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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大跃进中“反瞒产”始末
送交者:  2020年06月20日11:50:4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赵紫阳反瞒产,确实起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转发全国,在许多地方造成严重灾难。但是最严重灾难的祸根,还是半年之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本来要纠左,却变成反右。五年大饥荒饿死人的高峰不是反瞒产的1959年,是1960年初


  老高按:从5月下旬开始,一口气做了十期专谈赵紫阳的《伐林追问》节目(最后一期,将在今天下午4点半上线)。6月4日那天,整理出一篇《赵紫阳在学潮期间的最致命错误》,放上了“老高的博客”。回头看看,这些题目应该说选得还不错,都是大家所关心、但又有若干不同认识甚至在我看来是糊涂和错误认识的,题目如下(若有感兴趣的朋友,您用标题在YouTube上检索马上就能查到):

  从乌托邦试验醒悟的赵紫阳,写下中共改革失败的悲剧
  《伐林追问》第102期,20200527
  母亲早对赵紫阳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
  《伐林追问》第103期,20200529
  赵紫阳是如何在大跃进中发动“反瞒产”铸成大错的?
  《伐林追问》第104期,20200601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伐林追问》第105期,20200603
  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邓小平恼火的是什么
  《伐林追问》第106期,20200605
  胡耀邦赵紫阳唯一一次政治结盟:共产党丢掉共产主义
  《伐林追问》第107期,20200608
  胡耀邦被逼下台后,孤掌难鸣的赵紫阳打赢改革保卫战
  《伐林追问》第108期,20200610
  中共历史上最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党代会,却昙花一现
  《伐林追问》第109期,20200612
  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
  《伐林追问》第110期,20200617
  赵紫阳去世后,家属并没有要求覆盖中共党旗
  《伐林追问》第111期,20200619(即出)


  考察一下每期节目的浏览量,总的来看,肯定远远够不上“网红”的级别,通常都只在4千到1万左右。比较高的是《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4.3万人次;《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邓小平恼火的是什么》,1.6万人次。而比较低的却是《赵紫阳是如何在大跃进中发动“反瞒产”铸成大错的?》,只有2965人次。
  “赵紫阳反瞒产”这个话题其实是挺重要的,我看到万维博客上有人不停地提起这件事来攻击赵紫阳,但不知为什么,此人不知是能力不够,还是另有所图,一直没有真正试图完整地披露这件事。我就将我这期节目的文字提纲做一个整理,披露如下。


  赵紫阳是如何在大跃进中发动“反瞒产”铸成大错?

