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签署微信禁令引发了华人中支持和反对两种声浪。一些华人身在自由世界，头脑中却自带防火墙；他们多年被删帖封号都不敢吭一声，却要组团起诉川普禁令。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


　　老高按：川普8月6日签署对WeChat（微信国际版）的禁令，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或者说美国微信用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我注意到，微信用户们最关心的是选择什么替代品：Skype？Whatsapp？Telegram？大家最纠结的，并不是海外的亲友和业务伙伴们彼此如何联系——既然都在海外，联系方式多多，不必担心失联——而是与中国大陆的亲友和业务伙伴们，如何联系？国际通用的上述社交媒体，在中国都是禁用的。
　　纠结归纠结，我周围朋友中，没听说有谁反对川普的禁令本身。
　　但反对者还是勇敢地挺身而出了。8月21日，一个美国微信使用者组织“美国微信使用者联盟”向加州北区联邦法庭递交诉状，起诉川普针对微信的行政令侵犯宪法权力。
　　微信被中国网管又封号又删帖，用户多年忍气吞声，川普放言要禁微信，用户们就组团要与之打官司！这本身就包含着令人哭笑不得的悖论。而昨天更风传：为状告美国当局的禁令而在微信上集结起来的集体诉讼群，竟被微信封号了！这真是加倍令人哭笑不得。
　　这个消息一直没有得到证实，有可能是“恶搞”。但是从我推特上大量点赞、转发和跟帖评论可以看出，不支持打官司的华人更占压倒多数。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写了篇《微信禁令为何撕裂美国华人？》，全面梳理了华人在微信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前因后果，值得参考。


　　微信禁令为何撕裂美国华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FT中文网　2020年8月23日

　　尽管我在去年已经发文警报，但当特朗普8月6日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WeChat（微信国际版）禁令，还是在华人圈引起震惊错愕的炸锅式反应。不过，支持禁令和反对禁令的两种声浪也撕裂了华人族群。
　　有华人通过微信征集群友，正式于7月14日向白宫提交请愿书，主张不应禁止微信。根据白宫请愿规则，任何在30天内达到10万联署的主张将得到白宫的审视和回复。截至8月21日，这个请愿书有62478个签名，并未达标。
　　反对微信禁令的华人也组织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美微联会）公开募款，并于8月21日由律师团代表五位个人原告于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商务部长罗斯，试图阻止禁止个人、公司和团体使用微信的美国总统令。
　　但是，支持微信禁令的华人质疑这些“选择性维权”的华人。他们的质疑是，为什么借言论自由的名义支持一个“打压不同声音，限制言论自由的大杀器”？

　　反对制裁微信的声音

　　反对制裁的白宫请愿书中指出：微信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沟通。尽管美国华人可以放弃现有的众多休闲应用程序，但他们不能放弃与中国家人联系的唯一应用程序。在这一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微信在帮助家庭保持联系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国际教育学院的数据显示，目前有36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美国大约有450万华裔美国人。因此，如果禁止微信，将有近500万人受到严重影响。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这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唯一有效方法。因此微信不应该被禁。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提到禁止美国人在45天后与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禁令的确实范围还有待商务部决定。但美微联会发起的诉讼，挑战总统令的覆盖范围过广，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平权条款、程序正义条款和宗教自由恢复法等基本权利。并且由于微信主要使用群体为在美华人，封杀微信将造成“对在美华人的歧视性影响”。
　　美微联会认为：“美国是法治国家，更是宪法至上的社会。我们是一群关心华人利益的律师，我们相信公正的法院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我们这一组织完全是基于美国法律的诉求，因此我们不愿意对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发表评论。我们不代表任何政党、政府或腾讯控股公司的利益，我们仅代表在美国境内的普通微信用户。”
　　特朗普在行政令中引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国家紧急法》作为他的权力依据。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给予总统权力宣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的特殊威胁”，并授权相关政府部门（如商务部或财政部）禁止使用特定产品或服务。特朗普的行政令称，微信的数据收集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但科技媒体TechMedia认为，将这些应用程序指定为造成国家紧急状态的先例很少，行政令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尽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可能会强制微信封锁在美国的服务器，使服务无法正常工作，但科技媒体The Verge认为，美国司法实践中没有以这种方式阻止任何软件的先例，而白宫似乎不太可能执行这种严酷的在线审查。
　　另外有美国法律专家主张，《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能禁止不涉及金融交易的个人通讯，因此我认为，在法庭上，关于“个人通讯”的定义，以及鉴于微信的支付功能，微信是否完全是“不涉及金融交易”的个人通讯软件的问题，都将成为辩论的主题。但诉讼程序应该会等到美国商务部的具体规定下来后才会有实质性进展。

