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代表人物給中共出謀劃策說國家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快速強化軍力，在亞太地區對美取得優勢；第二，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第三，集中力量推動戰略性科技產業超常規發展，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儘快超過美國迫其認輸


　　老高按：昨天發出《美國確實出了問題，人們指望的川普帶來更大問題》引起紛紛議論，有人問：“Are you an American?”“你入鄉隨俗，入美籍？”他們看文章不仔細，我在按語中已經說了2016年“未投票給他（川普）”——我在美國行使我作為美國公民的投票權，到今年這次已經是第六次了。美國的興衰正誤，我感同身受，休戚相關啊！
　　多年來指教，讓我獲益甚多的博友gmuoruo，昨天批評我：“老高現在只讀這些左媒文章，如同以前只讀人民日報一樣有害哦。”我感謝其提醒，也同意他的看法：只讀左媒文章，確實如同只讀人民日報一樣有害。但是反觀我最近所讀和轉發的，並不是“只讀左媒文章”啊，例如我近兩個月多次轉發張千帆、孫立平、鄧聿文、劉瑜等人的文章，他們都是如假包換的自由派人士，不能以“左媒文章”一言以蔽之而視之“有害”吧？再說“左媒”這個概念，是川粉和極右人士所扣上的帽子。我早就打過一個比方：站在最右邊的人，看所有人無一不“左”。很長時間來，我就認為不能被“左”“右”這些概念把我們自己框住。對於專制者來講，哪有“左派”“右派”，只有“乖派”和“不乖派”；對我自己來說，也沒有“左派”“右派”，只有“擺事實講道理派”和“不擺事實不講道理派”。
　　張千帆教授說過：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極權的態度。美國政黨輪替，左派右派爭執未休，再怎麼爭，也與中共體制下信奉民主與遵從專制二者從根本立場、觀點上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完全不是一回事。長期以來形成的美國兩黨，有政見上的正常分野（當然雙方陣營中都有唯恐天下不亂、挑撥離間以售其奸的壞人），各自使出全身解數爭取民意認同，但都應該有對對方、對對方民眾的尊重。我們在美華人應該摒棄“政敵＝敵人，敵人＝壞人，壞人＝非人”這樣的連等式思維，避免加重社會撕裂。我說過，其實我2016年就打算投共和黨的票，但共和黨推出了川普做總統候選人，我認為川普的說法和做法，恰恰與他聲稱要達到的目標會背道而馳，只好放棄。這次也一樣！但我不認為兩黨雙方就是勢不兩立的仇敵，更不希望雙方互罵，激怒對方，造成更大對立。我當然知道我這樣的說法和做法，肯定會被人詬病，但這裡還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建議：希望大家以理服人，不要貶損對方人格——毫無意義，甚至只有負面意義的爭吵，就是這樣在互動中逐漸升級的。我人微言輕，“說了也白說”，但是“白說也要說”：我們現在亟需研究在美國政權易手的新形勢下，如何一方面在美國矯正偏差、補救缺陷、根除隱患，一方面繼續推動中國的反對專制、促進轉型的大業。
　　今天我要介紹一篇站在非自由理念、非民主立場上的文章《創造性構建中國新價值體系》，這是中國所謂“新儒家代表人物”姚中秋接受《亞洲周刊》記者採訪。他的觀點，許多朋友或許不能接受，但是我覺得仔細聽聽絕對有好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何況其中有值得我們深思的見解呢。


　　創造性構建中國新價值體系

　　姚中秋，採訪者：黃宇翔，儒家網，原載《亞洲周刊》2020年第50期

　　《亞洲周刊》編者按：
　　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中國時刻”的概念被中國知識界所重視。“中國時刻”由中國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姚中秋以及法學家高全喜在2012年率先提出，及後經過多年討論，漸漸成為海內外思想界關注的命題。
　　姚中秋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他在2019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一書中，闡述中國硬實力達到引發了“中國時刻”，並提出中國傳統價值體系應不斷煥發新機，並融攝西方既有的人文、社科知識，建立新的價值體系，以作為中國建立新的世界倫理、治理秩序的依據。