  高伐林,《伐林追问》第104期,2020年6月1日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104期。
  每当我们缅怀、纪念赵紫阳,总会听到这样一种对赵紫阳的责难,“他在大跃进反瞒产,对大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样的责难,来自极左和极右两方面。极左人士是想借揭露赵紫阳这位改革开放带头人,贬损宪政转型的事业;极右人士是想借批判赵紫阳来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共体制内所有人都是罪人。
  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今天我就来原原本本、但又只能是简明扼要地介绍赵紫阳在广东如何反瞒产。
  1958年,毛泽东和中共打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当时的赵紫阳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大跃进放卫星的狂热高烧气氛中,省委班子包括赵紫阳也越来越无法冷静理性,炮制了广东连县的田北社亩产稻谷六万斤出头的高产卫星。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表了社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祝本省第一颗水稻卫星上天》,这个标题,是拾人牙慧,照搬《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的话。
  这一年12月8日,赵紫阳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做了报告《农业生产的新阶段》,说1958年是“特大丰收”年。但进入1959年,情况就不妙。一开年,普遍听到叫喊缺粮,秋粮征购入库缓慢。到1月31日,大米入库为27亿7583万斤,占征购任务50亿斤的55.52%。到3月31日,秋粮征购任务也只完成70%。
  怎么回事?陶铸和赵紫阳的第一反应是,粮食肯定有,秋粮征不上来,肯定是农民瞒了产。他们的对策,是发动反瞒产运动。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便亲率一支工作队来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接着,省委农业书记赵紫阳率另一支工作队,于1月中旬到达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这两个地方,1958年11月18日,《南方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特大丰收的消息,标题是《罕见的灾害,罕见的丰收》。
  陶赵反瞒产有两篇文字成果,在大跃进时代都很著名。一个是公开的,陶铸的《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一个是内部的,赵紫阳个人署名、送广东省委和陶铸的《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简称“雷南报告”。
  “雷南报告”说:去年收获时全县报亩产在一千斤以上,这个产量可能偏高,但是大丰收是可以肯定的。但是12月中旬以来,全县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公购粮入库时,各个排连、公社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时全县亩产竟跌至298斤。许多公社叫喊不仅三餐干饭吃不到,连两干一稀或两稀一干也难维持;不仅大米饭吃不上,杂粮也吃不饱;有些地区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要求国家统销,连一向比较高产的地区,这里列举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有粮食,开始吃番薯、木薯、稀饭。
  要解释一下“排连”。其实“排”就是生产队,“连”就是生产大队。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打金门,向台湾控制的金门岛发射了近三万发炮弹,引起举世震动;8月2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把全体农民纳入所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这辈人小时候传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毛泽东强制全国全民进行乌托邦社会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军事化管理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炮打金门其实是为国内政治服务。三个星期之前,毛泽东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说了一句话:“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人民公社由此获得了全民皆兵、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组织和管理的合理性、合法性。
  1958年各县各社抢着吹牛浮夸时,没有谁能想得那么远,放了高产卫星,欢天喜地把省里奖励的汽车拖拉机开回县里,一个个庆幸占了大便宜。
  然而高指标是与高征购挂钩的。高征购一较真,各县都傻了眼。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赵紫阳主持搞的“雷南报告”中就说:“上中农嚣张,吓唬干部不准报实产量,地富反坏趁机大肆活动,散布谣言进行破坏。一时乌云蔽日,空气大变,……短短十天半月内,农村形势急转直下,简直惶惶不可终日。”问题出现之后,雷南县委采取了非常手段,组织工农商学兵冲到乡下、冲进农家抢粮。但是半个月,“只搞出743万斤”。
  赵紫阳率省委工作组前来反瞒产,局面才改观。从1月19日开始,一个星期搞出7千万斤。
  赵紫阳在雷南打硬仗,在雷南现场开了四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反瞒产。他要反的头一号罪名,是本位主义,目的就是更快更多地拿到粮食。在一次电话会议上,他说,没有不瞒产的连(大队),连以下干部百分之百都有瞒产,而且生产越好瞒产越多。大体每亩瞒产二百斤,多的达五百至六百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越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最厉害。
  赵紫阳的“雷南报告”认定,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基层瞒产私分造成的。他这样总结反瞒产的经验: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雷南报告”中有句话很重要:反瞒产,阶级教育是基础,是基本方针。这句话很容易被人忽视,就是要告诉全部与会者,反瞒产运动是要划分敌我的,暗示矛盾的性质可能转化。这当然就是一种威胁:反瞒产有两个假想敌,一个是上中农分子,一个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这是减租减息、土改、合作化以来的老套路,所有政治运动都遵循这个套路。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一书中写道:反瞒产从此成为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持续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常规政治运动。
  广东有位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叶曙明,去年纽约的重审毛泽东的土改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了两篇论文。他也研究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灾难。在《广东五十年代》这篇文章中披露:“雷南县七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雷南报告”1959年1月27日上送广东省委,省委1月31日写了批语转发各地委县委并报中央:批语说: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雷南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许多地方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去年粮食的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绝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
  1月26日到2月2日,陶铸去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1月31日把“雷南报告”交给了毛。不知为什么,在毛泽东手里竟然压了21天,到了2月22日,毛泽东好像回过神来,写了中央批语转发全国: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急如星火,一叠声地催促,同时写道:
  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快(越)好。