　　支持制裁微信的声音

　　去年3月24日有一封白宫的请愿书公开征求联署，控诉微信对信息的审查制度：“腾讯在美国开展业务，一直有系统地审查公众意见，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侵犯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阻碍美国民主……在美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国会和总统必须站在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的立场上，告诉腾讯要么遵守我们的法律，要么彻底离开美国。”
　　虽然微信在美国是很有名气的超级应用，大多数用户限于华人和与中国人有联系的美国人，用户基于方便的原因，对于禁止使用微信没有强烈支持的意愿，到去年底只有2284人联署这个要微信离开美国的请愿。但这并不阻挠美国媒体和国会高度关注微信的言论审查机制。
　　但在特朗普禁令之后，有华人在8月9日发起了主张禁止WeChat和TikTok的白宫请愿书，目前有34939个联署签名。不论这个请愿是否能在30天内达到10万个签名目标，关于WeChat的诉讼，势必使美国媒体、大众、政府与国会更加关注海外华人的用户体验，也会加强审视软件对于美国用户（包括华人）数据的审查和搜集。
　　尽管腾讯一直坚持WeChat的服务器位在海外，海外用户不受到国内的监管机制，但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WeChat借着AI及人工机制密切监视国际用户的活动，并使用监控所得的数据训练其审查系统，用来加强控制中国境内用户的审查机制。
　　美国记者大卫•吉尔伯特在年初通过网络征集微信用户，希望能了解他们对于微信删帖封号的体验。2月12日他在《Vice传媒》发布文章，显示微信如何打压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讨论，受访者分布在北卡罗来纳州、费城、旧金山、特拉华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休斯敦、宾夕法尼亚州、亚特兰大、印第安纳州、加拿大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各地。吉尔伯特得到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科技公司走向全球，中国也有能力审查大陆以外的通信。
　　特朗普的WeChat禁令引述了一个2019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研究者发现一个包含数十亿条微信信息的中文数据库，其中的信息不仅来自中国用户，还来自美国、台湾、韩国和澳大利亚。行政令因此表示：“微信也对中国共产党认为对政治敏感的内容进行审查，也可能被用于造福中国共产党的虚假宣传活动。”
　　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约瑟芬•沃尔夫认为，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倡导开放全球互联网的构想，使世界各地的用户能够访问相同的内容和服务。如果美国政府现在认为安全数据和网络只能来自其境内，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从根本上不相信无国界的互联网。
　　这个论点已经遇到反驳。倡导自由开放互联网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尽管特朗普不适合作为这场关于“争取互联网灵魂的斗争”的主导者，但美国不应该再容忍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互联网开放性“不公平的不对称”，因为开放性互联网的特权仅仅应该提供给“来自尊重互联网开放性国家的公司”。
　　以研究言论自由和信息战闻名的吴修铭有一半华人血统，他在2002年因提出“网络中立”一词并倡导平等使用互联网而名噪一时，代表著作有《主交换机：信息帝国的兴衰》（2010年）以及与杰克•戈德史密斯合著的《谁来控制互联网？无边界世界的幻象》（2006年）。
　　吴修铭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先驱，视互联网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监视和思想控制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功能。
　　吴修铭认为，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盛行的全球互联网愿景正在受到挑战，当时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建立一种普遍通行的网络，一种数字的世界主义，将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但现在没有人愿意为那种幻想买单了。因此吴修铭认为，如果要实现互相尊重的开放性互联网，拥有这种价值观的国家就必须开始对破坏开放性互联网的势力进行反制。
　　《世界日报》在8月15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微信被禁华人提告，好意思吗？”的华人文章，质疑华人组团聘请律师，要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推翻禁令。该文作者认为，尽管华人有权利提讼，但如果这部分华人一意孤行，会对整个华人群体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观感更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该文作者认为，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不但对政治敏感内容进行审查，也被用于“大外宣”，“凡是有一点良知要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人士，都有自己微信号被禁言，甚至彻底被封的经历。微信不但是打压不同声音、限制言论自由的大杀器，也会自动捕获其用户大量信息。”
　　因此这篇文章认为，大批华人虽然身在自由世界，却“让自己的脑子自带防火墙”，在美国维权，却不敢说美国禁令只是“抄中国作业”，因此要起诉美国的微信用户，也会让其他族裔对华裔的偏见进一步加深，因为他们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骑墙派”也不好受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即使有些华人想要保持“中立”立场，也免不了惹人嫌。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19日发表题名为“中美对峙中，我们这种讨人嫌的骑墙派”的观点评论，作者黄乔治很生动地描述了夹在两种观点之间的尴尬：国内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批评他“斗争意识不强”，而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要他表态支持美国对华强硬的举措。
　　黄乔治写道：“从贸易战到媒体战到所谓‘新冷战’，从针对华为到针对TikTok和微信，从绿卡的暂缓发放到留学生网课签证新规，从制裁军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孔子学院，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2020年对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紧张、焦虑和难上加难的一年 ……对于我来说，近来一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愈发强烈，主要是因为在中美两边的朋友讨论政治话题时，都能明显感知到对方对‘骑墙派’的敌意。”
　　近年来美国对华鹰派组织如“迫切危险委员会”直接点名华人组织如“百人会”，攻击这些组织选择在自由的美国维权，却选择服从中国的“禁口令”。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华人也将面临同样的指责，逼迫他们“选边站”。
　　目前虽然微信在美国的命运未卜，但可以确定的是，特定华人组织对美国政府的诉讼，将触发许多“骑墙派”华人不满微信动辄删帖封号的审核和数据收集制度，但又无法从微信生态圈“断奶”的“爱恨交织”，也将引发新一轮的质疑：为什么那些挑战美国行政令违反言论自由的美国华人，对微信的违反言论自由却选择性地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