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反瞞產，確實起到為大躍進推波助瀾的作用，毛澤東轉發全國，在許多地方造成嚴重災難。但是最嚴重災難的禍根，還是半年之後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本來要糾左，卻變成反右。五年大饑荒餓死人的高峰不是反瞞產的1959年，是1960年初


　　老高按：從5月下旬開始，一口氣做了十期專談趙紫陽的《伐林追問》節目（最後一期，將在今天下午4點半上線）。6月4日那天，整理出一篇《趙紫陽在學潮期間的最致命錯誤》，放上了“老高的博客”。回頭看看，這些題目應該說選得還不錯，都是大家所關心、但又有若干不同認識甚至在我看來是糊塗和錯誤認識的，題目如下（若有感興趣的朋友，您用標題在YouTube上檢索馬上就能查到）：

　　從烏托邦試驗醒悟的趙紫陽，寫下中共改革失敗的悲劇
　　《伐林追問》第102期，20200527
　　母親早對趙紫陽講：你給共產黨拉套，不會有好結果
　　《伐林追問》第103期，20200529
　　趙紫陽是如何在大躍進中發動“反瞞產”鑄成大錯的？
　　《伐林追問》第104期，20200601
　　趙紫陽為什麼執意訪問朝鮮，犯下平生最致命錯誤？
　　《伐林追問》第105期，20200603
　　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鄧小平惱火的是什麼
　　《伐林追問》第106期，20200605
　　胡耀邦趙紫陽唯一一次政治結盟：共產黨丟掉共產主義
　　《伐林追問》第107期，20200608
　　胡耀邦被逼下台後，孤掌難鳴的趙紫陽打贏改革保衛戰
　　《伐林追問》第108期，20200610
　　中共歷史上最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次黨代會，卻曇花一現
　　《伐林追問》第109期，20200612
　　趙紫陽拒絕檢討，放棄復出執政的機會，是對是錯？
　　《伐林追問》第110期，20200617
　　趙紫陽去世後，家屬並沒有要求覆蓋中共黨旗
　　《伐林追問》第111期，20200619（即出）

　　考察一下每期節目的瀏覽量，總的來看，肯定遠遠夠不上“網紅”的級別，通常都只在4千到1萬左右。比較高的是《趙紫陽為什麼執意訪問朝鮮，犯下平生最致命錯誤？》，4.3萬人次；《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鄧小平惱火的是什麼》，1.6萬人次。而比較低的卻是《趙紫陽是如何在大躍進中發動“反瞞產”鑄成大錯的？》，只有2965人次。
　　“趙紫陽反瞞產”這個話題其實是挺重要的，我看到萬維博客上有人不停地提起這件事來攻擊趙紫陽，但不知為什麼，此人不知是能力不夠，還是另有所圖，一直沒有真正試圖完整地披露這件事。我就將我這期節目的文字提綱做一個整理，披露如下。