　　01、“中國時刻”這個名詞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被您提出，為什麼到了那個時候，您認為需要建構“中國時刻”的論述。時至今年，面對世界疫情，您也在五月份左右撰文，認為世界秩序在重組之中，“中國時刻”由提出到現在，在內涵方面有哪些調整、充實？在疫變之後，中國更應該強調哪些價值，面對變動中的世界？
　　姚中秋：2012年提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命題的背景是：此前一兩年，中國的製造業總值超過美國，中國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從經濟上看，中國已居世界第二。由此，中國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格局。可以推測，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必將進一步改變世界格局。中國也更為自覺地積極有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亞太地區逐漸恢復領導地位。所有這些事實證明，世界歷史確實處在中國時刻之中。
　　這場突如其來的全球性疫情顯然加速了“中國時刻”的進程。首先，中國用很短時間控制住了疫情，而所謂發達國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遠超中國，兩者的國際形象此升彼降，必然會有更多國家認同中國；其次，中國已全面復工復產，美國還在疫情高峰中掙扎，經濟增長率必定此升彼降，相應地，綜合國力將會此升彼降。這場疫情加快了世界格局的調整，美國已向全世界證明其“德不配位”，中國地位將進一步提升。
　　當然必須承認，當初提出這個命題時沒有料到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是如此冷酷、堅決。據此，“中國時刻”的內涵也得做一點調整：中國既要思考如何引領世界走向更好秩序，更要認真思考如何打敗美國，但又不至於走向熱戰。
　　我以為國家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止戈為武”，快速強化軍力，在亞太地區對美取得優勢，以打消其進行軍事冒險的企圖；第二，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斷其左膀右臂；第三，集中力量推動戰略性科技產業超常規發展，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以實現GDP儘快超過美國，迫其認輸。因此，未來十年將是中國最吃緊的階段，必須保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緊密的國家團結和有效的戰略實施能力。若能如此，則可不戰而勝，實現世界秩序的和平重建。
　　十年後，世界將是另一番景象，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也就差不多結束了，這個歷史分期概念就是指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階段，始於2010年，止於2030年或略晚一些的2035年，差不多一代人時間。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數千年歷史上最重要的關節點。能夠經歷這一歷史階段，我們是很幸運的，當然責任也十分重大。

　　02、當前的世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面對重大危機，前有極右民粹主義，後有“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為首的左翼歷史修正主義，使歐美自由主義處於二元撕裂當中。在這個價值矛盾對決之中，中國價值、儒家價值可以提供哪些思想出路？
　　姚中秋：當前美國種族矛盾大爆發，迫使我們重返美國建國時刻及其發展歷程，從中不能不得出如下結論：這個國家立國不正，其國家價值和制度有嚴重缺陷。美國的國家基礎是征服、殖民和種族等級制，當然還有財產等級制；其所謂自由或法治，乃至於其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政體，均奠定於這個根基之上。
　　類似地，英國轉向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認可民主、開放選舉權，均發生在1830年代。此時，英國率先完成工業化，憑藉其絕對技術、軍事優勢，武裝征服中國、印度等歐亞大陸上古老國家。對外征服與其自由民主同步，事實上，前者就是後者的前提。聽起來非常美好的價值，從一開始就伴有殘酷的黑暗面——當代世界最傑出的社會學家邁克爾•曼的《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對此有所論述。
　　可以說，美國這個國家的成立是以黑人、印第安人為代價的，它欠下了巨額的人道債；現在黑人要求白人還債；白人不甘心，還之以白人清教種族主義，特朗普的思想導師班農就是其鼓吹者。此所謂冤冤相報，永不能了。可以預料，兩者的鬥爭將日益激化，而以種族為標籤的鬥爭註定了是永遠無解的死結。
　　作為旁觀者，我們只能建議說，解決黑人問題或其他種族問題，必須跳出種族視野，把所有人當人看，敬之、愛之、立之、達之，解決其貧困問題，打開其上升通道。這就需要全面改革基礎教育，建立扶貧機制，完善基層治理。但要做到這些，就需要一個中國式負責任而積極有為的政府，需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然而美國能做到嗎？難，我們就只好隔岸觀火了。

