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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巴掌,终结了一个传统,一个时代
送交者:  2020年05月10日14:38:1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cunliren

偶尔查看自己在网上的留言,发现以下一段:

最让我痛心的,是中国农村乡绅文化的毁灭,和地痞流氓文化的发扬光大。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乡村基本是自治。虽然穷困,虽然贫富不均,但人们知礼义廉耻,邻里关系也比较和睦。土改把乡绅灭了,文革把乡绅文化彻底毁灭了。再也没了互相信任,再也没有了温尔文雅,和睦相处。代之而起的是地痞流氓文化。残酷斗争,互相残害。故乡已成匪乡!

上面的话,我是有感而发。

我们那个自然村,有120多户人家。其中80来户姓蒋,都来自一家。所以村名是“蒋家巷”。另有30来户姓汤。他们集中在村的东南头,我们叫做“汤家头”。还有3-5户,分别姓孙,蔡,吴,每个姓只有一两家。我的奶奶来自汤家头。她有四个兄弟。我的母亲来自村里唯一的蔡家。我的姑妈嫁给了村里唯一的孙家。所以,村里差不多有一半人是我们家的亲戚。

周围几个村庄都不大。十几户到三十多户吧。

土改时,我们村里一个地主也没评上。好像有两个富农。一个说是在上海滩做过保镖。另一个,说是伪乡长的手下的治安队长。这个伪乡长,就是我们西边的石巷村的唯一一个地主。解放前夕,伪乡长和我们村的这个治安队长逃到台湾去了。这个治安队长留下了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这对母女,尤其是母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白天在地里劳动改造,晚上被拉去批斗会。挂牌戴高帽游街是常事。风姿卓越的女儿,不得已嫁给了外地的一个麻子。

5-6岁时,我们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在打谷场上,搭起了棚子和舞台。演员们就是我们村里或邻村的。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脸上抹着锅灰。其中有一个小孩,匍匐在地,双手抱住衣衫褴褛的女人的腿,哭喊着“妈妈我饿”“妈妈我饿”。舞台上还有各种折磨人的道具,很吓人。大概是“收租院”。说的是解放前的大地主刘文彩,如何剥削压迫穷人。以后我们见到这个小男孩,就学他的样子,爬在地上,喊“妈妈我饿”“妈妈我饿”。他就很恼火。

到十一,二岁时,终日劳作,始终吃不饱穿不暖,却还要整天歌功颂德。加上和党和政府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小人行径,使我对党和政府的宣传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解放前生活真的是那样苦难吗?地主富农真的那么坏吗?

我知道,这些问题,不能问老师。也不方便问父母。我只能自己观察,自己判断。后来不久,一位解放前的赤贫发的牢骚,让我明白,以前的地主富农不可能都是坏人,政府在说谎骗人(另文说明)。

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人们还都彬彬有礼。邻里邻村的人在路上碰见了,尤其是老年人,会停下来,笑脸相迎,互相作揖招呼问候。给人温和优雅温暖的感觉。到文革的中后期,即使是村里的同族人,也分成不同的派别,明争暗斗。打骂吵架是常事,互相陷害也不少。我父亲当大队长时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在父亲被关学习班的时候,明智地远离冷落了我们一家。

等我上了大学,知道了在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也就是乡村基本是自治,乡长保长是由村民们推举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乡绅。我们那里的乡村,是如何自治的呢?譬如民间有纠纷时,没有政府,如何解决呢?我经常问父亲这个问题。

父亲是个老党员。他可能对我在政治上的不求上进(不愿入团,入党)有些惋惜,虽然他从来没有要求我去入团入党。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也不愿意多说。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在家,当我再问时,他沉默了一会,不紧不慢地给我讲开了。

“你知道我们镇上那个茶馆吧?”。我说我知道。就在我们小学旁边。里面经常坐满了人,大多是老人。他们边喝茶,边抽着水烟,边聊天。里面烟雾缭绕,灰暗又热闹。我上小学中学时必须从那个茶馆门口进过但我从来没进去过。

“人们有了纠纷,就相约好了,请三先生到那里喝茶讲理。三先生是渡船头人。”

我知道这个村。它在我们村的西北方向5里左右。已经是另一个公社了。是叫“渡船头”,还是“大善头”,我不清楚。因为我们老家话里,两个的发音完全一样。小学五年级时,他们村有3个男孩到我们班里来插班上学。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还邀请我去他们村割过猪草。两个公社间隔着一条河,要靠摆渡才能过。所以,我想村名应该是“渡船头”。

