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原因，我党组织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在敌人的镇压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出师不利，但他所领导的队伍，不仅没有像很多起义军那样因为失败而烟消云散，反而在斗争中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克服了革命火种被扑灭的危机，并化危为机，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是如何在反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保存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信仰坚定

行动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毛泽东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954年，毛泽东谈到大革命后的形势说，“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条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为人民斗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他的这一表态不是事后诸葛，而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曾被反动民团逮捕，险些被害。他曾多次遇到战斗失利，九死一生。他也曾几次受到错误批评，遭受误解。但毛泽东没有吓破胆，也没有灰心丧气。比如，进军井冈山途中，部队被地主武装袭击，毛泽东率领的团部与三营失去联系，不得不撤退。正当士气极度低落时，毛泽东站起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不仅信仰坚定，而且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分析现实问题中。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就辩证地对敌我的强弱关系作出了判断：我们现在力量小，不能攻打敌人重兵驻守的大城市，那么就到农村发展，积蓄力量；我们现在好比是块“小石头”，反动派好比是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认为，在武力上敌强我弱，但在正义性、凝聚力上，我党我军则占据优势，从长远看将全面压倒敌人。可见，毛泽东的勇气，不是无知之勇，恰恰是知难而上。他的革命乐观精神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潮流、世界大势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上。尽管有时“深深感觉寂寞”，但他始终保持着斗志。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时，就认为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二）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预判

毛泽东能够迅速改变策略，率军转入农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提前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角度，关注研究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对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的预判和思想准备。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大革命时期，广东是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农民占广东人口的80%，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发展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12月，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部分人因受到重重压迫，“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总结了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对农民的研究和争取，“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的作用，而且以此为中心做了不少实际工作。1925年3、4月，他在韶山休养期间，通过走访和调查了解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经过几个月了解和培养，为中共韶山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1927年1月，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刷新了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要摧毁反革命势力，只能用力量说话，借助武装斗争完成革命使命。1926年初，毛泽东就从国民革命的角度，提出人民没有武装，就不能夺取政权。后来，尽管北伐节节胜利，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多。鉴于“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的局面，毛泽东提醒中央应该重视掌握武力，以防不测。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八七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历史上重视武装历来意味着抓军队。毛泽东的洞察力在于他重视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时就提出农民要组织武装，接收团防局，成立农民自卫队。他还从理论角度阐明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表示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反动军队作战，单靠农民的力量还不够。要发动暴动、夺取政权，必须要有军队的援助。如马日事变后，他即主张农协应该上山或进入军队，“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三）收集掌握信息，知彼知己

正确的判断基于正确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基于全面充分的信息。因此，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地收集研判本地和全国信息，力争知彼知己，为此甚至还读过范仲淹写的关于江西剿匪的文集。但敌人的封锁大大限制了井冈山地区信息的流通，特别是令毛泽东很难收到上级的指示，收到了时效性也很差。

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派人侦查只能了解局部地区的情况。毛泽东的对策是，通过报纸了解周边局势、军阀混战情况等中外政治、经济、军事信息，从中分析敌人动向，为红军制定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提供依据。红军每到一处，毛泽东都要派人到邮局、旧政权机构收集近期报纸，既包括全国性报纸，也包括地方小报，甚至会专门为了收集报纸而作战。有人行军中扔掉了报纸，还受到过他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看报也很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寻人启事和广告都不放过。

此外，毛泽东掌握周边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谈话来调查研究，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好方法。他随部队活动，每到一地都设法找到当地党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围地区的情况。如古城会议除军队干部外也有永新、宁冈县委的同志出席；他第一次见到王佐派来的侦查员，就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人口、交通、群众基础等情况，一直谈至深夜；第一次见到江华，就询问了安源、萍乡的情况。毛泽东每到一地，还会找本地农民、工人、商人、教师、乡绅、监狱看守、旧时衙役等谈话。通过这些，形成了典型调查材料，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概述，也有各个时期流行什么商品、农民没有文化如何记工等细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专门提到，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后来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四）富有感染力

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带领革命队伍走出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富有感染力，能赢得他人信赖。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落后，封建宗法思想还支配着人的头脑，人们大多不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机器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宣传，发展党员，都比较困难。毛泽东在传播革命道理时，既朴实通俗，又风趣幽默，不但让人易于理解、记忆深刻，而且让人感到亲切振奋。正如邝任农初见毛泽东时所感受到的，“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很富感染力，语气坚定，经常用手势，他虽然很年轻，但他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显出一个成熟革命者的气质。”

毛泽东讲解革命道理，以小见大。1928年住在茅坪时，群众送了他一条狗鱼（即娃娃鱼）。他便说，狗鱼是水中的霸王，被我们捉住了，还有个霸王没有捉住，那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这个形象的比喻，一下点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本质，让大家都受到了很大教育。他督促日常工作，简单有效。在宣传方面，一次部队写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时，“倒”字少写了一画，毛泽东看后就笑着说：“不打都会倒，少了一条腿嘛！”自那以后，部队写完标语都要认真检查一遍。在执行纪律方面，他提出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萧克就对此说：“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形象、深刻。”他传授战略战术，生动形象。毛泽东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说：“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将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将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他还说，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兵力分布也未必周到，只要我们抓住弱敌猛打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把敌人放在了手心里。

历史是波浪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它不会自行发展，而是借助人的活动实现。因此，在转折关头，如果错判形势，落后因素的一次反动就可能持续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反之，如果作出正确的应对，就可能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令各地起义屡屡受挫，革命前景晦暗不明。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情况非常危急。但是，这也教育了毛泽东，教育了党和军队，要打开中国革命的局面，突破口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毛泽东及时率军转移至井冈山，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逐步壮大。如果没有他的果断决策和正确指挥，秋收起义部队很可能就垮掉了。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会继续革命，但作为一支部队很难保存下来。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率领的是一支残军、弱军。离开井冈山时，部队扩大了规模，具备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明确了奋斗方向，已经是一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强军。

虽然有的政策存在不足、军事上也有败绩，但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时，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让红旗在湘赣边界屹立一年有余，开辟了以工农武装割据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一举扭转了我党不断受挫的态势，既使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度过了夭折的危机，又证明了在白色恐怖中，只要有正确的策略，我党和我军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尽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和军队都面临着敌强我弱，但在综合实力对比上再未像秋收起义时那样悬殊，整体形势再未那样危急。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也逐步发现了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治党治军中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毛泽东完成了很多开创性、奠基性工作，如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部队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等，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何发展自身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方针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了。这为党和军队在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抗压作了一次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