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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出路何在?zt
送交者:  2015年12月19日11:16:4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冯胜平认为:党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唯一途径。有人说党主立宪没有先例,是与虎谋皮。这也许不错,但民主立宪更不靠谱——还隔着一个先得推翻共产党的难题。我们今天之所以讨论宪政,就是因为党主立宪还有可能,否则何必讨论宪政,讨论革命岂不更有意义?

  
  老高按:“忙时求田问舍、闲时指点江山”的旅美学者冯胜平,20多年前退出海外民运江湖,专心挣钱发家,四年前被“勾引”(很荣幸,勾引者包括我——向他约稿)重新提笔撰文,一发而不可收,2012年之后给习近平总书记上书暴得大名,连写三封公开信,苦口婆心地劝习总改弦更轍走宪政道路,就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冯名之为“党主立宪”。世上有“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考虑到当下中共断然不肯还政于民的现实国情,需要找到一条道路,既使中国转型,又避免社会动荡,还让中共包括众多官员体面告退,不至于遭受清算的下场,冯胜平纳闷:这样三全其美的前景,习近平怎么就看不清呢?
  冯胜平的几封公开信在网上不胫而走,我听到的嘲骂和赞许,两方面的声浪几乎势均力敌,对他的动机和用意更是传言纷起,说得最轻的,是说他比三岁幼童“还幼稚”,活了几十年,挣了偌大身家,竟还如此天真,竟异想天开要去劝说头脑比花岗岩还顽固的中共党魁痛改前非,另寻新路!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冯胜平本人还是不管不顾地往下写,让我又佩服、又叹气。最近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在我看,是将几年来的观点集中表述,估计又会招来一片争议。
  下面转载这篇文章,供各位参考。预先提醒:敬请文明发言,冷静分析。


  危如累卵 VS.一手好牌

  冯胜平,明镜新闻网


1,中共最怕的是共产主义

  在《党国、军国、民国》一文中我曾预言,中共正从党国向军国转化。所谓党国,是指以意识形态治国,毛泽东时代是典型。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后先是孙中山的民国,继而是袁世凯的军国,最后是蒋介石的党国。从哪兒來,恐怕还要从哪兒回去。毛泽东靠信仰治国,现在靠金钱和实力。“凡是能用人民币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币解决不了的,用坦克和监狱。与毛泽东时代的党国相比,现在更像军国,当然并不纯粹。那一天局面失控,全国軍管,就纯粹了。
  把今天的中国称为“党国”,是逻辑错误。世上哪有没有信仰的党国?如果说党国指的是信仰,中共早已没有信仰;如果说党国的定义是执政党不想下台,哪一个王朝又不是党国?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变为一个“地产党”,一个“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来路不明,中共最怕的就是共产主义。
  执政之初,习近平面临三项任务: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強国收拾军心,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现在三功已毕其二,剩下的就是党心。收拾党心的途径是党内民主。
  中共过去打土豪,现在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土豪。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为宪政创造了机会。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紅二代蔡晓鹏说:“如果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节日,那么改革就是有产者的创业舞台。”他把自己定义为“有产者”,主张告別革命,拥抱改革。蔡不乏常识,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2,习近平可能在任期内实行民主选举

