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将美国看作是民族大熔炉、是民族融合的成功范例，但一些深层的问题是不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随着整个西方，尤其是欧洲，人口构成的实质性变化，过去人们理解的种族问题，实际上正在变成文明的问题，就是文明冲突的内部化
老高按：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窒息而死，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浪潮，更波及世界多国，差不多一个月了。华人中爆发严重分歧，在中文网络上，比较多地反映出来的，是并不认同黑人抗争的诉求，更为抗议风潮中的那些打砸抢行径感到骇然，加重负面观感。这次骚乱也使华人的代际分歧也凸显出来，很多朋友的家庭内部发生热烈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两代华人观念的分野，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等多个报刊发表了长篇采访述评，美国之音今天也一反其自身的惯例，播发了篇幅非常长的《反种族歧视浪潮下华人的立场，美移民子女与父母能否统一认识？》
我们家也不例外，两代人几乎天天讨论，我从中得到不少收获，例如女儿（当然她比写公开信的那些华裔学生年龄要大，早已完成学业，工作多年了）有番话可能就有一定道理：
你们（指华人家长）对文革记忆犹新，你们的文化背景，令你们对这些动荡格外敏感，这确实就是跟美国人的文化鸿沟。在这里跟你们差不多年龄的美国人，几乎勾起的都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回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美国多数公众对这次运动的印象，就算有暴力，也还是保持在正面为主的原因之一。
我们确实有文革经历，很容易联想到文革，并贴上“美国式文革”的标签；而美国同龄人没有文革经历，却有民权运动的经历，他们更容易联想到民权，可能会视之为“新世纪的民权运动”。
风潮初期情绪性的反应慢慢消退，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力图探究这次骚乱的实质、根源和根本解决之道。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有篇短文，虽然没有展开，但对我们理解这次骚乱，有一定启发，转载供分享。
骚乱而没纲领没要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前几天，在和朋友议论美国骚乱的时候，说到这次骚乱的两个特点，一是没有组织没有领袖，二是没有纲领没有要求。
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位朋友说，因为没有纲领没有要求，说明这次骚乱是偶发的，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过几天就完了。
当时我的回答是：如果有纲领有要求，说明骚乱的起因是经济或社会政治层面的；没有纲领没有要求，说明骚乱的起因可能是种族或文明层面的。其实我这个回答有点简单化，前面应当再加一句话，更准确的表达就是：没有纲领和要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偶发的、单纯的情绪发泄，还有一种就是有着更深层的种族或文明的背景。
什么意思？
美国研究冲突问题的社会学家科塞曾提出一对概念：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是指现实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形成的冲突，冲突的对象是妨碍满足现实其要求的事物；非现实冲突是指没有具体的冲突对象，而仅仅是为了发泄某种情绪的冲突。换句话来说，在现实性冲突中，冲突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而在非现实性冲突中，冲突本身就是目的，是为了冲突而冲突。
如果把这个分类代入对这场骚乱中纲领与要求的讨论，在逻辑和分类上，我们可以假定必然是这三种情形之一：
1、对制度性种族歧视的不满。如果是这样，应当形成制度层面的纲领或要求。事实上是在这次骚乱中没有出现这样的纲领与要求，说明起因可能不是在这个层面。
2、就是一次简单的情绪发泄。直接的原因可能与疫情的禁足、隔离等措施造成的郁闷情绪有关，稍微深层一点的是与疫情中进一步凸显的不平等和生活困境有关。
3、积郁的与种族或文明有关的深层不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制度性歧视确实在改善，甚至很难说还存在明显的制度性歧视，但心理层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而如果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将会非常的麻烦和严酷。现象是旧的，内涵是新的。
实际上，由于过去这些年美国人口构成的日益多元化，同时也由于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的变化，民族或种族的问题在新的意义上凸显出来：
1、过去在民族融合的现象之下（人们甚至将美国看作是民族大熔炉，是民族融合的成功范例），一些深层的问题是不是并没有解决？甚至在理论上有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性都是一个问题？
2、随着整个西方，尤其是欧洲，人口构成的实质性变化，过去人们理解的那种种族问题，实际上正在变成文明的问题，就是我说的文明冲突的内部化。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维克托·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两年前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供各位参考：
背井离乡、逃到西方国家的非西方人——尤其是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他们的人数越多，就越是讽刺性地在新国家复制他们试图逃离的文化环境。自远古以来，所有的移民都会对母国自然而然地患上精神分裂——他们会把自己抽象的原籍国浪漫化，同时，又在新家园获得解脱，因为这里不像他们抛弃的老家那样糟糕。但是，欧洲在同化和整合移民以及族际通婚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无能，中东移民也都非常不愿意信奉欧洲的世俗主义和个人自由。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酿成悲剧。
世界也许在面对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