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郭文贵的重要喉舌路德宣称：“中共高层对闫博论文震惊，正组织全球顶级科学家反扑，习、王、许其亮为实施生武元凶”
网上出现的相关爆料还有：
“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为此次超限生物武器研制及投放元凶，党内其他家族事先不知情”；
“最重要的一点，根据路德社多期节目内容，这一次的CCP冠状病毒生物武器战争总体策划就是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而在这一次的秀场中，习近平和许其亮这两个反人类罪犯、本次生化战争的总策划同时登场。”
上述爆料，其实就是把制造新冠病毒、酿成新冠疫情的责任全部推给习近平。
新冠病毒确实是中共在亲共的各国科学家（特别是美国）、政客的帮助下制造出来的；对制造新冠病毒，对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进行掩盖，习近平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是罪人，但是，习近只该负他应负的罪，习近平不该负他没有的罪，也不该替他人顶罪。
新冠灾难不是习近平的个人罪行，也不是习近平等某几个人的罪行，而是中共统治集团的集体罪行；习近平并不是新冠疫情的第一责任人，实施生武、投放病毒的元凶也另有其人。将一切罪责甩锅给习近平及习派，这是在洗白中共其它派系、其它家族，是在为新冠灾难更大的罪人，实施生武的真正元凶脱罪，这种半假半假，真中掺假的爆料，是假正义，是谎言！
我知道，如今厌恶习近平者比比皆是，但我必须指出如下几点：
1。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2。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3。授意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下面，本文将逐次展开说明以上三点。
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SARS疫情（2002~2003）发生后，中共为加强自身“研究”病毒的能力，决定利用国外技术建设P4实验室。2003年4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率团访问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同法国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04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签署了援建P4实验室的合作协议。不过，P4实验室竣工于2015年1月底，这时习近平已经上台二年多了。
在P4实验室开工之前，中共已掌握了合成病毒的技术。不晚于2004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已经掌握了以SARS-CoV的S蛋白+腺病毒骨架合成疫苗的技术，该中心在2004年5月申请了此项技术的专利。见下图。
疫苗实际上是毒性降低或丧失的病毒，能够合成疫苗，就意味着能够合成病毒。中山大学的这一技术是新冠病毒合成技术的雏形，新冠是用SARS-CoV的S蛋白+舟山蝙蝠病毒CoVZC45的骨架基于类似的技术合成，再加以进一步改造而得到的。
不晚于2010年，石正丽等人已经开始了冠状病毒跨物种的研究，跨物种研究的关键对象是冠状病毒的S蛋白（Spike蛋白、刺突蛋白）。2010年4月，在石正丽、李放等人发表了题为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s of different bat species confer variable susceptibility to SARS-CoV entry（不同蝙蝠物种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蛋白赋予SARS-CoV进入的易感性）的论文。在该项研究中，石正丽团队用SARS病毒和HIV（艾滋）伪病毒（外壳为HIV蛋白，里面包裹着有缺陷的HIV的RNA或其它基因组）构建、合成了嵌入SARS病毒BJ01-S蛋白的新的HIV伪病毒HIV/BJ01-S，并以之测试不同种类蝙蝠ACE2与SARS-CoV刺突蛋白（S蛋白）的可结合性。他们还改变了蝙蝠ACE2的几个关键氨基酸，然后再测试改变后的ACE2与S蛋白的结合性。
2012年6月，石正丽、周鹏、韩正刚申请了一项名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免疫决定区及制备方法和用途”的专利，该专利的“背景技术”部分指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只要获得人SARS冠状病毒S蛋白上的一小段，便可以对小鼠致病。”也就是说，将SARS-CoV（萨斯病毒，非典病毒）的S蛋白上的一小段（就是RBD区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受体结合域）替换到蝙蝠冠状病毒的S蛋白上，就可将不能感染鼠或人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可感染鼠或人的冠状病毒，这其实就是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基本原理。
上述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跨特种传播等研究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们在习近平时代持续进行，它们并非是习近平上台后才开始策划，才开始启动的。
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陈竺，原中科院副院长，江泽民及其子江绵恒的亲信，武汉P4实验室项目的中方牵头人，从2003年到2015年，陈竺全程领导了武汉P4实验室的筹备、中法合作和工程建设工作。在江泽民的一手提拔下，2007年，陈竺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中共卫生部长；2010年至2015年，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2013年3月至今，陈竺一直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15年至今，陈竺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袁志明，江绵恒亲信，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武汉P4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虫媒病毒媒介控制学科组组长。袁志明还是江绵恒儿子江志诚投资的药明康得公司的合伙人，药明康得控股的复星医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与美国吉利德公司（新冠药物瑞德西韦的研制、所有者）有合营业务的中国上市医药公司。
