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強最強烈訴求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亡我之心不死”似乎並不成立。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戰爭不斷升級與一再失敗與清廷自身顢頇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自己在“亡”自己


　　老高按：川普、蓬佩奧說要把中共和中國人民區別開來，試圖做到“精準打擊”——反對的是中共專制統治者而不是反對中國人民。回望歷史，這也早有先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只燒本來就不屬於老百姓的皇家園林，也是要在當時的條件下做到“精準打擊”，把滿清專制統治者與中國人民區別開來。
　　但是西方列強越“精準打擊”，中國專制者越大起恐慌。中共史書不僅將火燒圓明園定義為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將此後西方一切針對中國專制統治者的舉措，都指為是對中國人民的挑釁、侵害，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他們這句話中所說的“我”，指的是中華民族。——不能否認，西方確實也有不少侵害了中國人民利益的行徑，但其中大量的，其實與老百姓八竿子打不着：與人民這個“我”無關，只是針對統治集團那個“我”。
　　川普、蓬佩奧最近要分開中共和中國人民的企圖，讓中共格外惱怒，中共多位政要、喉舌出面聲稱美國的“挑撥離間絕不能得逞”。習總書記斬釘截鐵地宣布五個“絕不答應”，其中之一說：“任何人企圖把中共和中國人民割裂、對立，中國人民絕不答應！”這話實在讓人失笑：明明一切媒體都姓黨，民眾的言論自由都被剝奪、無法發聲，何談“中國人民絕不答應”？正如有位網民寫的一個帖子：“綁匪說：‘任何人企圖把我和人質割裂、對立，人質絕不答應！’”
　　毋庸諱言，中國不少“韭菜”只信“鐮刀”的話，不知道還要多久，他們才能明白西方諸國所謂“亡華之心”都是子虛烏有？


　　大清的“續命人”

　　周淮安，遊歷史

　　壹

　　清咸豐十年(1860)九月，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城，咸豐皇帝以“木蘭秋獮”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命恭親王奕��留京議和。
　　十月十八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象徵大清帝國盛世風華的“萬園之園”毀於一旦。
　　首都淪於異族，宮室毀於兵燹，“天下共主”面對“蠻夷之邦”毫無還手之力，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等同於亡國了。
　　從封建王朝的周期率看，清朝當時的確處於亡國的邊緣，內憂外患，只欠一死。
　　從咸豐元年金田起義開始，太平天國已縱橫半個中國十年時間，其北伐軍1853年一度逼近北京，京津一代的官僚富豪幾乎逃避一空，差一點就重演了李自成“進京趕考”一幕。
　　1856年“天京事變”內訌之後，太平天國雖走下坡路，但仍據有東南富庶地區。
　　它對清朝統治的最大瓦解作用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和政權存在。
　　它的存在，使得西方一度猶豫承認哪個政權為中國合法代表——定都天京後，英法美三國公使先後到天京訪問試探，還有一批“洋兄弟”志願加入太平軍作戰。
　　同時，捻軍在長江以北的皖北、蘇、魯、豫等地縱橫馳騁，極盛時期總兵力達二十萬眾。
　　從繼位開始，咸豐就沒有一天太平日子。
　　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讓他趕上了。
　　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讓他攤上了。
　　康乾盛世以來的下降曲線讓他碰上了。
　　歷代皇帝視為圭臬的舊有統治經驗都無法應對危局。
　　因此，歷史學者茅海建形象地稱咸豐為“苦命天子”。
　　可以說，到處都是“亡清之心不死”的敵人，稍有不慎，咸豐就極可能重蹈明末崇禎的覆轍。

