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

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儿。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处人之道，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遛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唆。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邻里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给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

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错。

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吧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儿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呢？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了。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吗？”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了。

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