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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可以说不”
送交者:  2020年12月01日09:57:5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发明一句口号:“不折腾”。对此,中国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说它是“不作为”的借口。物议汹汹,众口铄金,网上甚至流传“击鼓传花,把难题遗留后任”的鼓噪。其实,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号,不可作正面解读。例如,“文革”时毛泽东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那意思其实是:党中央很不团结,“文革”可能失败。同样,等胡总书记发明“和谐社会”以及“不折腾”哲学时,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很不和谐,“树欲静而风不止”,所谓“折腾”,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书记话音刚落,中宣部墨迹未干,在中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平安重庆”的山城里头,也即在“唱红打黑”的心脏部位,当代延安的宝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条惊天新闻。只是,这次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夜正浓,月朦胧,中国跑了个王立军”。党中央本是全国和谐的表率,王立军一“跑”,党中央也无法再和谐下去,不作为也得作为,不折腾也就折腾了起来。

自三月份“王捕头月夜奔领馆”后,这出由重庆拉开序幕的大戏,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间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先是“周尚书无奈登前台”,后有“温丞相激情答记者”,接下来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权柄”。前后照应,如章回小说,层层拓展,似悬念碟片,朝野震惊,万民争睹,风头远盖过重庆当年进京“唱红打黑”呈送御览的那台“红戏”。据说好的剧情,必须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坛不振,难见此类精品。倒是王立军出手不凡,演出了这种境界。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连呼“突发事件”,可见剧情相当出乎意料。同时,在一个高喊“和谐”但骨子里却很不和谐的环境里,王立军的“突发事件”,又很符合文艺批评家所谓的“生活逻辑”,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戏演到这个份上,王立军几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长兼大学教授,可能不全是“学术造假”。

王立军和薄熙来以及“唱红打黑”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因此,要搞懂王立军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戏,就须搞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自重庆推出“唱红打黑”以来,拥护和反对者的关注点,都在“打黑”,不在“唱红”。在多数人看来,“唱红”不过是个幌子,“打黑”才是真干。毕竟,大家都知道,一个把儿子送进西方顶尖贵族学校的人,既不会愿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几句老歌能唤回那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可惜,多数人的看法只是常识,而常识经常犯错。“唱红打黑”的重点,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红”。要讲清这个道理,需从前朝谈起。

所谓前朝,是指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江泽民自糊里糊涂当上“第三代核心”后,既大喜过望,又诚恐诚惶。江泽民自己既无政绩又没关系,他那点“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党眼里,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别人玩,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所以,当政之初,江泽民很是郁闷苦痛。但是,江泽民身上有个不惹眼的优点,这个优点低调得有时竟连他自己都会忘记,那就是他是个十足的庸人。江泽民没有原则,不讲主义,通晓的唯一哲学,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口边的“闷声大发财”。江泽民这种优点,非常适合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是中国从红色理想主义向低级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庸人的时代。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需要侏儒并且产生了侏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政,江泽民很快发现自己生逢其时,如鱼得水。江泽民虽然不是太子党,但“向钱看”却是九十年代全中国的共识。毕竟形势比人强,不久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便集合到江泽民周围,举国一致地“闷声大发财”起来:有人出身贵胄,自上而下地“发”;有人起于草莽,奋力自下而上地“发”,一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快竟“发”出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国崛起”。

然而,再“闷声”,“财”发大了,终究有些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发财”这种好事,毕竟只能“一部分人”摊上,这就变成了贫富差距。后果之二,则是“发财”这个过程,需要并创造出了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腐败盛行,黄黑泛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两个后果,当今中国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各自药方的优劣。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人数虽少,但对国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文革”之初,他们组建“老红卫兵”,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过一把。但等到红卫兵遍地开花,乱象四起时,他们又不以为然,心想你们也配“我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成立“西城区纠察队”。要“纠”的,正是平民红卫兵们折腾出来的“乱”。如今,恰如当初。眼看红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折腾得乌烟瘴气,太子党们忧心如焚。于是,他们又一次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

薄熙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想根除腐败。他要做的,是把腐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齿的腐败,毕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搞的低级腐败。腐败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党亡国。但如果能把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只有“自上而下发起来”的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腐败,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见为净,天下立马太平,而且太子党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感觉。所以,薄熙来要做的,就是把江泽民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合流的腐败,变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独秀的腐败。但是,你凭什么把腐败变成特权?那就要靠“唱红”了。不要以为“唱红”是薄熙来的独创,不是。“唱红”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最大的共鸣。北京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是太子党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同样热衷“唱红”。他们“唱红”,不是热爱文艺,而是展现政治抱负;不是怀旧,而是为现实利益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什么是“唱红打黑”?讲到底就是:只有“红”,才有资格“黑”!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文革”初期的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四十多年过去了,也就这么点出息。

可惜,薄熙来这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高估了自己,这是太子党的通病。想把腐败变成特权,谈何容易?慢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片称为“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讲几句“满汉平等”吗?在爱新觉罗的天底下,封个满人当总督,还得配个汉人做巡抚,也没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军。王立军是奴才,这不错,他自己也承认,否则不至自谦为“口香糖”。但王立军这奴才,亲手处置过另一个奴才文强。文强和王立军,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强的下场,一定给王立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几位愤青写过本和“超限战”一齐扬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是从日本进口的,写得文不对题,语无伦次。所谓“说不”,必须说前人所未说,干前人所未干之事。中国自“打黑”以来,打过的高官,无论是北京的王宝森、陈希同,还是上海的朱小华、陈良宇,没有一个是太子党。王立军是条汉子,他岂止只是“鱼死网破”,他简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可以说不”。


陈翰圣

20124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2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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