  “越快越好”,错写成“越快快好”,手误反映出毛赶快反瞒产拿到粮食的急切心情。
  广东省委的批语和毛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无异于一场从广东到全国针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动员令,或者就是宣战令!
  春节前广东全省掀起反瞒产,2月17日,举行广东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三次会议,省委书记陶铸和省长陈郁的报告几天后都见报了,只有赵紫阳做关于农业的报告一直秘而不宣,文革初期打倒赵紫阳时才被群众组织挖出来。他讲的其实还是反本位主义。
  反瞒产的成绩,果然辉煌:“交代出瞒报粮食40亿斤”!
  但是卢跃刚提醒我们注意赵紫阳的措辞:“交代出瞒报粮食”——40亿斤并不是最后征购入库的数字,依然是虚的。赵紫阳何等聪明,他怎么不知道这种高压政策下反出来的数字并不可靠?
  文革期间,中山大学造反派组织做了一件事,到雷南调查赵紫阳反瞒产情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披露一个有趣的细节——造反派大字报说:
  赵紫阳对干部残酷斗争,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全县年产才两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紫阳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
  卢跃刚说,“狡猾”两字用的很传神,暗示赵知道有瞒产,同时知道反出来的瞒产数字有水分,打了一个对折。
  赵紫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杜导正采访时说,农民瞒产私分的原因,不只是本位主义作怪,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反映的是公社化后,粮食消费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几千年来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地管理粮食、消费粮食,公共食堂化后,农民将米缸从家里搬到食堂去了,但是食堂能否长期办下去?能否办好?一些农民是怀疑的。另一方面,公共食堂化几百口几千口的嘴巴和肚子都要干部负责,他们也想手中多控制点粮食,以防发生困难时,自己有办法。
  这就说明:赵紫阳认识到,人民公社、食堂化才是秋粮收不上来的深刻原因。别说农村基层干部心里打鼓,赵紫阳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心里打鼓。卢跃刚认为,我们看到了两个赵紫阳,一个赵紫阳是广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反瞒产的前线总指挥;一个是跟杜导正关起门来说私房话,他当然知道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毛泽东是能看到的,他的意图要借这一渠道向上反映情况。
  毛泽东也有两个。2月22日毛泽东转发赵紫阳“雷南报告”的批语,各地反瞒产高征购变本加厉,但是仅仅过了五天,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郑州会议,在讲话提纲中做了180度大转弯,肯定农民瞒产私分是对的。他指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毛泽东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屁股坐到了农民这一边,得了健忘症,忘了就在几天前批转“雷南报告”,还强调“一大二公”“共产主义”高调。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公社刮“共产风”“一平二调”,连“抢产共产”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正在为毛泽东在全国发动的“反瞒产”运动白天黑夜拼命干“脏活”的省地县社各级干部,被毛作为对立面:你们错了,农民对的!
  毛泽东随后写了几期《党内通信》,也是这个口径,向农村生产队喊话,明显地嫁祸于农村基层干部,正如不少学者分析的,还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一,暴露了毛泽东不信任官僚系统的效率和忠诚;二,向全党展示并证明,作为党魁,超越了历朝历代独裁者,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动员底层民众的能力,三,告诉农民,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这套把戏,激起了基层干部的不满。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就对赵紫阳说:“毛主席怎么给全党全民发信,把大家都出卖了!”赵回答:“毛主席是领袖,领袖可以哟!”
  两个毛,一个是在赵紫阳“雷南报告”上批示,要求全党对农民和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搞反瞒产的毛;一个是站在农民立场上抛出“瞒产合理论”,为农民说话俨然是农民代言人的毛。卢跃刚有个解释,注意两个毛之间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定律”甚至是解读中共政治文化的密码。为什么这么说呢?利害得失的算计,浸透在革命者的骨子里,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这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革命者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就不能理解“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被幻化出来的“理想主义”“共产主义”所误导。
  卢跃刚说:左是战略,右是战术,战略战术操作的核心概念,就是“时间差”和“替罪羊”。当反瞒产把农民的秋粮搜刮殆尽,毛泽东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纠左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毛泽东语)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用了大量篇幅,叙述陶铸赵紫阳很快发现了农村真实情况并不是那样,反瞒产失败,粮食与社会危机呈现。就在“反瞒产”之后4个月,1959年5月,广东省委开了十天“汕头会议”来检讨反省,承认: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而增加人民的苦难,很不应该,因而心情沉重。
  “增加人民的苦难”这样的提法,可以说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这么承认。
  陶赵的特点是,跟得快,转得也快。而且与其它地方大员不同的是,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纠自己的错。随后,在上头是毛泽东党中央三令五申,下头是农民苦难深重的两方面压力下,他们不得已成为“两面派”,此后下发文件的标题和导语,都是顺应上面继续大跃进、更大跃进的口径,但是在文件规定的实际举措中,却给农民减负、松绑。
  今天我说的主要是“反瞒产”这桩历史公案,广东整个大跃进、大饥荒的经过,还有大量史实我今天无法一一介绍。赵紫阳反瞒产,确实起到了为毛泽东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转发全国,在许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但是最严重灾难的祸根,还是半年之后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本来是要纠左,却变成反右。这五年大饥荒饿死人的高峰,是1960年初,而不是反瞒产的1959年。
  广东在五年大饥荒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一个说法是杨继绳在《墓碑》中写的:48万;另一个是学者曹树基说的:65万7千人。卢跃刚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根据各级官方篡改过的数字推算的。言外之意,实际数字肯定超过。
  1959年,是赵紫阳40岁,所谓“不惑之年”。但这一年,他的困惑实在不少。这一年的深刻教训,埋下他深深反思的伏笔。十六年之后,1975年他调到四川主政,亲眼看到:中国的“天府之国”,竟然二十多年农民吃不饱饭,大饥荒中饿死1200万人的惨痛史实,更促使他支持“包产到户”,并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这个罪恶的红色农奴制。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儿童节应该充满欢笑与歌声,但是回忆起我的童年时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今天我们讲述那个年月的往事,正是希望能铭记历史的教训,让今后所有的孩子,都不再有那样的噩梦。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收听!有网友问在何处买到卢跃刚的《赵紫阳传》,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我是通过纽约的世界书局买到的。如果您在中国大陆,您无法买到;您在海外,请询问当地的中文书店,请他们到台湾去订购。如果当地没有中文书店,那就请您上网查找如何网购了。
  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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