　　03、美國日籍學者福山曾經指出，在世界歷史早已展現過“中國時刻”，即中國秩序曾經輸出成為世界秩序，例如唐朝的“天可汗體系”，元、明、清的朝貢體系，這些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中國時刻”，對今天中國有哪些啟示？
　　姚中秋：不錯，福山是位很有趣的學者，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提出了“歷史終結論”，斷言歷史已終結於西式自由民主制，但其心智還算開放，因而尚能認真對待中國復興的事實。據此事實，返回中國歷史，重新發現中國，承認歷史上中國最早構建現代國家、並維護世界體系的成就。這是很了不起的，直到今天，大多數中國學者還不承認這些成就呢！我在書中對中國的這些歷史成就均有所論述。
　　這方面的成就告訴我們：第一，中國必將發揮世界領導作用；第二，中國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和智慧，比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和“修文德以來之”的基本理念，明太祖提出的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的政策。其實，這些已經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了。由此所形成的新天下秩序必定優於英國、美國先後主導的世界秩序。

　　04、在今年（應為“去年”。——儒家網編者注）您的新作《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中，您提到“我們要正常化，當然要建立憲政、民主等制度”，您怎麼看中國國家“正常化”這個概念，時至今日，憲政、民主等名詞已在中國經歷“祛魅”，在中國語境裡有新的意涵，您怎麼看待憲政、民主對當今中國的意義？
　　姚中秋：我印象中，《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中沒有“我們要正常化”之類的表述。從這次疫情可以看出，其實，中國才是正常國家，那些所謂發達國家太不正常了，尤其是美國，其人民連最基本的紀律都沒有，其政府連最基本的責任感都沒有，死了那麼多人，沒一個人出來負責，老百姓好像也無所謂。
　　我相信，恐怕全世界所有人都在疑惑，美國人所標榜的公民社會在哪兒？其所謂憲政、民主起什麼作用了？這些西式價值和制度都一度被神化了，很多人以為，我們只要建立了這樣的制度，就可以進入天堂。然而，越來越多的事實已經為其祛魅，現在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了：以政黨競爭為中心的大眾投票式民主制算不上好制度，美式分權制衡制也算不上好制度。
　　因此，我們今天為中國、為人類尋求善治之道，沒必要花費太多時間在西式憲政、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上，當然還是要做研究的，但恐怕要保持反思、批判的態度；相反，現在應該更認真地對待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現實，從中抽繹出普遍的價值，發展出理論，重新想象並推動建設良好經濟政治制度。

　　05、您被視為中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新儒家”在“中國時刻”論述、價值實踐上，以及能在價值、行動上提供怎樣的指引方向？
　　姚中秋：在二十世紀全盤性反傳統的整體氛圍中，新儒家延續了儒家思想的血脈，這是我們應該感念的。不過，新儒家於1949年轉入港台之後走上歧途，專心發展心性之學，而以西式民主政治作為其政治方案，自然成為自由主義的同路人。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如下怪象：港台新儒家大師的弟子、再傳弟子們中間，同情甚至支持台獨、港獨者居多。港台新儒學回流大陸，其主體也與自由主義合流。這樣的新儒學其實是半吊子儒學，打心眼裡看不起儒家，看不起中國文明，當然不能為中國時刻提供什麼引領作用。
　　因此，“中國時刻”的儒學需要重構。首先要擺脫對西方思想的依賴，頂天立地做主體。大陸的政治儒學在這方面邁出了一步，但其復古傾向是不可取的。其次要有天下視野而不可局限於中國：中國今天即便仍存在問題，也必須在世界框架中解決，而諸多世界性問題也需要中國方案來解決。
　　基於這些考慮，近些年來我主張，應該超越儒學，回到五經，創造性構建全球時代的經學，也即，以五經大義的基礎，涵攝西方既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建立一套關於人與秩序的普遍知識體系。《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下卷《化成天下的中國之道》的論述初步體現了這方面的成果，當然還需要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

