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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中美冲突不单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一文，在列举了“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和现代化关系后，得出结论：“中美冲突不仅是基于文明的冲突，而更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制度之间的冲突”。
首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的“文明”，其定义就是错误的，起码是不严谨的。纵向看，文明是是动态的，始终在演化的。从某个点的横切面看，同一种文明里同一时间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多样的，甚至是对立的。譬如，历史地看，所谓的“西方文明”里，有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理性逻辑等，也有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有文艺复兴时的人性的解放，也有殖民主义的血腥杀戮种族灭绝。就某个时间点来看，同属西方文明的国家里，有民主人权的灯塔，也有法西斯的残暴黑暗。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西方的历史看）。同样，“中华文明”也是这样。今天的大陆和台湾，都可以自称是“中华文明”吧。但这两个同一文明的内部矛盾显然大于文明之间的矛盾了。伊斯兰文明的国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更是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国家之间，或民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根本上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中美冲突也是如此。
其次，中美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今天的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和马列的徒子徒孙们的“思想”，包括毛思想，邓理论，江核心，胡发展观，和习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些“主义”“思想”，从政界到民众，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有几个美国人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又有几个美国人关心关注？就社会制度而言，自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从来没有变动过。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社会制度也没变动过。而中美关系却起起伏伏。好的时候是夫妻，坏的时候是千年冤家对头。所以，中美冲突的根本，也不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这次的中美冲突也不例外。始于贸易战，就是为了钱为了经济。但美国的贸易战（更准确地说是关税战），针对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凡是和美国做贸易的，床铺政府都挑起了冲突。而且贸易伙伴之间关系越密切，似乎冲突就越激烈。看看美国首先拿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NAFTA开刀，就可见一斑。
但是，国家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冲突的解决方案，却不可避免地受冲突性质和统治方式的影响。所谓冲突性质，以中美之间的冲突为例。一方面，近些年土共在国际上极力鼓吹“厉害了我的锅”，“弯道超车”等等，向美国和全世界标明了土共想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这激活了美国的戒心。另一方面，在国内，土共大搞倒退，从改开以来的威权专制倒退复辟到毛共的极权专制。极权专制的特色之一是必定要向外扩张势力，以巩固极权专制。譬如土共的整治香港，恐吓台湾。连香港基本法这样的国际法也随意抛弃。这让美国和西方感觉到，和中国冲突的性质变了。不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冲突和竞争，而是生活方式的竞争，价值观的竞争，和世界霸权的竞争。这样的冲突性质，在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这是从冲突性质上来说。
其次，目前解决中美之间冲突的途径，也被中共的倒行逆施，和床铺政府的爱不成便成仇，给堵死了。中国方面，过去四十年的改开，中国从毛共的极权专制统治向邓江胡的威权专制统治逐步改进。但过去几年，习二大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又拉回毛的极权专制统治。极权专制统治的特色之二是定于一尊。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势力和不同的声音。这样，对方很难找到解决中美冲突的不同力量，和不同途径。甚至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譬如中美贸易谈判，记得去年初，习的全权大使刘鹤已经和床铺谈妥了，只等双方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让习和床铺签署一下了。可刘一回到北京，协议被习全盘否定，签不成了。又经过近一年的艰难谈判和充满敌意的行动，双方才达成阶段性的部分协议。所以，中国在习领导下倒退到极权社会这一事实，几乎堵死了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途径。而美国方面，床铺政府抗疫完败，经济严重衰退，社会对立加剧，对床铺连任造成致命打击。床铺急需要找个替罪羊，来为自己的无能买单。于是，一向对习恭敬有加，口口声声称习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好朋友”的床铺，对中国（但不是对习本人和习领导的中共），爱不成，心生恨，把美国的灾难和自己连任的困境，一裹脑儿推到中国头上。看看他那 “China，China，China”的口号，还像个人说的话？甚至大耍小孩子气，在本来双方约定的谈判时间，说“不想理你”了，不谈了。为了连任，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床铺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加剧和中国的冲突。就这样，一个地痞一个流氓，双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如果床铺连任成功，一定会回过头来继续跪舔习共，只要习共在经济上继续给床铺输送利益。
简言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或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冲突的性质和冲突的解决方法和途径，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方式。
相反，双方要成为伙伴和盟友，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决定的，而要取决于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这次捷克众议院议长访台，就是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