  习近平不仅改变了各自为政,“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很可能还会改变未来的接班程序。毛泽东实行終身制,邓小平改为指定制。随着权威递减,指定制在十七大上受到挑战,演变为党内高层评议。据周瑞金披露,评议是由曾庆红设计,胡锦涛监票,按一人一票原则进行的党内高层摸底。中央当时在63岁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了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当场一人一票,推出了习近平、李克强为首的十八大领导班子。
  一反胡温“不折腾”的既定方针,习近平上任以来抓了一个前任常委,两个军委副主席,上百名省部级贪官。胡温可以混(两人名字连读是一个“混”字),习不想混。身任九个“组长”,就像身挂九颗手雷,反腐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习早已没有退路。他不能退,不想退,他周围的人也不会让他退。两届之后连任,基本是个定局。
  从这一前提出发,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习近平也会考虑在任期内实行民主选举。选举,既是青史留名的冲动,也是继续执政的需要。不下台总得有个说法,既不能赖在那儿不走,又不能学袁世凯称帝,更不可能天下大乱再打一次,最好的台阶便是选举。通过选举,习不仅可以合法连任,还能抢占政治先机,开展下一步宪政改革。蒋经国把反对派关进监狱,却实行了他们的纲领。多年之后从监狱出来,反对派成了废人,蒋经国却成了伟人。什么是蒋经国主义?蒋经国主义就是:即使搞民主,也要我来搞,不能让反对派来喧宾夺主!
  更最要的是,民主是时代的潮流。这面旗共产党不打,反对派就会打。那时中共既无前途,也无退路,将走上一条历史的不归路。审时度势,通过党主立宪,把中国有序地引向民主,无疑是中共的最佳选择。

3,把贪官送进监狱,反对派送进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有宪法,无宪政,执政党难辞其咎,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惯性。毛泽东迷信阶级斗争,专政还来不及,遑论宪政;刘少奇运动治国,反右、四清,也不相信宪政。直到文革之后,彭真等人从秦城出来,痛定思痛,才搞了“82宪法”,希望保护公民权利,依法治国。但历史的惯性太大,不到一年,邓小平脑子一热,又滑到“严打”的路上,全国逮捕1027000人,判死刑24000人,其中很多冤枉。1985年,看到自己制定的宪法被践踏,时任人大委员长的彭真无奈地感叹:“党大还是法大,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82宪法”之父,彭真当然清楚。秦城十年,这个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中共领导人早已大彻大悟:中共要有未来,唯有实施宪政。此事中共不做,别人就会做。那时中共将不再会有机会。宪政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上,必须防止权力的任性,置自己的法律而不顾;下,必须警惕野心的冲动,学会做忠诚的反对派。
  宪政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稳定的政治制度。建立宪政,不仅需要智商,更需要自信。胡温不自信,把贪官送进政协,反对派送进监狱;现在是部分自信,把两者都送进监狱;真正的自信,是把贪官送进监狱,反对派送进政协。

4,党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唯一途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从此走上了党主立宪的正路。从过去的无法无天(Rule without Law)到今天的依法治国(Rule by Law),再到未来的法治天下(Rule of Law),是一个过程。正如臣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公民,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也不会一夜之间变为法治天下。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它需要时间。
  四中全会前,杨晓青、王伟光等人写文章,反对宪政,主张专政。四中全会否定了他们的道路,把依法治国定为国策。决议26000字,180条,显然不是做秀。然而,与两年前不同,自由派不再相信中共的诚意。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充其量只是“法制”,而非他们希望的“法治”。纠结于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他们不明白,即使是在君主立宪的英国,君权最初也大于法权。只是通过长期博弈,君权才逐渐虚化,让位于法权。
  党主立宪是中国政治走出丛林的唯一途径。有人说党主立宪不靠谱,没有先例,是与虎谋皮。这也许不错。但民主立宪更不靠谱,它还隔着一个推翻共产党的问题。死磕派希望结束共产党统治,民主立宪;习近平希望强化共产党领导,党主立宪。主题都是立宪,底线却相差甚远。一个想的是灭此朝食,另一个想的是千秋万代。
  幸运的是,死磕派只是少数,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想革命。人们“妄议中央”,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中央还抱有希望。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宪政,就是因为党主立宪还有可能,否则,我们又何必讨论宪政,讨论革命岂不更有意义?
  至于千秋万代,那只是红二代的一个梦。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大权在握,不想退出历史舞台,是人之常情。但一个人保养得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年。宪政不能保证共产党千秋万代,但可以保证它体面退场。套用一句旧话:“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制宪会议就是一次成功的“党主立宪”。1787年,以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组成的“华盛顿革命党”在费城立宪,没有与效忠英国的保皇党分享政权,也没有让草根民主派参与。他们自己立宪,自己行宪,创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变成两党制,是以后很久的事。

