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中国与世界脱钩，再有世界与中国脱钩，然后两者互相激荡、彼此加速。即便有一方想剎车、停止乃至掉头，却已经来不及了。

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此前穷凶极恶的中国外长王毅突然变得和颜悦色，发表讲话说，「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他指出，美国寻求将中国打造成对手是严重战略误判，是把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王毅说，中美关系应当树立四项清晰框架，包括「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畅通管道，坦诚对话；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及放弃零和，共担责任」。然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就说过，美国再也不会相信中国人的口吐莲花了，对中国，不需要听其言，只需要观其行。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已变色，就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季辛格都哀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二零二零年，是「大脱钩元年」。我秉笔直书，以《大脱钩》一书，立此存照。这本书，既是回顾历史，又是叩问当下，更是眺望未来。

西方对华绥靖政策走到了尽头

说起绥靖政策，人们首先想起的必定是二战之前西方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政客们自欺欺人地以为，妥协能让希特勒不至于迈出全面战争这一步。那一次的绥靖政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人类总是太过健忘，二战之后七十多年，延续时间更长、后果更严重的绥靖政策再次登场，这就是从上世纪八零年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绥靖主义外交。

政治层面的对华绥靖政策，始于冷战时代的季辛吉主义，即联合中国抵抗苏联的「大三角」战略。这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大的且流毒至今的战略错误：七零年代中期，苏联国势已江河日下，美国不必联合中国即可稳操胜券。而文革后期的中国，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已天怒人怨，中国在国际上四面楚歌，美国抛出的橄榄枝反而延续了中共的寿命。季辛吉秘密访华后，尼克森访华、卡特与中国建交，美国一错再错、养虎为患，最终让自己深陷于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危机之中。

经济层面的对华绥靖政策，其转折点是二零零一年西方同意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近二十年，中国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所向披靡，「中国制造 」一夜之间倾销全球。美国经济学家、川普总统之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致命中国》（次年改编成纪录片）一书指出，中共滥用自由贸易原则，「不道德的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二零一六年年底，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看完此书后给予极高评价：「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川普执政后，重用纳瓦罗等对华鹰派人士，对中国展开绝地反击式的、史诗般的贸易战。

此前多年，美国沉浸在冷战大获全胜的自得与喜悦之中，失去了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危机意识，也未能精心建构民主制度的防护机制，这才让中共长驱直入，从窃取高科技到收买代理人，从打压美国的言论自由到蚕食美国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无所不用其极。绥靖主义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代表美国「国球」篮球最高水准的NBA到好莱坞梦工厂，从华尔街到硅谷，从主流媒体到常春藤大学，无不中招。美国立国的根基被动摇，苏联当年未做到的一切，中国居然成功做到了。绥靖主义不单单是美国一国的问题，本书第一章一一检视梵蒂冈、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对华绥靖政策，既「哀其不幸」，亦「怒其不争」，更探讨改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作者认为，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也只能像当年对待苏俄那样——不再是接触、妥协，而是强力遏制、击溃。（汤森路透）

西方知识界是绥靖主义的重灾区。其渊源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的传教士外交思维，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非史达林主义的、良善儒家的想像，以及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我在此点名批评了西方学术界和中国研究领域多名顶级学者的媚中观点：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资深媒体人伊恩·布鲁玛的「台湾不能脱中论」、柏林大学副校长余思凯的「不能伤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之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的既不现实又缺乏攻势的「攻势现实主义」、未来学者里夫金的「中国是环保先锋」的谬论，多年来，他们唱衰西方，为中共抬轿，不仅不受舆论质疑，而且两边通吃、风光无限。这些看似聪明的人物，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比纳粹还要邪恶的政权吗？他们若继续对中国卑躬屈膝，其结局必然如「农夫和蛇」的故事，自食其果、自取灭亡。

中国的野心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大脱钩刚刚开始，中国就面临粮食危机，习近平号召人民节约粮食，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随即发起批判「大胃王」直播的运动。然而，谁也不敢提及此前习近平邀请金正恩，喝的是两百万一瓶的茅台酒——这难道是节约吗？

不过，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确实满坑满谷都是「大胃王」们的视频——这些视频构成了一种隐喻：中国人最大的爱好是胡吃海喝，如同蝗虫一样，所到之处，寸草不留。中国人毁掉了自己的土壤、空气和水，就要向四面八方出征了。

与西方的绥靖政策相对照的，是中国的大外宣、战狼外交以及取代美国、颠覆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野心。

习近平是「大脱钩战略」的「总加速师」而非始作俑者。中国要想当世界老大的野心，并非始于习近平，而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精心策划。当年，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特使，赴莫斯科访问，促使苏联出兵镇压东欧诸国的民主运动。中共对史达林死后赫鲁晓夫的「和平运动」不以为然，为扩张其势力，不惜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便自己死掉一半的人亦不在乎。

毛邓本一家，此乃常识。很多所谓改革派公共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中国通，误以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与习近平的「野蛮崛起」是两回事，认为只要除掉张牙舞爪的习近平，回到邓小平温柔敦厚的「正确路线」上，中国就能与西方再续前缘。实际上，「野蛮崛起」不是颠覆「韬光养晦」，而是「韬光养晦」的必然结果和高级版本；习近平也不是邓小平的孽子，而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杂交的产物，中共及其党魁的本质始终如一。若以病毒变异的时间节点而论，比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接班及此后称帝更重要的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之“万国来朝”。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会犹如一九三六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会。故事必须从二零零八年说起。

