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謝盛友

德國政府把定於今年晚些時候舉行的中歐特別峰會放在萊比錫，《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西方該如何建立可行的對華政策》作者Jochen Bittner（《時代周報》(Die Zeit)辯論版面的共同負責人，也是一名觀點文章作者）認為，這也許並非巧合。萊比錫市民曾在1989年率先走上街頭，抗議東德共產黨的專制和對自由的蔑視。當時很多人擔心當局會不分青紅皂白地鎮壓要求基本民主自由的抗議者，就像那年6月中國共產黨所做的那樣。

撼動東德政權的那個夜晚

1989年10月9日，近7萬人在萊比錫示威遊行，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與人們的擔心相反，東德安全力量未出動鎮壓。這一天后來被稱為東德和平革命的“命運之日”。

18點剛過。聖尼古拉教堂大門開啟，結束了祈禱的人們紛然湧出。在教堂前和街角的卡爾·馬克思廣場上，數以萬計的示威者在等着他們：青年、年輕的家庭、工人、退休人員。在1989年10月9日這一天，來自東德社會各群體的至少7萬人拿出全部勇氣，走到了一起，向統一社會黨政權發出一個信號。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在反政府示威基本禁止的東德已經數十年沒有過了。

很多示威者預期會出現最糟糕的局面，他們相信，警方會朝他們開槍。坦克和配備了機槍的部隊已在市內集結待命，準備阻止示威遊行。人們對1989年6月的中國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尚記憶猶新。

然而， 如奇蹟一般，在這個星期一，國家強權沒有干預示威者。人們涌過萊比錫內城，也遊行經過了萊比錫地方政府和東德國安部機構所在的那個所謂的"圓角"。示威者們呼喊"我們是人民"，"自由，自由選舉"和"不要暴力"等口號。其中很多人手持蠟燭。

傳媒的力量

東德電視台自然不會報道這類事件。然而，萊比錫10月9日的示威很快就在全世界傳開，而這得感謝兩位攝影記者。那天，他們躲在教堂塔樓內，悄悄拍下了示威場面。舍夫科（Siegbert Schefke）是其中一個。他回憶道，看到那麼多人涌過街頭，絕對是"一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時刻"，因為，他知道，"要是這些畫面明天在西方電視上播出，那就不僅會改變東德，也會改變歐洲和世界。"

當天夜裡，影片素材偷偷送到了西方記者那裡。就這樣，也能收看西方電視的大多數東德公眾知道了，公開抗議越來越虛弱的政權是可能的，而且，人們無需擔心會受到暴力鎮壓。

此後，事件接踵而至。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走上街頭示威，而且，不止是在萊比錫。8天后，昂納克被解職。然而，對人們來說，這已經是不夠的了。1989年11月4日，至少有50萬人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上示威，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

我們是人民

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是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師，在1989年東德萊比錫發起星期一示威，這個示威活動最後促使柏林牆倒塌和1990年兩德統一。

1980年富勒擔任聖尼古拉教堂牧師時協助成立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這個禱告會是數個教會青年團體聯合舉行的抗議活動之一。自1982年9月20日開始，這個禱告會固定在每個星期一下午於聖尼古拉教堂進行，聚會的焦點是反對冷戰所帶來的貧窮、軍備競賽等不良後果。

在1989年9月4日，萊比錫居民聚集參與克里斯提安·富勒牧師的聖尼古拉教堂“為和平禱告會”，並擠滿整個卡爾·馬克思廣場（今奧古斯特廣場），是一連串示威活動的開始。很多東德人民得知路德會支持他們的抵抗運動後，逐漸聚集在教堂庭園，並以非暴力方式爭取權利，例如自由出國權和民主選舉權。1989年10月9日的東德建政40周年時，聖尼古拉教堂的群眾已經由起初的幾百人大幅增加至7萬人（全市人口約50萬），齊心以和平方式反對政權。他們最著名的口號是“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表示民主共和國須由人民管治，而非由一個聲稱代表人民的非民主政黨管治。縱然一些示威者被捕，但由於得不到東柏林的明確指示，也因為參與人數出乎意料的多，地區官員下令保安部隊撤退，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屠殺。後來，埃貢·克倫茨聲稱是他下令不要介入。1989年10月16日，12萬人在萊比錫聚集，軍隊在附近戒備。一星期後的出席人數增至32萬。群眾壓力引致柏林牆於11月9日倒下，標誌着東德政權的衰亡。示威最終於1990年3月結束，即東德人民議會首次多黨自由選舉，標誌着兩德邁向統一。

這次革命沒有領袖。領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教堂。

信仰就是人和神的關係。基督教信仰和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它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有限者試圖通過自己的修行來認識神，但基督教信仰告訴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當我們遠離上帝，深度迷失時，上帝主動來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他差遣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見，基督教信仰並非單純的“精神安慰”，聖經的真理告訴我們世界和人性的真相，並將得救之道啟示給我們！於是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