父亲接着说,“三先生家里富裕,父亲和兄弟在上海开工厂。三先生在家排行老三,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怀疑那个村的村名可能是“大善头”)。邻里有纠纷了,大家就会去请三先生来镇上喝茶评理。”

“有纠纷的双方,先在镇上的茶馆里安排好茶座,等候三先生。三先生来,坐在八仙桌的上首,争论的两方分坐两边。大家见到三先生来了,会恭恭敬敬,安安静静地听三先生讲理。

三先生说话不多。他穿着长衫,双手捧着茶壶,端坐在上首。他先让一方说话,再让另一方说。

双方陈述完了,三先生会思考一会,然后和颜悦色地轻声判定:

“我看,这次是您甲老的不是了。应该陪给乙先生家5升米。但乙先生您也知道,甲先生家里困难。这样吧,乙先生,您就到我家去拿5升米吧”。然后,三先生就会退场,领着乙先生去三先生家里。一般情况下,乙先生不肯拿5升米。只会要一点点走过场。三先生会派人去跟甲先生说,不用还了。

所以,在我们那,邻里有纠纷时,就会说,找三先生来评评理。三先生一句话就行。

但这一切,因为一记巴掌,都变了。

你还记得我们村上的汤汉良吧”。

我说记得。汤汉良是我们村汤家头的。诨名“鸦片鬼”。人长得短小精廋,像个猴子。据说以前吸鸦片而倾家荡产,成了贫农。解放后,是学“老三篇”的积极分子,大队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在那个“出租院”里演过一个乞丐。他个子虽然矮小,但在村里的派系斗争中,是出了名的积极分子。

“文革开始后,三先生已经很少出来喝茶评理了。但有一次,三先生还是被人请来了。三先生听完双方的陈述后,开始评理。大家也都静静地听三先生说讲。突然,汉良鸦片鬼站了起来,快步跑到三先生面前,抬手就给三先生一个耳光。汉良指着三先生高声喊叫,都什么年代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说理?”

“三先生低下头,涨红了脸。然后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回家去了。从此,三先生再也没有来镇上喝过茶说过理。喝茶说理的传统,就此消失了。”

父亲和我都沉默起来。我又问,从书上看到,民国时期政府不下县。那乡长保长是怎么产生的?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父亲欲言又止。终于说,“你知道,我的爷爷,也就是你的曾祖父,当过我们村的保长吗?”

我说,我隐约听村里人说过。曾祖父是我父亲最尊敬的人。我父亲十岁左右,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是我的曾祖父教会我父亲认字写字打算盘。但父亲的仕途,似乎也受他的保长爷爷牵连了。

父亲一字一顿地说,“我的爷爷心地宽厚,待人仁慈。村里谁家有难,他都会去接济,即使自己家里也不富裕。我爷爷还读过私塾。所以,被村里人推举当了保长”。

我说,“这么说,解放前的地主富农不都是坏人啊”。

父亲停了一会,说,“也有一些富农,比较精明。譬如我们村的某某,请别人来做工时,会把挑粪的簸箕装的严严实实。”

我心里想,这些富农精明些,也不是犯罪啊。但我知道,父亲受党的教育多年,不可能接受我对党和党的政策的任何质疑。所以,我也就没说出来。

一记巴掌,终结了一个传统,一个时代。

又过了二十多年,父亲出国来看我们。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神色严肃地跟我说,“共产党越来越黑社会化了。”我吃了一惊。我知道,这是父亲通过观察当地的现实而得出的结论。

今天的故乡,政府黑社会化,人文流氓化痞子化。再也没有了醇厚温馨。小时候读过书的小学中学高中,只剩下断垣残壁。曾让我迷恋的弯弯清水沟,浅塘石板桥,和错落有致的江南小村落,都早已被改造成毫无个性的万亩良田,全部租给外地人种上了草皮。村里的人们挤在一起,住在火柴盒一样的简易高楼里。


补记:前年回老家时,看到一本当地的地方文化志,说到喝茶讲理的传统,其名称是“吃讲茶”。老家话里,不说喝茶,而说吃茶。也就是一边吃茶一边讲道理。

今天看到有关土改的文章,有感而重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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