　　06、在書中第二章，您以“超大規模”作為中國“特殊性”的一個主要代表，與前年施展《樞紐》一書頗有相互借鏡的意味？然而，這種中國“特殊性”產生的體制、價值觀，是否意味着不具有“普適性”？又或者，中國模式、價值的從“特殊性”走到“普適性”，需要有哪些過程、價值作為銜接？
　　姚中秋：中國始終維持了共同體的超大規模，在世界歷史中固然是一個顯著的例外；但這恰恰展示了人類通往普遍秩序之道。考古學把一群人建立“國家”這樣的組織，視為其走出野蠻、進入文明的根本標誌。那麼，文明進步的標尺就是國家組織的深化和規模的擴大，幾千年來，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最為出眾。也就是說，中國為人類探索了建立、持續擴大、並永久維持普遍的人類合作秩序之大道。因此或許可以有點誇張地說，世界的前景就是中國化，當然，這是一個極為漫長，以百年、千年為計時單位的歷史過程。
　　中國可以教給世界的最重要的價值是人道或者說人文主義。考察世界歷史即可發現，神教經常造成政治上的分裂，這是人類走向普遍秩序的最大障礙。中國之所以能有如此大規模，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明不以神教為中心，而是以敬天為根本，講“道不遠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書中對此有所討論。由此我們建立了世俗國家，以人文教作為教化機制，以改善人民生活作為國家的唯一目標，這些恐怕正是今日世界切實需要的。
　　比如，當今美國就亟需一場人文主義運動。在發達國家中，美國人的信仰最虔誠，且信奉原教旨主義色彩最濃的清教，其結果是，大量美國人抗拒科學常識，“選民”觀念助長其嚴重的種族主義偏見；在國際上，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基於意識形態狂熱，把普適價值喊得震天響。
　　然而，這套價值卻製造了最深刻的分裂：先是冷戰，世界分為兩個陣營；後冷戰時代則是“人權戰爭”，劃分“邪惡帝國”，“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一點也不和平；現在又把中國視為“大國競爭”對手，攪亂香港，拿台灣做文章。這種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源於其狂熱的一神教信仰，搞得全世界不安寧。所以，美國人需要接受人文教化，走出神教偏執，才能成為正常國家。

　　07、在書中，您抓住儒家的“仁”作為儒家最重要的價值展開，勞思光曾經歸納中國儒家思想三層結構是“攝禮歸義”、“攝義歸仁”，“仁”、“義”作為價值可以歷久常新，但外在於仁義的“禮”，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要如何煥發新的力量？
　　姚中秋：在仁、義、禮之中，仁是根本；今日世界最為欠缺的也正是仁。如果我們把禮寬泛地理解為規則，那麼可以說，西方所謂法治就是以禮治世。而孔子說過：“人而不仁，如禮何？”這句話正適合於評論源於西方的法治。近些年來，美國常年有兩百多萬人被關在監獄，占人口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同樣，西方塑造和維護的世界體系，也差不多是“叢林狀態”，弱肉強食。這就是單講規則的後果。
　　這個有規則而無秩序的世界迫切需要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即尊重別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即愛人助人。以仁打底子，規則的治理才不至於變成苛政、暴政。西方文明總體上是偏於規則之治而欠缺人際互愛互敬的維度的，中國思想可以矯正、補充這種偏失，讓國家、國際有人情味。而要培養人們的仁愛之情，就要保護“親親”，要維護家庭制度，要珍惜和保護熟人社會，要創造各種條件，讓陌生人成為熟人，使天下為一家。

　　08、中國傳統儒家價值所依附的宗族社會、科舉體制已然崩潰，海外新儒家唐君毅等在一九六三年就曾撰文《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今時今日，又應當如何建立儒家的生活方式，以至影響海外的億萬斯民？
　　姚中秋：儒家式生活方式首先是儒家式政治制度，因為儒家本來就以治國平天下為中心。但港台新儒家走上歧途，把政治完全交給西式民主。台灣倒是建立了民主制度，然而，台灣人民得到了什麼？因此，建立儒家式生活方式，首先得建立儒家式政治制度，當然還有儒家式經濟體系，書中對此有所討論。以香港為例，解決問題的長遠之道就是結束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轉向“厚生主義”：抑制地產、金融豪強，對其征重稅；多建廉價住房，發展實體經濟。總之，要給底層、給青年創造發展的機會和通道。
　　當然，儒家式生活方式也有社會和宗教維度。過儒家式生活，必然反對個人主義，親親而孝悌；辟神教而敬天；重視婚姻，多生孩子，愛家收族。生活在任何國家，都可以做到這些。同時也可以推動所在地政府“作民父母”，塑造和維護有情意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應該說，隨着西方的持續衰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相應的西式生活方式必定在全球退潮，這正是重建儒家式生活方式的好時機。

