜從君理”的壓軸大戲，開始了……
　　夜已深，不得不說以後再繼續吧。
　　2021年1月9日夜稿，次日稍改

　　補充說明：昨晚將“續篇之二”通過微信發朋友們看，收到的反饋大大出乎預料。入夜了羅星原的舅舅發來微信：“看過‘走了’文章，其中有些地方有些差錯，不是省立七中，是位于洋縣的國立七中，當時家中經濟困難，私立中學無法上（在重慶時還能上南開中學）。到城固後，姊考上國立七中，我上的是國立西北師院附中，有貸金，形同公費。”“七中和師院附中，是當時國立中學，住宿，伙食及學用物資，除衣服褥外全部由學校提供，是當年大學老師子女上學的首選。”按照他的意見，我已將第五段中的“省立”改為“國立”。

　　【續篇之三】

　　前天的“續篇”，寫了羅星原出生、成長的片段，微信里發朋友們看看。可能人人感覺難得——敢看敢發聲的，便鼓勵我繼續；不敢看不敢吱聲的，也就不便交流了——說實在的，微信里群起的鼓勵，太難得了，但對於命中就註定的我這“懶”胚子，可能不太合適，特別是在貓冬的季節，最適宜懶人躲懶。
　　不過，今天這個日子又有點特別，忍不住要提一下九十年前的1月11日。在中共黨史學界知道並關注這日子的，人數不會很多，甚至微乎其微。而我是四十不惑以後才疑惑陡起，稍不留神，竟一步一步盯上那段日子，盯牢那天在上海郊區有過的一次黨內高級別“會議”。
　　那是1930年冬到1931年春，大事怪事挺多的。魯迅有過《為了忘卻的紀念》，已是歷史名篇。可他，為什麼遲遲才發聲呢？通篇涉“龍華慘案”分明是兩年前的事呀；為什麼一夜間二十四名“朋輩成新鬼”，他只寫了五位呢？如果不是羅章龍、羅星原隔代接力，後人會永遠解不開這個謎，我輩會糊塗一生。幸虧有羅氏祖孫在魯迅之外再發聲，將冬春相交數月里促“新鬼”別“朋輩”的殘酷真相記載下來，保存下來，繼而抖露出來，歷史真相的一角終被揭示開來。
　　這就是我在哀悼星原時，最想對中共黨史界、對關心中共黨史的朋友說出的。為了表達我的一點心意，也是讓朋友們理解我的哀思，自引自全文照搬未刊的舊稿如下：

　　為何說這話——略談“花園會議”