　　趙紫陽是如何在大躍進中發動“反瞞產”鑄成大錯？

　　高伐林，《伐林追問》第104期，2020年6月1日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歡迎收看《伐林追問》第104期。
　　每當我們緬懷、紀念趙紫陽，總會聽到這樣一種對趙紫陽的責難，“他在大躍進反瞞產，對大饑荒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這樣的責難，來自極左和極右兩方面。極左人士是想借揭露趙紫陽這位改革開放帶頭人，貶損憲政轉型的事業；極右人士是想借批判趙紫陽來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中共體制內所有人都是罪人。
　　這個問題不容迴避。今天我就來原原本本、但又只能是簡明扼要地介紹趙紫陽在廣東如何反瞞產。
　　1958年，毛澤東和中共打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當時的趙紫陽是廣東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陶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兼省委第一書記。在全國大躍進放衛星的狂熱高燒氣氛中，省委班子包括趙紫陽也越來越無法冷靜理性，炮製了廣東連縣的田北社畝產稻穀六萬斤出頭的高產衛星。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發表了社論《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祝本省第一顆水稻衛星上天》，這個標題，是拾人牙慧，照搬《人民日報》一篇社論中的話。
　　這一年12月8日，趙紫陽在廣東省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上做了報告《農業生產的新階段》，說1958年是“特大豐收”年。但進入1959年，情況就不妙。一開年，普遍聽到叫喊缺糧，秋糧徵購入庫緩慢。到1月31日，大米入庫為27億7583萬斤，占徵購任務50億斤的55.52％。到3月31日，秋糧徵購任務也只完成70％。
　　怎麼回事？陶鑄和趙紫陽的第一反應是，糧食肯定有，秋糧征不上來，肯定是農民瞞了產。他們的對策，是發動反瞞產運動。省委第一書記陶鑄便親率一支工作隊來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接着，省委農業書記趙紫陽率另一支工作隊，於1月中旬到達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這兩個地方，1958年11月18日，《南方日報》以頭版頭條報道了特大豐收的消息，標題是《罕見的災害，罕見的豐收》。
　　陶趙反瞞產有兩篇文字成果，在大躍進時代都很著名。一個是公開的，陶鑄的《虎門公社調查報告》；一個是內部的，趙紫陽個人署名、送廣東省委和陶鑄的《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簡稱“雷南報告”。
　　“雷南報告”說：去年收穫時全縣報畝產在一千斤以上，這個產量可能偏高，但是大豐收是可以肯定的。但是12月中旬以來，全縣卻開始出現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公購糧入庫時，各個排連、公社即叫喊無法完成任務，紛紛報低產量。最低時全縣畝產竟跌至298斤。許多公社叫喊不僅三餐乾飯吃不到，連兩干一稀或兩稀一干也難維持；不僅大米飯吃不上，雜糧也吃不飽；有些地區公購糧任務沒有完成，反而要求國家統銷，連一向比較高產的地區，這裡列舉了好幾個地方，都說沒有糧食，開始吃番薯、木薯、稀飯。
　　要解釋一下“排連”。其實“排”就是生產隊，“連”就是生產大隊。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突然下令炮打金門，向台灣控制的金門島發射了近三萬發炮彈，引起舉世震動；8月2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把全體農民納入所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是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我這輩人小時候傳誦“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毛澤東強制全國全民進行烏托邦社會實驗。在這個實驗中，軍事化管理成為一種必要手段。炮打金門其實是為國內政治服務。三個星期之前，毛澤東與來訪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談，說了一句話：“緊張局勢最有利於動員人民”，人民公社由此獲得了全民皆兵、對農民實行軍事化組織和管理的合理性、合法性。
　　1958年各縣各社搶着吹牛浮誇時，沒有誰能想得那麼遠，放了高產衛星，歡天喜地把省里獎勵的汽車拖拉機開回縣裡，一個個慶幸占了大便宜。
　　然而高指標是與高徵購掛鈎的。高徵購一較真，各縣都傻了眼。階級鬥爭新動向成為一種推卸責任的藉口：趙紫陽主持搞的“雷南報告”中就說：“上中農囂張，嚇唬幹部不准報實產量，地富反壞趁機大肆活動，散布謠言進行破壞。一時烏雲蔽日，空氣大變，……短短十天半月內，農村形勢急轉直下，簡直惶惶不可終日。”問題出現之後，雷南縣委採取了非常手段，組織工農商學兵衝到鄉下、衝進農家搶糧。但是半個月，“只搞出743萬斤”。
　　趙紫陽率省委工作組前來反瞞產，局面才改觀。從1月19日開始，一個星期搞出7千萬斤。
　　趙紫陽在雷南打硬仗，在雷南現場開了四次全省電話會議，動員反瞞產。他要反的頭一號罪名，是本位主義，目的就是更快更多地拿到糧食。在一次電話會議上，他說，沒有不瞞產的連（大隊），連以下幹部百分之百都有瞞產，而且生產越好瞞產越多。大體每畝瞞產二百斤，多的達五百至六百斤。二，凡是鬧糧食鬧得越厲害的，瞞產也瞞得最厲害。
　　趙紫陽的“雷南報告”認定，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基層瞞產私分造成的。他這樣總結反瞞產的經驗：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幹部大會上，根據群眾思想發展規律來進行工作，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必須反覆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雷南報告”中有句話很重要：反瞞產，階級教育是基礎，是基本方針。這句話很容易被人忽視，就是要告訴全部與會者，反瞞產運動是要劃分敵我的，暗示矛盾的性質可能轉化。這當然就是一種威脅：反瞞產有兩個假想敵，一個是上中農分子，一個是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幹部。這是減租減息、土改、合作化以來的老套路，所有政治運動都遵循這個套路。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一書中寫道：反瞞產從此成為極權主義的國家治理模式，持續到了七十年代中後期的常規政治運動。
　　廣東有位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葉曙明，去年紐約的重審毛澤東的土改國際研討會，他提交了兩篇論文。他也研究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的災難。在《廣東五十年代》這篇文章中披露：“雷南縣七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與瞞產。在被指控參與瞞產的基層幹部中，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監禁，109人被撤職，大約有50%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雷南報告”1959年1月27日上送廣東省委，省委1月31日寫了批語轉發各地委縣委並報中央：批語說：
　　省委認為趙紫陽同志雷南報告很好，其經驗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確的。……許多地方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去年糧食的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絕不能有所動搖和懷疑。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
　　1月26日到2月2日，陶鑄去北京參加毛澤東主持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1月31日把“雷南報告”交給了毛。不知為什麼，在毛澤東手裡竟然壓了21天，到了2月22日，毛澤東好像回過神來，寫了中央批語轉發全國：