　　貳

　　英法聯軍打入北京後，清廷一度認為西方列強“亡清之心不死”，是來學李自成“進京趕考”的。
　　通過談判和簽訂《北京條約》，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與洋人直接打交道。
　　恭親王奕��赫然發現，西方列強與傳統異族的“入侵”完全不同，並非要推翻清朝的統治，取而代之，而是“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
　　從《北京條約》內容也可以看出，除戰爭賠款及割讓九龍外，最主要的一條是明確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另一條是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最強烈的訴求一是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與清朝中央政府建立聯繫，改變天朝對蠻夷的“宗藩關係”。
　　二是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增加更多的通商口岸，實現自由貿易，改變恩賜性質的“朝貢貿易”。
　　清廷還驚奇地發現，被中國視為“犬羊之性”英國人還挺講“信用”，只要簽訂了協議，竟然陸續撤軍，嚴格按條約辦事，不會節外生枝。
　　正如奕��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自換約之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以條約為據”，其並不想問鼎中原，似沒有亡清之心。
　　其他官員也與奕��有同感。
　　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也認為，侵略者的實力完全碾壓清朝，在可以滅其國的情況下，“以萬眾余入城，而仍換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
　　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被撞開國門20年後，清廷才逐漸明白，西方列強“亡清之心不死”似乎並不成立。

　　叄

　　清廷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不斷升級與一再失敗也與清廷自身的顢頇有關。
　　實力不夠，卻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所支配，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自己在“亡”自己。
　　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天津條約》規定，來到天津外海要求進京換約，但咸豐認為直接與蠻夷之邦打交道有辱“天朝威儀”，想方設法阻止公使進京。
　　耍小聰明的咸豐密令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讓官兵冒充鄉勇，襲擊英法聯軍，以便事後好逃避責任，比如說“都是老百姓的自發愛清行為，與朝廷無關”。
　　僧格林沁炮擊英法艦隊，把一次正常的外交活動升級為戰爭，結果主動授人以口實，英法兩國遂以此擴大侵華戰爭。
　　此後，雙方在談判中，清廷又堅持要英方使團在面見咸豐時必須行下跪禮，談判自然破裂。就像60多年前，咸豐的曾祖父乾隆要求來訪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下跪，一樣不歡而散。
　　不知外交為何物的僧格林沁扣押了英方使團，作為“人質”，其中39人中有21人在獄中死亡。英法聯軍於是決定焚燒皇家園林，以對咸豐皇帝的“虛偽欺詐之行為”與“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進行懲罰。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行為，即不能逃其所應受之責任與刑罰也。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十八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既未參預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懲之也。（英法聯軍在圓明園等處的告示）
　　曾國藩曾對幕僚說：“咸豐九年(1859)，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氏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
　　茅海建在《苦命天子》一書中評價咸豐說：“他直身躺在時代的分界線上，手和腳都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但指揮手腳的頭腦卻留在舊時代。”

　　肆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及分析國內國外形勢之後，清朝的國策開始出現重大變化，從“夷夏大防”轉為“中外和好”“借師助剿”。
　　恭親王奕��在著名的《統計全局折》中，分析闡述了“亡清之心不死”的敵手究竟是誰，誰才是心腹大患。
　　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
　　奕��及其他重臣都認為，太平天國、捻軍才是大清的心腹之患，是需要首先根除的政權威脅；俄國對中國領土野心，可次之應對；英國志在通商，又次之。
　　對西方列強的方針調整為“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
　　奕��等以歷史上的“三國”為模式，認為當前的清朝和列強的關係好比蜀國、吳國，主張聯合列強鎮壓農民起義，也就是“借師助剿”。
　　這一標誌清政府基本國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奏摺，得到了咸豐皇帝的高度認同，並於1861年1月下旬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旨准施行。
　　歷史學者雷頤認為，從維護清朝統治角度看，此方針極有見地和針對性，可說是刀刀見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這一重大戰略、策略的轉變頓使它死裡逃生，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
　　此後，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由“洋槍隊”“常勝軍”入手，利用西方的先進武器裝備和僱傭洋兵鎮壓太平天國，並在此過程中逐漸掌握軍隊主動權，利用完後又迅速裁撤洋人僱傭兵，並武裝起自己的淮軍，成為晚清重要的軍事集團。
　　同時，通過“借師助剿”體會到西方巨大優勢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重臣，又開啟了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使清朝不僅死裡逃生，還在此後三十年內朝政有了一定起色，迎來所謂“同光中興”，使大清延壽了半個世紀。
　　從這個角度看，西方不僅不是大清的“掘墓人”，反而是大清的“續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