　　我說過一句怪怪的話：“寫黨史，若不寫花園會議，任何一部中共黨史都是半部黨史。”乍一聽，很不好理解，什麼是“花園會議”，聞所未聞，又無從查找。只即便是專業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人，也未必全清楚。
　　這話顯得夠狠的。可我，多次說過，而且每次都很認真。因為我反覆想過，想得很認真。為何要說呢？就是想引起認真廣泛的討論。
　　我是1995年底開始那樣說的，而思考還要早個四年。當時準備參加“何孟雄思想學術研討會”，卻面臨個大疑團：何孟雄等人怎麼會被捕的？即著名的“東方飯店事件”是怎麼發生的，1931年1月17日前後，一大批人被捕的起因何在？如果按照黨史界多年的說法，最為蹊蹺的“告密說”，完全不能認作是隱名告密者的一時衝動，反而只能認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出賣，據此解釋黨內鬥爭惡化才導致了眾人被捕事件……那麼，在史實之鏈上，就必須弄清如何一步步“惡化”的，關鍵要找准“你死我活”的轉折點。
　　“你”與“我”共處黨內已很長時間，就在十天前，即1月7日那天，雙方還同聚一室開了個中央全會（即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雖然鬧得不歡而散，但也沒僵到“死”與“活”的份上。所以我在“何孟雄思想學術研討會”上提出：那十天當中，必有觸發“你死我活”的事端，值得去弄弄清楚。
　　逐日排查史實，查來查去，曾有資料提到“花園會議”，它具備了引發黨內鬥爭惡化的可能性。
　　截止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注意到有四份資料里出現了“花園會議”。就發表的時間看，其中三份比較靠近：一為1979年夏天胡華在合肥做的有關黨史的專題報告，順帶“吹風”，說出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二是同一年裡黃玠然發表的《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文章，三是1981年羅章龍發表的《上海東方飯店會議前後》一文。不到兩年時間，有了這三份資料。再隔約十年，90年代初出版的《王明評傳》裡也有一段話，又一次提到了“花園會議”。
　　綜述這四份資料，形成了三“正”一“反”：羅章龍說有此會，他是親歷者；胡華說有此會，他是自40年代起就研究中共黨史的資深專家；“評傳”也說有，該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立項課題。三家從正面認定，各有其份量。而黃玠然其人，早年出入中共核心圈，1931年初，為中央組織部人員，協助周恩來工作，親歷過許多事，“反”說亦不可輕視。不過，黃玠然沒有明確否認該會，只是推說不知道，還夠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反”說。
　　1994年春，我在北京見到羅章龍，徑直追問“花園會議”，想探明史事細節，未得其正面的明確回答。第二年，老人去世了。後來，我得到他後人提供的羅老有關“花園會議”的回憶，以及他1979年10月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信。細讀以後我相信，歷史上確有“花園會議”，性質相當嚴重。
　　看了羅家提供的資料，同時也留意其他當事人的說法。到了1995年年底，腦袋裡打轉轉，冒出“花園會議／半部黨史”的想法，斗膽在小圈子裡直言，希望多幾種聲音，共同去弄清史事，便以帶刺激性的詞語去引人關注。
　　不妨回頭分析一下那四說。從時間上看，胡華的“吹風”明顯居先。而胡華又是何時從何處知道花園會議的？也是個大疑難。若源自羅老，又為何會早於羅老數月？若另有所聞，又為何人？因胡華過世多年，此惑似乎成了懸案。後來我請教中央黨校的于吉楠教授，他告訴我，是他將羅老“東湖座談”中的有關內容轉告胡華的。
　　事在1978年夏，黨史界邀請羅老到武漢東湖，連日做黨史專題的談話，歷時一個多月，這次活動被稱為“東湖座談”。座談會每日有記錄整理件，羅老也逐一過目。事後，這批文字從未公開發表，只在黨史學界小範圍流傳。其中，羅章龍談到了花園會議，這是他在事隔近半世紀後首次對外談及，但他講得並不詳盡。于吉楠參加了東湖座談，胡華沒有去。于吉楠後來在中央檔案館等處，查閱檔案資料時格外留意，卻從未見過“花園會議”的相關內容。所以，這麼多年來，于吉楠在自己的文論中，從來不提花園會議，但也沒有“反”論過。
　　以于吉楠的學術地位和功力，不輕易認同羅老之說，值得讚許；反之，以胡華治史多年的學識功力，那麼快捷而篤定地認同了，反倒令人費思。胡華的性格外露，在于吉楠相告之前，若已有所聽聞，他一般不會緘口不說。他也確實沒有向于吉楠表示自己早有聽聞之類的話；他在1979年以前，也沒有更早地向外“吹風”；合肥那次“吹風”，也沒有“花園會議”的更多內容。所以，可以大致認定，胡華之說，僅僅是大膽地認同了羅章龍之說。還可以推測，黃玠然的表態，大約也是在東湖座談、胡華吹風以後，有人感覺此事體大，找到黃玠然核實，他出言謹慎而已。
　　這樣一來，問題又回到了羅章龍那裡，是他引起了“花園會議”的歷史話題，沉重不堪，若缺乏有力的旁證，終屬待核查之史事，或歸入“孤說”不取之列。
　　轉機出現在1999年7月。我見到“陳郁自傳”（原名《陳郁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時的思想總結》）的副本。陳郁親歷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一開始就站在反對派一邊，而且他還經歷了緊接着的兩項重要活動——花園會議和中央非常委員會的醞釀成立會。陳郁後來的態度有所改變，僥倖保住了性命。他的這份“自傳”，寫於1943年，首次公開發表是他去世後多年，刊於80年代初《廣東文史資料》的第一期，有關他所參與黨內鬥爭的部分被大大刪減，拿掉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好心”的編者隱去了有關花園會議和非委成立的內容。
　　這等重要的史事被掐掉，不知為何不讓人了解與研究！本來，陳郁寫自傳時身處延安，下筆時沒有什麼框框，敢於說實話，不乏講幾句羅章龍的好話，完全是在著名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前。儘管陳郁所講的“花園會議”和“非委成立”兩事，在措辭上與羅章龍所述略有差異，名稱不一，記述的事件過程稍顯單薄，但在基本事實上是完全銜接的，是可以解讀、可以相互認定的。也就是說，早有陳郁的文字存世，羅章龍關於花園會議之說不孤。
　　說完史事的真實與否，史料的價值自然就凸顯出來了。單從史料價值上比較，“陳郁自傳”好似“黎天才自傳”。兩份自傳均寫於20世紀的40年代，都是在同羅章龍分散多年，天各一方時寫下的，其中都有着可以映證羅章龍晚年回憶不虛的關鍵內容。
　　他倆有意無意中所說出的關鍵點，恰好點明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事件的“始”和“末”：其始，迫於黨內鬥爭跌入異常，突呈殘酷；其末，結束於繼續為民族為中共為紅軍挽危亡，即策動東北軍1936年末的兵變。後一件事，筆者向史學界披露已多年，尚未見“反”論，已漸為海內外專家所注視，甚至被譽為西安事變史學界的一家之說。那麼，前一件事呢，一旦披露出來，黨內外治近代史的專家終不會視而不見的。
　　我一再放膽而言，就是建立在對史料的充分確認上。“花園會議／半部黨史”或許會有更多的牽動。回顧一下，一部延安時期的“歷史問題決議”，當時爭論最凶的，莫過於六屆四中全會那一段。
　　既然花園會議一字不着，那還叫談了要害嗎？可能當時的高層核心無奈於重不得輕不得，反反覆覆斟酌出個“大決議”；時隔三十多年，又來個“大決議”，還搞上上下下的大討論，依然不曾觸動史事的要害，只是換了個人拍板“說了算”。關鍵在於，當事人的申訴材料早已遞向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會，難道最終還需依靠其他力量，另闢蹊徑，去給歷史一個明確的說法嗎？
　　所以，這裡還須留意的，2001年有一樁，在紀念龍華烈士殉難70周年時，上海龍華紀念館研究室組稿匯編的文集中，有一篇論文約有二百餘字談到了花園會議，簡要地認為有此會，並論及“嚴峻的黨內鬥爭形勢”。此文已編入龍華烈士紀念館編《烈士與紀念館研究》第五輯中，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這可是黨內的健康力量呀。樂觀地看，這或許是個徵兆，預示着實事求是地重論“非委”事件，“擺事實”能夠展開，“講道理”得出公論，也就不遠了。中共黨史上六屆四中全會及緊隨其後的花園會議，作為歷史節點能否繞過去，決定了黨對自身的認識程度，搞一本糊塗賬、半糊塗賬，還是一本明賬，都有可能，就看黨史界是否想弄清、說清它了。