　　09、“中國時刻”這個論述顯然容易受到國內自由派、海外的警惕，例如張千帆就說“只要中國人不滅亡，中國人生活的時刻註定是中國時刻”；葛兆光在《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也提到：“既然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就應當由中國主導世界新秩序，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重建古代中國‘天下’”。您對於自由派的擔心有哪些看法？新儒家在“中國時刻”論述當中應當如何與自由派對話，以至尋求共識？
　　姚中秋：我自己也曾經是自由主義者，做過一點介紹哈耶克思想的工作，所以與很多自由派人士是朋友。現在很願意送上八個字給這些老朋友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近些年來自由派特別喜歡搬出鄧小平來說事兒，但他們恰恰忘了鄧小平的八字精髓，而把自己封閉在意識形態牢籠之中。他們靜等着歷史的終結，拒絕一切多樣和新的可能。香港、台灣很多知識分子同樣陷入民主的意識形態牢籠之中。牢籠中人難免閉目塞聽，罔顧現實，自說自話，自欺欺人。
　　當今世界最大的現實是中國的國力已經坐二望一，這就需要新的世界觀、歷史觀、戰略觀。這些學者卻反覆念叨鄧小平在90年代初特定時期提出的“韜光養晦”。我們設想一下，鄧小平復生，他會如此刻舟求劍麼？社交媒體中現在提到自由派“公知”，通常加上“古墓派”三個字，因為他們的言論已經重複了二三十年甚至一百年了，好比孔乙己進了咸亨酒店，引發青年們一片鬨笑。大化流行，時不再來，歷史不會停下來等你，要麼你跟上，要麼你被拋棄。大體可以斷定，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場域中已經邊緣化了。
　　實際上，自由主義正在全世界邊緣化。略微考察一下歷史更可發現，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會以自由主義為主流價值，因為它是批判性理論、消解性力量，而社會的根本議題從來都是如何促成普遍的善、維護秩序。美國人為了對抗蘇聯，製造自由的意識形態；冷戰結束後，又以自由主義作為消解他國秩序、構造帝國秩序的工具。
　　欺人太久者，難免自欺，對外策略反噬其內部，美國秩序同樣遭到消解，其結果就是，這次面對疫情，其人民、國家完全無力組織起來。但特朗普的當選表明，部分美國統治者已決定放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已開始在全球退潮。只是過去幾年，美國內部還有鬥爭。疫情失敗、帝國崩解壓力則會驅使美國統治者全面放棄自由主義。喪失了美國的支持，自由主義在全球將迅速邊緣化。

　　10、眾所周知，中國思想版圖，主要由自由派、新左派以及新儒家三分天下。著名歷史學者許紀霖因此提出“新天下主義”，以至於去年在香港出版了著作《中國時刻——從富強到文明崛起的歷史邏輯》，試圖調和三家的矛盾，您怎麼看許紀霖的嘗試？
　　姚中秋：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三足鼎立的說法，最早提出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但今天，這一分析框架恐怕已經過時了：自由主義已經邊緣化；新左派恐怕沒有什麼人提了；儒學圈子看起來熱鬧，實際上在古董中打轉，缺乏思想創造力。
　　這三家面對中國時刻都陷入迷茫、失語狀態，拿不出像樣的理論來描述、解釋現實，更不要說引領歷史變化。因為三家患有差不多同樣的病：迷信書本，罔顧現實；迷信西方，輕視中國。所以，這三派是什麼關係，已經無關緊要。
　　換言之，當下中國正處在思想的真空期中，處在混沌狀態。其實，整個世界都處在這種狀態，看看今天美國、西方，哪有思想家啊？看看西方著名思想人物針對這次全球疫情發表的議論，可謂江郎才盡，更不乏愚昧，堪比於清末的腐儒。
　　這倒也不難理解，歷史變化速度太快了，思想難以跟上節奏。但細加觀察也可發現，新的思想學術體系或許正在醞釀之中，比如張祥龍、孫向晨、吳飛等學者，還有我本人，重視家、孝的根本含義，據此或許可以發展出全新的生命、社會理論；政治學界一批學者提出發展“歷史政治學”，我們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已成立了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至少就方法而言，歷史政治學是全新的，還沒有西方學者提出過；運用這一方法，深入中國歷史，重思人類歷史，反思西方現代政治，完全有可能發展出回應人類這次巨大轉變的政治思想體系。
　　總之，今天，主導世界兩百年的歐美思想體系、過去百年以弱者姿態思考的中國思想範式，均告失靈。立足中國，創造新的普遍性理論，以使人類“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這是身處中國時刻的中國學者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