　　各省、市、區黨委：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各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照趙紫陽同志在雷南縣所採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確，解決問題的時間只需要十天或者半個月就夠了。此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各地、縣。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急如星火，一疊聲地催促，同時寫道：
　　即送劉、彭真、周閱後，即刻印發。或用電報發去，越快快（越）好。

　　“越快越好”，錯寫成“越快快好”，手誤反映出毛趕快反瞞產拿到糧食的急切心情。
　　廣東省委的批語和毛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的指示，無異於一場從廣東到全國針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動員令，或者就是宣戰令！
　　春節前廣東全省掀起反瞞產，2月17日，舉行廣東省第一屆黨代會第三次會議，省委書記陶鑄和省長陳郁的報告幾天后都見報了，只有趙紫陽做關於農業的報告一直秘而不宣，文革初期打倒趙紫陽時才被群眾組織挖出來。他講的其實還是反本位主義。
　　反瞞產的成績，果然輝煌：“交代出瞞報糧食40億斤”！
　　但是盧躍剛提醒我們注意趙紫陽的措辭：“交代出瞞報糧食”——40億斤並不是最後徵購入庫的數字，依然是虛的。趙紫陽何等聰明，他怎麼不知道這種高壓政策下反出來的數字並不可靠？
　　文革期間，中山大學造反派組織做了一件事，到雷南調查趙紫陽反瞞產情況，寫了一個調查報告，披露一個有趣的細節——造反派大字報說：
　　趙紫陽對幹部殘酷鬥爭，壓出了一億斤的假瞞產數字（全縣年產才兩億多斤），省委獎了一部蘇聯小吉普車。趙紫陽狡猾地說：“反出那麼多，可能有虛假，但起碼有五成”。
　　盧躍剛說，“狡猾”兩字用的很傳神，暗示趙知道有瞞產，同時知道反出來的瞞產數字有水分，打了一個對摺。
　　趙紫陽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杜導正採訪時說，農民瞞產私分的原因，不只是本位主義作怪，背後還有更深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反映的是公社化後，糧食消費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幾千年來農民都是一家一戶地管理糧食、消費糧食，公共食堂化後，農民將米缸從家裡搬到食堂去了，但是食堂能否長期辦下去？能否辦好？一些農民是懷疑的。另一方面，公共食堂化幾百口幾千口的嘴巴和肚子都要幹部負責，他們也想手中多控制點糧食，以防發生困難時，自己有辦法。
　　這就說明：趙紫陽認識到，人民公社、食堂化才是秋糧收不上來的深刻原因。別說農村基層幹部心裡打鼓，趙紫陽這樣的高級幹部也心裡打鼓。盧躍剛認為，我們看到了兩個趙紫陽，一個趙紫陽是廣東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反瞞產的前線總指揮；一個是跟杜導正關起門來說私房話，他當然知道新華社的《內部參考》毛澤東是能看到的，他的意圖要借這一渠道向上反映情況。
　　毛澤東也有兩個。2月22日毛澤東轉發趙紫陽“雷南報告”的批語，各地反瞞產高徵購變本加厲，但是僅僅過了五天，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召開鄭州會議，在講話提綱中做了180度大轉彎，肯定農民瞞產私分是對的。他指出：“凡是瞞產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調、三提款。”“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這是保衛他們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毛澤東就像變了個人似的，屁股坐到了農民這一邊，得了健忘症，忘了就在幾天前批轉“雷南報告”，還強調“一大二公”“共產主義”高調。毛澤東嚴厲批評人民公社刮“共產風”“一平二調”，連“搶產共產”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正在為毛澤東在全國發動的“反瞞產”運動白天黑夜拼命干“髒活”的省地縣社各級幹部，被毛作為對立面：你們錯了，農民對的！
