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nliren

在前文“自由的层次”中，我提出“人的自由”的六个层次，即，人身的，政治的（包括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财务的，社会的或公民的，和认知的。

这些不同层次的自由之间，有些自由是另一些自由的必要条件，譬如人身自由对于政治的，财务的，和公民的自由。没有人身自由，就不可能有政治的，财务的，和公民的自由。有些自由，譬如认知的自由，虽然是最高层次的自由，但其实现并不非得以获得前五个自由层次为基础。获得了前五个层次的自由，也不必然会导致认知自由的实现。

要实现这些不同层次的自由，需要的努力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譬如，最基本的人身自由，起初是自由人相对于奴隶而言的。对当今世界大部分的独立成年人来说，人身自由已经是与生俱来的事实而不用做任何个人的努力。但奴隶制虽然已经消亡，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消亡而销声匿迹。譬如毛时代的户口制，曾把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沦为变相的奴隶。毛时代的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难于上青天。譬如在独裁专制统治下，自由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一句话一篇文章而被剥夺人身自由。

国家主权的独立，也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和前苏联的解体，在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实现。

要获得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包括参政议政，思想言论信仰结社的自由等，民享民有民治的民主体制是前提。在神权社会或君权社会，作为统治者的极少数人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别说参政议政了，他们连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都没有。对于大多数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来说，譬如当今的中共国，追求和争取政治权利上的自由，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牢底坐穿，甚至家破人亡。值得庆幸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专制国家的被统治者还有一个选择来获得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就是用脚投票。从神权或君权的专制国家，移居到民权的民主国家来。对我来说，我要感谢毛终于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去见了马克思，中共国的极权专制被打开了一扇门，给了我获取政治权利自由的机会。虽然今天的中共国有再次闭门锁国的趋势，但我也相信，中国大陆总有一天会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十几亿中国人也能享有政治权利上的各种自由。

财务自由：作为华人，尤其是刚刚从极度贫困的毛时代过来的华人，对财务自由的追求热情是不难理解的。这个目标要高于罗斯福“四大自由”中免于贫困的标准。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经济贫困带来的不安全感可能是最让人晚上睡不着觉的烦恼。但凭着华人的勤劳和节俭，大部分华人最终都不难实现财务自由这个目标的。当然，财务自由的目标可高可低。我是比较认同现今流行的“FIRE”的生活方式的（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宁可节俭过活，也不硬着头皮去为了赚更多钱而做自己不乐意做的活。

社会的或者说公民的自由，首先，它包含了政治权利的自由，譬如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和参政议政的自由，但比政治权利自由又高出了一个层次。公民自由是指民权社会里，政府（通过法规）和社会（通过舆论）只有在个人的行为损害到他人的自由时，才能动用法律和舆论来限制这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的言行并没有切实地妨碍他人的自由，损害他人的利益，那么，社会也不应该妨碍这个人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公民的自由），目的是防止民主国家里可能发生的“多数者暴政”。在民主国家里，因为执政者和民众在理论上是同一货人，执政者常常代表了多数人或主流意识，社会有走上“多数者暴政”的可能。以防止“多数者暴政”为目标的公民自由，在民主社会是有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相反，在专制社会，不管是皇权专制，威权专制，还是独裁专制，极权专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对立的双方，统治者总是少数人。所以，“多数者暴政”在表面上似乎很难形成。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专制统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控制思想和言论。区别在于，皇权专制和威权专制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程度，远远小于当今的极权专制。在极权专制社会里，譬如当今的中共国，少数统治者成功地控制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和言论，结果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话语。他们把少数统治者的思想认作自己的思想，把少数统治者的意志认作自己的意志。所以，在极权专制社会里，多数被统治者和少数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论高度一致。这样，任何异见者不仅仅要面对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的迫害，还要承受大多数民众的舆论围剿。所以，“多数者暴政”，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如果说，“多数者暴政”在民主社会里可能发生，而且可以避免，那么，在极权社会里，“多数者暴政”是必然的常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极权专制社会里，讨论公民的自由，即如何防止社会对异见者的迫害（“多数者暴政”），是根本做不到的毫无必要的无稽之谈。 

