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的时候去图书馆，总喜欢在架子上找哲学史上的大部头，无他，可以装逼尔。毕竟中文系的逼格都体现在可以熟练念出来的外国人名上。当年这般，如今的大学嘛，依旧这般。

弗洛伊德、尼采、罗兰·巴特算起步，叔本华、加缪、荣格是进阶，最高level无疑是萨特、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不过外国人名虽然记得住，内容到底跟食堂的饭菜一起进了肚子，至于排到哪里已经不得而知。

　　萨特那本《存在与虚无》我大概翻了200页，实在是不得其门而入。用概念阐释概念，用看不懂的名词解读另一些看不懂的名词。所有的字儿都认识，搁一块硬是不知道说的是啥。估摸着不是我一个人懵逼，因为我特地看了借书卡，那本书进了图书馆十多年，一共20来个人借阅，50页以后崭新崭新的。老话怎么说的？若新发于硎。

　　抛除个人阅读理解能力的差异，对于纯粹书面语的接受，其实门槛还是挺高的。但在门槛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那就是：写作者压根不说人话。

　　写文章不说人话，这种事情其实古已有之，而且是各民族皆然。

　　原因也很简单，书面语确实不是说话——它是另一套表达体系。欧洲中世纪用拉丁语写文章，但口语用的是英语德语法语日德兰语，中国古代也是文言文写作，口语则用白话交流；日本韩国朝鲜早先也都用汉字书写，口语则是本国语言。

　　在这些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中——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方——基本都经历过“言文一致”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事实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就是要达成“言文一致”。从清末的“切音字”和简字运动，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广，再到五四后的国语罗马字运动，这些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运动，目标也都是“言文一致”。

　　书面语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特权阶层的禁脔。教士、婆罗门、官吏、贵族、武士等阶层才有学习文字书写的权利，被统治者虽然有语言，但是无法书写——文字和语言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是两个系统。

　　行文至此，回过头来说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为什么这个满分作文会备受争议？主要是对于好文章的判定标准不同——高考阅卷组判定好作文的标准就是不说人话。

　　下面跟我来看看高考作文评分标准——

　　基础等级是合格标准，题意、中心、内容、思想、感情五个向度，每个向度分为四个等级；发展等级是高分标准，要求丰富、深刻、文采、创新。

　　在实操中，这些评分标准的具体化就未免有些皮里阳秋了：丰富就是收集不常见材料；深刻就是引用长长的外国人名；文采就是使用不常见词汇，文言文再加排比句，创新就是主题强行升华。

　　我看见过一个高考评卷教师的PPT，其对文采的理解举例是这样的：

　　如“有个小银元落在地上”，这个句子不够好，应该写成“有个小银元从桌上滚了下来，在地上叮叮当当地跳着。”

　　估计周作人、海明威、巴别尔等人看到这里，当有一句MMP。

　　高考作文历来少见佳作，毕竟只是一个考试能力测试中的急就章而已。应试文章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文章，这也是常态。中国科举搞了那么多年，流传到今天的文章又有几篇？不客气地说，一篇都没有。

　　是因为考试者的写作水平太差吗？肯定不是，唐宋以来很多文章大家，但是写得好的是考试文章之外的自由创作。制艺文章嘛，也就那么回事儿，肯定是烂文章。蒲松龄一部《聊斋》文采斐然，但是一辈子就是个秀才，连举人也没考上。蒲松龄外文章大家，写不好八股考不上功名的车载斗量。

　　这是为什么？因为考试本身考的是写文章是否符合考试目的，而不是考人的作文水平。八股是有固定格式的，起承转合，不能独出心裁不能自由表达不能写行书草书。而出题又不能脱于四书五经之外，有的考题甚至就狗屁不通。

　　陈独秀参加院试，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这题目为什么狗屁不通呢？因为这是两个半截话搭一块了。原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题目都不通，这文章怎么做？陈独秀把《康熙字典》上所有鸟兽草木的生僻字和《文选》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驴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混搭起来，造了一篇谁也看不懂的文章交上去。结果呢？院试第一。

　　这就是我们写文章越来越不说人话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