　　毛澤東隨後寫了幾期《黨內通信》，也是這個口徑，向農村生產隊喊話，明顯地嫁禍於農村基層幹部，正如不少學者分析的，還傳遞出這樣的信號：一，暴露了毛澤東不信任官僚系統的效率和忠誠；二，向全黨展示並證明，作為黨魁，超越了歷朝歷代獨裁者，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動員底層民眾的能力，三，告訴農民，誰是壞人，誰是好人。
　　這套把戲，激起了基層幹部的不滿。佛山地委書記杜瑞芝就對趙紫陽說：“毛主席怎麼給全黨全民發信，把大家都出賣了！”趙回答：“毛主席是領袖，領袖可以喲！”
　　兩個毛，一個是在趙紫陽“雷南報告”上批示，要求全黨對農民和基層幹部進行教育，搞反瞞產的毛；一個是站在農民立場上拋出“瞞產合理論”，為農民說話儼然是農民代言人的毛。盧躍剛有個解釋，注意兩個毛之間有個時間差。這個“時間差定律”甚至是解讀中共政治文化的密碼。為什麼這麼說呢？利害得失的算計，浸透在革命者的骨子裡，不理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這些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革命者為什麼說一套，做一套；就不能理解“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被幻化出來的“理想主義”“共產主義”所誤導。
　　盧躍剛說：左是戰略，右是戰術，戰略戰術操作的核心概念，就是“時間差”和“替罪羊”。當反瞞產把農民的秋糧搜刮殆盡，毛澤東就可以踏踏實實地糾左了：“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毛澤東語）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用了大量篇幅，敘述陶鑄趙紫陽很快發現了農村真實情況並不是那樣，反瞞產失敗，糧食與社會危機呈現。就在“反瞞產”之後4個月，1959年5月，廣東省委開了十天“汕頭會議”來檢討反省，承認：因為工作上的原因，而增加人民的苦難，很不應該，因而心情沉重。
　　“增加人民的苦難”這樣的提法，可以說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次這麼承認。
　　陶趙的特點是，跟得快，轉得也快。而且與其它地方大員不同的是，他們主動承擔責任，糾自己的錯。隨後，在上頭是毛澤東黨中央三令五申，下頭是農民苦難深重的兩方面壓力下，他們不得已成為“兩面派”，此後下發文件的標題和導語，都是順應上面繼續大躍進、更大躍進的口徑，但是在文件規定的實際舉措中，卻給農民減負、鬆綁。
　　今天我說的主要是“反瞞產”這樁歷史公案，廣東整個大躍進、大饑荒的經過，還有大量史實我今天無法一一介紹。趙紫陽反瞞產，確實起到了為毛澤東大躍進推波助瀾的作用，毛澤東轉發全國，在許多地方造成了嚴重的災難。但是最嚴重災難的禍根，還是半年之後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本來是要糾左，卻變成反右。這五年大饑荒餓死人的高峰，是1960年初，而不是反瞞產的1959年。
　　廣東在五年大饑荒中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一個說法是楊繼繩在《墓碑》中寫的：48萬；另一個是學者曹樹基說的：65萬7千人。盧躍剛認為，這兩個數字都是根據各級官方篡改過的數字推算的。言外之意，實際數字肯定超過。
　　1959年，是趙紫陽40歲，所謂“不惑之年”。但這一年，他的困惑實在不少。這一年的深刻教訓，埋下他深深反思的伏筆。十六年之後，1975年他調到四川主政，親眼看到：中國的“天府之國”，竟然二十多年農民吃不飽飯，大饑荒中餓死1200萬人的慘痛史實，更促使他支持“包產到戶”，並率先在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這個罪惡的紅色農奴制。
　　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兒童節應該充滿歡笑與歌聲，但是回憶起我的童年時光，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卻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今天我們講述那個年月的往事，正是希望能銘記歷史的教訓，讓今後所有的孩子，都不再有那樣的噩夢。
　　我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收看收聽！有網友問在何處買到盧躍剛的《趙紫陽傳》，我在以前的節目中介紹過，我是通過紐約的世界書局買到的。如果您在中國大陸，您無法買到；您在海外，請詢問當地的中文書店，請他們到台灣去訂購。如果當地沒有中文書店，那就請您上網查找如何網購了。
　　下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