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中国玩的还是清末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一套把戏。中国以自己为天朝，以世界为属国，承续清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的心态，从来不承认近代世界普遍认可的西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所以，才有战狼外交，才有中共驻各国大使的出格言行，外交部成了国防部。

习近平说，中共不输出革命，却输出形形色色的中国病毒：以大学而论，中国捐款和中国留学生的涌入、孔子学院的设立，使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沦为中国的殖民飞地，中国轻而易举地箝制了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以媒体而论，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吹捧中国不遗余力，就连美国政府支持的、用美国纳税人税金创办的、传播美国价值的《美国之音》，也被中共严重渗透，沦为反对美国政府的《中国之音》；以企业而论，NBA和苹果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卑躬屈膝，乃至实施自我审查；以国际组织而论，世界卫生组织成为中国卫生部的下属机构，谭德塞宛如打入敌营的地下党员……中国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却不愿买车票，不仅不买车票，还要让火车出轨，让后自己跳车，重建一条新铁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美国前总统柯林顿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将果冻钉在墻上」，全面控制互联网，打造一九八四的世界；不仅让其控制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三亿人道路以目、沉默是金，还企图将言论审查机制扩展到全球，一旦华为控制了全球的基础通讯，就等于扼住全世界的喉咙。

自以为「崛起」的中国，以「一带一路」展开其来势汹汹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太平洋被其圈为内海（东海、南海自不在话下），国际海事法院的判决书被其视为「一张废纸」。亚洲大陆被当作其独霸的大陆，湄公河成为其内河，北韩、柬埔寨及中亚的若干「斯坦」国都靠中国的支持续命——白俄罗斯发生新版的天安门大屠杀，习近平赶在普丁之前向掌权二十六年之久的独裁卢卡申科发出承认其再次当选的贺电。独裁者身上都有相同的气味。

一场「超限战」或「隐形战」早已开打。

从「拥抱熊猫」到「辣手屠龙」

二零一六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坚强的意志力对抗中国的领袖。川普逐渐淘汰亲中派既得利益集团之代理人，任命「华盛顿沼泽」之外的得力干将出掌各个重要部门，美国新的对华政策逐渐成型。武汉肺炎肆虐世界，意想不到地成为美国及西方与中国脱钩的转捩点：过去，西方贪恋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对中国百依百顺；如今，西方不得不付出沦为中国的殖民地乃至被中国病毒害到亡国灭种的地步，此前数十年获得的利益被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统统归零，岂能不大梦勐醒？

中国人以「集权效率高」、「人多力量大」而洋洋自得，嘲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权力分散、效率低。然而，每每当独裁与民主两种制度对垒之际，民主国家在初期处于下风，但很快就能充分发挥和调度民众的创造力与想像力，站稳脚跟，发动反击——而且是雷霆万钧、不达胜利绝不罢休的反击。无论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共产党苏联还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对此大概都深有体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白宫发表长达十六页的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标志着与中国的大脱钩拉开序幕。该报告承认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政策彻底失败，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战略敌人：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能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对基于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加以利用，并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寻求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来自于民族国家的默许，这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侵蚀了世界各国与个人的自主权和尊严。

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回到「冷战之父」乔治·肯楠当年的规划上，只是针对的对象由苏俄变成了中国，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也只能像当年对待苏俄那样——不再是接触、妥协，而是强力遏制、击溃，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捷克参议院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威胁性质时所说，中国没有用坦克和枪砲，而是通过「经济力量」，中国与美国的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交织在一起，在这方面，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更难应对。蓬佩奥说：「我们看到威权主义并没有在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一年死亡。风暴还在那里，就在地平线上。我们在为那类政权撰写墓志铭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有些过早。」中国不瓦解，历史就不会终结。

左派学者的「中美国」幻想已然破灭，即便是那些昔日昂首走在中国铺就的红地毯上的「拥抱熊猫派」，也渐渐转向「屠龙派」，至少在私下里悄悄数算中共还剩下多少时间。西方各国亦纷纷觉醒：澳大利亚拒绝成为「黏在中国鞋底的口香糖」，誓言与美军并肩作战，捍卫印太地区海洋的和平；加拿大拒绝用孟晚舟交换被中国绑架的人质——只要跟绑匪做一次交易，你就永远被他锁定；日本不再被历史包袱压弯腰，主动承担东亚安全的责任，将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个成员；印度发现最大的敌人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巴基斯坦背后的中国，遂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二十二岁瑞典流行歌后莎拉莱森（Zara Larsson）宣佈解除与华为的合约，不再为其代言，并说出心里话：「中国不是一个友善的国家，我不支持中国正在做的事。」诸多欧美的着名城市与中国城市解除「姊妹城市」关系，国家层面自欺欺人的「友好」不复存在，城市层面粉饰太平的「友好」必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一向标榜中立、其银行「金钱不问来处」的瑞士也表示，要重新检讨银行政策，将就是否限制瑞士公司与侵犯人权的个体、企业或国家开展生意往来进行公投。若干西方各国开始清理此前四处招展的五星红旗，这面旗帜确实是用人血染红的，但不是中共「烈士」的血，而是无辜者的血——天安门受难者的血、自焚藏人的血、集中营中维吾尔人的血以及香港抗争者的血。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须选边站的历史时刻。与其担忧各国下一步展开「排华」，不如自己率先行动，公开唾弃并反抗共产党中国，此乃唯一之救赎。

那么，在这个旧世界终结、新世界重组的历史时刻，台湾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我不会替台湾人做出决定和选择，但我期盼这本书成为台湾人做出堂堂正正的决定和选择之前的参考资料。没有中国的明天将更美好更安全，对台湾如是，对美国如是，对世界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