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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中美衝突不單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一文，在列舉了“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特點和現代化關係後，得出結論：“中美衝突不僅是基於文明的衝突，而更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制度之間的衝突”。

首先，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所說的“文明”，其定義就是錯誤的，起碼是不嚴謹的。縱向看，文明是是動態的，始終在演化的。從某個點的橫切面看，同一種文明里同一時間裡，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是多樣的，甚至是對立的。譬如，歷史地看，所謂的“西方文明”里，有古希臘的民主政體理性邏輯等，也有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黑暗。有文藝復興時的人性的解放，也有殖民主義的血腥殺戮種族滅絕。就某個時間點來看，同屬西方文明的國家裡，有民主人權的燈塔，也有法西斯的殘暴黑暗。兩次世界大戰主要是“西方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從西方的歷史看）。同樣，“中華文明”也是這樣。今天的大陸和台灣，都可以自稱是“中華文明”吧。但這兩個同一文明的內部矛盾顯然大於文明之間的矛盾了。伊斯蘭文明的國家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奪，更是顯而易見了。所以說，國家之間，或民族部落之間的衝突，根本上不是不同文明的衝突。中美衝突也是如此。

其次，中美之間的衝突，也不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今天的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是馬列主義和馬列的徒子徒孫們的“思想”，包括毛思想，鄧理論，江核心，胡發展觀，和習特色社會主義。對這些“主義”“思想”，從政界到民眾，有幾個美國人知道？有幾個美國人明白是怎麼回事的？又有幾個美國人關心關注？就社會制度而言，自4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制度從來沒有變動過。這段時間裡，美國的社會制度也沒變動過。而中美關係卻起起伏伏。好的時候是夫妻，壞的時候是千年冤家對頭。所以，中美衝突的根本，也不是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

國家和民族之間的衝突，歸根結底是利益的衝突。這次的中美衝突也不例外。始於貿易戰，就是為了錢為了經濟。但美國的貿易戰（更準確地說是關稅戰），針對的國家不僅僅是中國。凡是和美國做貿易的，床鋪政府都挑起了衝突。而且貿易夥伴之間關係越密切，似乎衝突就越激烈。看看美國首先拿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的NAFTA開刀，就可見一斑。

但是，國家之間衝突的激烈程度，以及衝突的解決方案，卻不可避免地受衝突性質和統治方式的影響。所謂衝突性質，以中美之間的衝突為例。一方面，近些年土共在國際上極力鼓吹“厲害了我的鍋”，“彎道超車”等等，向美國和全世界標明了土共想挑戰美國的老大地位，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這激活了美國的戒心。另一方面，在國內，土共大搞倒退，從改開以來的威權專制倒退復辟到毛共的極權專制。極權專制的特色之一是必定要向外擴張勢力，以鞏固極權專制。譬如土共的整治香港，恐嚇台灣。連香港基本法這樣的國際法也隨意拋棄。這讓美國和西方感覺到，和中國衝突的性質變了。不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衝突和競爭，而是生活方式的競爭，價值觀的競爭，和世界霸權的競爭。這樣的衝突性質，在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之間，是不存在的。這是從衝突性質上來說。

其次，目前解決中美之間衝突的途徑，也被中共的倒行逆施，和床鋪政府的愛不成便成仇，給堵死了。中國方面，過去四十年的改開，中國從毛共的極權專制統治向鄧江胡的威權專制統治逐步改進。但過去幾年，習二大開歷史的倒車，把中國又拉回毛的極權專制統治。極權專制統治的特色之二是定於一尊。社會上沒有任何不同的勢力和不同的聲音。這樣，對方很難找到解決中美衝突的不同力量，和不同途徑。甚至連迴旋的餘地都沒有。譬如中美貿易談判，記得去年初，習的全權大使劉鶴已經和床鋪談妥了，只等雙方找個合適的時間地點，讓習和床鋪簽署一下了。可劉一回到北京，協議被習全盤否定，簽不成了。又經過近一年的艱難談判和充滿敵意的行動，雙方才達成階段性的部分協議。所以，中國在習領導下倒退到極權社會這一事實，幾乎堵死了通過對話，協商，和妥協來解決衝突的途徑。而美國方面，床鋪政府抗疫完敗，經濟嚴重衰退，社會對立加劇，對床鋪連任造成致命打擊。床鋪急需要找個替罪羊，來為自己的無能買單。於是，一向對習恭敬有加，口口聲聲稱習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好朋友”的床鋪，對中國（但不是對習本人和習領導的中共），愛不成，心生恨，把美國的災難和自己連任的困境，一裹腦兒推到中國頭上。看看他那 “China，China，China”的口號，還像個人說的話？甚至大耍小孩子氣，在本來雙方約定的談判時間，說“不想理你”了，不談了。為了連任，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床鋪還不知道會搞出什麼幺蛾子，來加劇和中國的衝突。就這樣，一個地痞一個流氓，雙方只能一條道走到黑。當然，如果床鋪連任成功，一定會回過頭來繼續跪舔習共，只要習共在經濟上繼續給床鋪輸送利益。

簡言之，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衝突，不是不同文明，不同意識形態，或不同社會體制之間的衝突。主要是經濟利益的衝突。但衝突的性質和衝突的解決方法和途徑，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方式。

相反，雙方要成為夥伴和盟友，就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決定的，而要取決於價值觀，包括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統治形式。這次捷克眾議院議長訪台，就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