舒红兵，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丈夫，同样是江绵恒的马仔、亲信，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曾在美国医学、制药领域研究、工作多年，2005年，舒红兵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教授、院长，为江派间接掌控武汉病毒研究所及P4实验室这一涉及军工生物武器研究的重要机构（武汉大学是P4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之一）。武汉大学及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是江派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之外的另一重要生化基地。
可以说，早在江泽民时期，在筹建武汉P4实验室之时，中共就制定了长远的病毒“研究”规划；长期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的核心领导权，一直把持在江派手中，直到新冠疫情发生，这一情况都没有改变。
被江派势力把持的不仅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P4实验室。
1989年64事件后，江泽民上台；1993年1月，江绵恒自美国回国后进入中科院系统。1999年7月，江绵恒主导改组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了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了中国生物研究领域和医疗生物科技经营领域。
据内部人士透露，江泽民通过江绵恒，一直牢牢掌控着与中共生化武器研制攸关的中共军队、中央和地方生物科技系统领域。
因此，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习近平并非中共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的始作俑者，当然，习近平延续并可能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发工作；
2。习近平上任后，并未着力对中共的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领域进行换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时，这些领域仍处在江派原有势力的控制之下；
3。习近平不是中共制造新冠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生物武器更优先的责任人是江泽民、江绵恒父子。
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是无法驾驭的。习近平不可能没事找抽，释放这一他无法驾驭的生物武器；同时，习近平正处于新冠致死的高危年龄，需要经常抛头露面的习近平无法保证自己不被感染。因此，除非活得不耐烦了，否则，习近平不会投放新冠病毒。
第二，新冠病毒的不可驾驭性决定了，一旦使用，必然是伤敌与自伤，毁敌与自毁的结果。因此，新冠病毒与核武器一样，只能是一种威慑武器，只能在万不得已、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情况下才可使用。2019年末的习近平，远远未到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地步，根本没有理由和需要投放、使用新冠；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则不同，面临习近平一再清洗的他们，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极可能冒险一搏，以投放新冠病毒来制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混乱，只有在大乱局中，他们才能找到或制造出击倒习近平、翻盘夺权的机会。
第三，习近平需要的是稳定，社会稳定，才利于习近平维持自身的统治。而习近平的政敌则需要混乱，只有出现社会混乱，他们才有机会威胁、推翻习近平；让世界大乱，特别是民主世界大乱，也是他们乐见的；如果能让习近平成为全世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几乎胜券在握了。
第四，投放新冠病毒，对习近平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后，习近平从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迅速堕变为世界公敌、众矢之的；新冠疫情严重危及了习近平的统治，使习近平陷入内外交困、四处是敌、岌岌可危的境地；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自然成为制造新冠疫情的罪魁祸首；疫情还使习近平花费了无数心血的一带一路大计无疾而终。只要习近平没疯没傻，他就绝不会授意投放新冠病毒。然而，上述种种局面，却正是习近平的政敌们所乐见、所期待的。
因此，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一心让习近平下台而不得的习近平党内政敌，中共党内的倒习派；参与决策、策划、实施新冠病毒投放的倒习派中，一定少不了一直掌控中共生物技术、生物武器研发的江派（江曾派）。
路德们为什么将生物武器元凶的罪名加给习近平而不是习近平的政敌们，路德们为什么对最大的凶嫌江氏父子只字不提？
既然已经结成了倒习联合阵线，当然要保护盟友，当然要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责任全部推给共同的敌人习近平，当然要把投放新冠病毒的滔天罪恶，也嫁祸给习近平。有了习近平这只理所当然的替罪羊，中共其它派系、其它家族就都可以洗白，都可以脱罪了。
有人会问我，习近平是好人吗？习近平值得你为他说话吗？习近平的确不是好人，但是，中共党内，那些远比习近平阴险邪恶、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灭绝人性的人，可以让他们逍遥法外、免受惩罚、继续窃国、高居庙堂吗？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