5,习近平与红二代

  要摆脱前任二十年权力布局,带领中国走出三千年的噩梦,习近平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潜心韬光养晦,不事拉帮结派,他身边的朋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红二代。这批红二代有担当,不腐败,多数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迷信权力,不愿与人分享。
  众所周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共官员出身平民,他們要急于上位,只能走邪门歪道,买官、卖官。紅二代则不然,他们不屑、也不必腐败。红二代上位,靠的是拼爹、拼爷。譬如毛新宇,他的少将肯定不是买来的;再譬如陈知涯、刘源、刘亚洲,他们的中将、上将,相信也没付过钱。今日之官场,不卖官卖官,凭一份工资过日子,绝对就是穷人。于是,一群“两袖清风”的红二代,面对富可敌国、卖官鬻爵的“官一代”,搞起了阶级斗争:江山是我們父辈打下來的,被你們拿去卖钱,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往深处一想,江山被禍害,一旦出事,你們拍屁股走人,到瑞士提钱,去美国逍遥,留下我们被暴民清算,气更不顺。所以卯足了劲儿往死里打,欲罢而不能。
  对习近平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宫廷权斗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先掌大权,再成大业,无疑是习近平的想法。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日趋多元的社会中,牌不可通吃,权不可尽掌,必须给别人留下余地。网开一面,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宪政的前提。

6,中国可能的三個前途

  最好的前途,是党主立宪,有序地走向民主。我並不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路。非常可能,中共不会选择這条路。几百代帝王都绕不出來历史怪圈,凭什么中共就那么幸运?但我相信这是一条代价、阻力最小的路。党主立宪的主张,习近平看不看得到,先打个对折;看到之后能不能接受,再打個对折;就算真接受,能不能搞成,还有个对折——頂多12.5%的可能性。
  第二个前途是有序地解体。东欧各国,苏联十几个加盟共和国解体,最终走的都是这条路。有序解体的结果是,共产党下台,经济滑坡,国家分裂。总之,重新洗牌,一切打回原形。它的好处是军队稳定,一半以上的新政府官員来自于旧政权,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清算。
  第三个前途是无序崩溃。这是最坏的一条路,也是历代王朝的覆辙。1924年,前清遗老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后共产,最后共管。这里所谓“共管”,指的是中国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1911年共和灭大清,1949年共产灭共和,下一步就是共管。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芦笛——各写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都结束于同一个场景:中国在一场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而他们写小说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7,危如累卵VS一手好牌

  从一个角度看,习近平的处境危如累卵:官场人人自危,右派人心尽失,左派蠢蠢欲动,富人纷纷移民。
  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又是一手好牌:经济世界第二,美俄自顾不暇,党内要求民主,人民希望宪政。
  一手好牌打到胶着的地步,问题出在思维上。正如一位朋友所说:“在反腐必须惠及人民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度,至今一毛不拔,守财奴岂能成大事?当年东北搞土改,借地主的田,买人民的心,借花献佛,空手套白狼,一年不到,反败为胜,尽夺东北。而这些行之有效的‘大智慧’,习却完全不懂,岂有不输之理?一手好牌,打到胶着地步,怪谁?”他这里讲的是民心。
  比民心更重要的,是官心。习王强力反腐,把刀悬在所有贪官头上,也使自己成为“官场公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想他们死的人多了,死亡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宪政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取而代之,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宪政则是现存制度的自我完善,离不开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革命需要斗争,宪政依靠妥协。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对习近平而言,当下的中国局势,颇像攻锦州前的辽沈战役。打长春,输是输,赢也是输(丢掉长春,东北国军主力势必退居华北);打锦州,尽夺东北,一战而霸天下。无休止的运动式反腐、清党,既得利益集团与你拼命;搞宪政、行大赦,既得利益集团为你拼命。孰好孰坏,不言而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走出运动治国思维,党主立宪,依法治国。
  (2015年12月18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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