　　自引自，屬懶人懶辦法。我還是得交代清楚：上文於2002年春夏間初稿，2010年春認真修改過一次，2017年2月中旬再翻檢出來，認真看過，算是定稿了。我在文中提到得到羅章龍“後人提供的羅老有關‘花園會議’的回憶，以及他1979年10月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信”，這裡的後人有兩位，前者是羅星原，後者是羅平海（羅章龍長子，羅星原的舅舅）。
　　上文此番自引之前，曾呈多位學者專家過目，很想聽到卻從沒有收到反駁或異議。今後，如果在“花園會議”這個節點上中共黨史界能有新的研索，能記住羅氏三代的名字，私心聊慰的同時，感覺還有兩位專家也是不能不記住的，他們是于吉楠和李海文。
　　追溯這哀悼續篇里分別提到的兩位，細說來——在“東湖座談”時羅章龍富有心計，“響鼓不用重槌敲”者獨數于吉楠，由他而胡華，使得“花園會議”四字在黨史界“小荷才露尖尖角”；稍前一篇已提到的李海文，在她那裡，提供了陳郁在延安時“交代”過“花園會議”情形的史料線索，方得見“一枝紅杏出牆來”——從此，“孤說”不為史家所取的僵局被打破，雙蓮並蒂，儼然煞是一景。
　　哦，還有一位差點忘了。寫《魯迅傳略》的朱正先生，也是一直關注着龍華慘案，更是很早就引用了羅章龍的回憶，談及花園會議，嚴謹求真樸實的文筆，供讀者明辨，一版再版，足令人掩卷長嘆。
　　敲鍵至此，回歸哀悼逝者的主題上，預告下次續篇，準備就羅星原所披露的“駭世文字”，寫寫如何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允我再翻翻手頭的留存，或許能詳實成篇，不負群起的鼓勵。
　　2021年1月11日晚趕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