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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过后说五四:还有多少误读的片段?
送交者:  2020年05月08日11:05:3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北洋政府对外不软,对内不硬,短短十几年孕育出文化复兴、大师辈出的难得盛景,民族工业也发展迅速,为随后所谓“黄金十年”奠定基础。虽然它被国民党革命暴力推翻,但北洋政府其实并不算坏。甚至可以说,很多方面比之后要好


  老高按:“五四”过了三天才读到二大爷的文章,《被误读的五四:你不知道的几个片段》。虽然文中提供的信息对我不新鲜,但是看看时下言论,还有不少人持有二大爷所说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希望此文能起到一点澄清作用!


  被误读的五四:你不知道的几个片段

  二大爷,脸书


  一、被妖魔化的北洋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被历史教科书定义为腐败无能,但事实不是这样。
  北洋政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按照行宪体制建立起来的,唯一实现过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是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它治下的中国事实上处于高度的地方自治状态。军阀割据是事实,但国家割而不裂。这个政府因为各种派系的制衡经常显得乱糟糟,但它并不无能,更不软弱。
  它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借钱出兵,长驱直入外蒙,收回当时已经脱离中国的外蒙,特别是被俄国窃取的唐鲁乌梁海地区;还派出海军和陆军进入海参崴,在十月革命的乱局中强势撤侨,整个过程长达三年,撤侨数十万。苏联还为此把北洋政府列为“十四个武装干涉苏维埃的国家”之一。
  在北洋政府的治下,中国收回了多国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在东北、山东等地还收回了路权,废除外国侨民特权等。
  北洋政府对外不软,对内不硬。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风闻中日两国将签订军事协定,遂发动集会,求见总统冯国璋。冯国璋不仅亲自接见学生,而且还耐心一条条讲解谈判条文,证明谈判的不是卖国条约,一直说到学生们心满意足才罢。
  北洋时代短短的十几年孕育出文化复兴、大师辈出的难得盛景,同时民族工业也发展迅速,为民国时代的所谓黄金十年奠定了基础。
  一言蔽之,虽然它后来被国民党革命的暴力推翻,但北洋政府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算坏。甚至可以说,它很多方面比之后的还要好。

  二、对日困局的来由

  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外交上比较明显也容易被后人诟病的特征是“亲日”。喜欢跟日本借钱,也给予了日本很多特权和利益。包括被口水淹没的“二十一条”。
  跟现在不同,晚清虽然屡屡被日本人痛打,但是邦交最好的居然还是日本。这个跟1904年的日俄战争有关。1900年义和团之乱后,俄国借机出兵占领东北,事后也就赖着不走,图谋东北的野心很明显。这就跟已经吞并了朝鲜的日本产生了地缘利益冲突。而且老毛子还在旅顺建立远东舰队,直接威胁日本本土。满清无力收回东北,就想出了一个“引狼搏虎”的计策,秘密邀请日本人赶走老毛子,私下允诺事成之后转让给日本人原来老毛子在华的权益。
  实事求是的说,邀请别人来家里打仗虽然有点窝囊,但这对满清而言,是无奈之选,某种程度上也选对了。急于东亚称霸的日本人倾全国之力,牺牲了将近十万人,基本上把全国常备兵力和财政储备给打光了,赢得了日俄战争。替满清保全了东北。所以当时朝野对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好感,以日为师的高潮也正这个时候。
  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不愿意当雷锋,牺牲如此之大,自然认为中国理应有所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洋政府承袭了满清政策,一开始就要应对日本对于日俄战争成果的索取,惹出日后的是是非非,实际上是满清历史遗产的影响,没有太多选择。
  而要特别说明的是,被中国人认定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最终成文于的《民四中日条约》,总共“十三条”,其中只有十条跟日本的要求符合。袁世凯当时确定的谈判原则是:日本人实际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尚未得到的,决不轻给。
  当时具体负责谈判的曹汝霖、梁士诒、顾维钧等人逐条力争,让日本人十分恼怒。而袁世凯在谈判中还故意将谈判内容泄露给西方列强和国内民众,引发各方压力反弹,所以最终的结果其实和日本想要的相去甚远。在日本以战争威胁的前提下,这个谈判结果并不是太差。
  虽然曹汝霖等人从外交角度不辱使命,但在民间看来,但凡不平等条约,签约的自然名声就好不了,这也是五四运动中“卖国贼”的天然设定。普通民众的好恶是对立二元论,很难考虑所谓的历史背景。

  三、并不算失败的外交

  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卖给日本,被教科书认为是引发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弹的根本原因。
  但事实上北洋政府当时外交谈判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关于山东权益的收回只是其中一点。当时代表团和列强的协商中,已经取得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成果,并不是一无所获。
  所以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认为山东权益事实上被日本把控,短期无法收回;如果不签约,连已经有的谈判成果也捞不到。这是他主张签约的背景原因,完全站在外交得失权衡的角度,跟卖国没有关系。中国虽然是一战战胜国,但是除了派遣劳工,确实没有派兵参战。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一步到位的获取如同其他战胜国的权益,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下,很难。外交谈判某些时候是妥协的艺术,尤其是对于弱国而言。普通人喊喊口号容易,但具体操作并不容易。
  作为在五四运动中被骂惨的外交人员,陆徵祥其实是北洋时代少有的专业外交官。他满清时代即为驻荷兰大使,思想非常开明,不仅娶了比利时的妻子,而且在1905年就率先剪掉了辫子。他主政外交部期间,废除了外交人员由高官保举的潜规则,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甚至连袁世凯的侄儿也因此离任。所以北洋时代的外交官,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平均素质最高的。
  他因为背负骂名,也没有回国,随后弃政,直接在比利时当了神职人员。

  四、“卖国贼”的面目

  五四运动中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这个国贼,包括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因为他们都是负责对日交涉的主要人物。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们并不是决策的人物。
  当时学生们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是烧曹汝霖的宅子,但是曹跑得快,正好在串门的章宗祥就被狠狠揍了一顿。章宗祥虽然被学生殴打致脑震荡,但是他事后主动提请北洋政府释放打他的学生。涉嫌纵火被抓的学生在警局待遇非常好,不仅好吃好喝,当时的警察总监还专门来慰问。北洋政府为了平息事态,也很快撤了“卖国贼”的职。
  曹汝霖被撤职后,声名俱毁,他深受刺激,也不再问政,转入实业界。他开了一家医院,中央医院——就是今天北大人民医院的前身。这家医院属于慈善性质,所用开支由曹汝霖筹措,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费。抗战时期,曹汝霖为了“挽回前誉之失”,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利诱。虽然日本人把曹汝霖看做统战的理想人选,强行给他挂了很多头衔,但曹汝霖始终没有出山。
  不光是曹汝霖如此,北洋时期的高官在抗日时期的气节都特别突出。如段祺瑞、吴佩孚、袁克定、靳云鹏等,由于社会声望高,都是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的对象,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但万分讽刺的是,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领袖梅思平,这个风光无限的爱国青年,反而后来出任了日伪政府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被处决。

  五、遗失了的运动本意

  五四运动现在大部分人所知的文化遗产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但事实上,真正的五四,并不止于此。
  广泛意义的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是191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通常还包括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重点强调的是,人权与科学并重,明确“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这个说法,跟民国建立的时候,蔡元培等人提出的《社会改良会宣言》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提出“尚公德、尊人权”,“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运动干将之一的胡适就曾经表示,“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茅盾则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
  所以,五四运动的核心还包括对人权的解放,这个概念是相当超前的。甚至可以说,它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为重要。唯有懂得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所在,我们才能在一百多年后,更好的解读五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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