要避免民主社会的“多数者暴政”，首先，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譬如选举权和选举制度，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1）每个合格公民的投票权，和 2）每一个选票同等的权重。历史上，美国的选举制度并没有能做到这两个保证。黑人和妇女的是近代才有了投票权。而到今天还在使用的，由奴隶主设计和制定，为奴隶主服务的“选举人团”制度，则否定了每一个选票是同等重要这一原则。结果是，“少数人统治”这个在民主国家不应该发生的弊病，居然在美国一再发生。而“少数人统治”和“独裁专制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数量上的区别。今天的美国，其民主制度已经陈旧过时，迂腐不堪，导致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床铺当政以来，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世界民主灯塔的金字招牌的地位，已经论为民主国家的笑料。这一点，在全球每年的“幸福指数”和“社会进步指数”评选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保证了普选和每个选票同等权重的前提下，民主社会要防止“多数者暴政”，就必须在社会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开放上下功夫。多元化不仅仅是种族肤色性别等等方面的，也包括思想的言论的宗教的等方面的多元化。譬如宗教信仰，目前的美国，基督教一教独大（占美国总人口的70%左右，占所有信教者90%以上），而且是所有发达国家里信仰最强烈的（从每周去教堂和每天做祷告的比例看）。“一教独大”对个人思想和自由的害处，对社会多元化的害处，和“一党独大”的害处，性质是一样的。“一教独大”很容易损害社会的包容性。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当教者自以为掌握了一切的和唯一的真理，对异见者不能容忍。结果是社会越来越迂腐，老旧，封闭，自大，甚至倒退，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进步，更加开放。

从个人层面上来说，为了防止民主社会的“多数者暴政”，每个人也都应该建立包容开放的价值观。管好自己的事，少管不是你应该管的事，除非那个事损害了你的切身利益。从中也推导出，社会（政府法规和公众舆论）不能仅仅因为为了个人自己好，而推出对这个人本人的限制。这应该是先进的民主社会的金标（golden rule）。

这个标准，看似简单，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困惑之处。有些事，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以驾车为例。譬如醉驾，无证驾驶，超速驾驶，闯红灯等，损害他人切身利益的概率非常高，因此必须被限制。但系安全带，出事了受损害最大的，肯定是自己。对其他不相关人员的损害，最多是间接的（保险费用的升高）。社会（包括政府法规和公众舆论）该不该管呢？我是有疑惑的。这和喝酒相似。过量喝酒对喝酒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但对他人的危害极小（醉驾和酗酒闹事除外），社会是不是应该限制或禁止喝酒呢？如果喝酒不能禁止，为什么要禁止开车不系安全带呢？这是个有争议的事，虽然我自己开车必定会系安全带。这是我为了我自己和家人的好。但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就过分了。

同理，在抗击新冠疫情时，政府应该不应该强制人们在公众场合戴口罩？我认为应该。因为在公众场合不戴口罩，会增加把病毒传给他人的机会，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却有大批美国人以捍卫自己的自由为借口，不仅仅自己不戴，还抗议甚至侮辱那些戴口罩的人。这也是导致美国抗疫全球最差的原因之一。这样简单的道理，床铺总统和他的许多粉们硬是弄不明白。

再譬如，性取向的事，这是人们卧室里的事，完完全全是个人的私事，而且不涉及到他人的切身利益。社会（政府法规或公众议论）完全没有权力去干涉。这是很简单明了的事。

但另一方面，譬如堕胎的事，社会的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界限就不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胎儿是个生命，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生命肯定不仅仅是怀孕者的身体一部分，而是有别于怀孕者的另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胎儿的生命权理应受到社会的保护。但胎儿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应该受到社会的保护？是受精前，受精那一瞬间，还是受精几天几个月后开始？受精后流产怎么办？如果是被强奸后受精的怎么办？如果继续怀孕会给孕妇带来生命危险，怎么办？如果胎儿被检出有致命的残疾怎么办？等等。这的确是个很难界定的事。那些认为胎儿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因而怀孕者有全权处置，和那些认为胎儿从受精那刻起，甚至受精前，便具有人的一切权利，全盘否定女人的堕胎或流产权的，在我看来，是两个极端的看法。

民主的体制，和多元包容开放的社会，是实行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要做到这些，镶嵌式的社会架构（Mosaic）要优于大熔炉式的架构（Big Melting Pot）。这从美国和加拿大的对比中可以证明。从表面看，美国的大熔炉式的社会架构好像能更加团聚民众，形成万众一心，万众一声的社会局面。而实际上，大熔炉式的思维给滥用社会权力（政府法规和公众舆论）来制约个人的自由提供了土壤和方便。其结果是加剧了少数人控制的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进而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民众进一步的对立。

如何实现个人自由的最高层次，即认知上的自由，另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