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尤其一大部分台湾人)推崇蒋经国在世所推动的经济成就，从而大胆进行多阶段政治改革，引发台湾宁静革命，成为世界少见的和平转型不流血，成功由独裁转为民主政体的成就。

这在华人社会尤其醒目，也打破华人不能、不配拥有民主的魔咒及历史。

新加坡李光耀与蒋经国是好友，新加坡模式与蒋经国时代，有许多一起成功奋斗的相同故事...

蒋经国已经作古，台湾也已经民主、政党轮替多次了...，蒋经国的各项改革措施，苹剩下历史文件了..

要初窥蒋经国政治改革时代，陆续推动的各项措施，或许可以由新加坡目前推动改革的措施，了解一、二，毕竟新加坡模式介於独裁转型民主中间期程。

这对许多独裁国家，想迈向民主政体，推动改革进程，别具意义，有重要参考价值。

「政党轮替」在新加坡似乎毫无可能，为何仍要大费周章举办国会选举？(ZT)

胜选的意义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一向以促进族群和谐、加强国家安全为由，依法限缩人民自由权利，削弱反对党力量，并巧设选区制度和甄拔人才制度，在不曾中断过的选举中继续保有执政权。近年来人民行动党仍扩张新式集体资源，并明目张胆地在大选中以之为筹码，争取选票支持。如果政权如此稳定，又完全不相信西方的竞争型民主政体及多党构成的国会制度，那麽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何必费尽心力定期举办国会选举及补选，每一次都为了制定选举规则、划分选区以及分化斗争反对党、控诉并中伤反对党候选人，投入钜额资源，搞得人仰马翻，而且还要这麽样在乎选举结果胜败输赢。何不节省经费，更有效率的甄拔人才？何况已经长期有效执行的党内甄拔机制和国会议员「官委议员」（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NMP）的设计有可能足以担当重任？

美国研究中国与亚洲的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在李光耀逝世後重新诠释「新加坡模式」好告诉中国如何真正学习新加坡进行改革，他指出，新加坡模式的真正秘密，不是李光耀如何镇压政敌或媒体，而是他善於利用民主的选举及国会机制，透过法制手段维系政权。不遗馀力地甄拔人才加入执政党，让他们参加定期而公开的选举。虽然不常发生，但执政党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慎选输，一样失去政坛地位及权势。新加坡模式正是李光耀利用选举让属下与反对党竞争，以确保执政党不腐化、
不会失去竞争力。

至於有竞争性选举为什麽就能激励执政党政治人物不腐败？新加坡出身的学者Netina Tan引述早已经为众人所知的政党政治大师萨托利（G. Sartori）的理论解释，常常在讨论新加坡政治体制时遭到忽略：选举事实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最重要的政权正当化及政治稳定的机制。选举对掌权者提供了常态化的民意回馈机制、党内领导阶层汰旧换新的诱因体系、以及任由反对势力批评的可操控管道、民意不满情绪的宣洩口，并且藉以决定压制或吸纳异议者。

有得有失的选举不但用来验收党内政治人物表现及争取民意忠诚的能耐，对於不同选区的各个社区而言，选後社区更新资源的重新分配，刚好形成奖惩机制，警惕反对力量较大的选区下次不再仿效。於是，人民行动党透过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在新加坡建立了已开发国家中少见异常巩固的霸权政党体制：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对党始终像是得到执政党特许的组织，在选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二流的角色，无法与人民行动党匹敌；另一方面，国会中人民行动党胜选的席次远远超过反对党，平均计算国会有效政党数目苹达到1.03；最後，对选民心里影响最大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政党轮替毫无可能，接受人民行动党的持续统治成了无可避免的选择。而且，另一个重要的作用：越是遭逢政经危机的当头，选民就越不敢给改朝换代任何的机会。

Photo Credit：Reuters/达影像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不论基於建国奠基者的发明、菁英为民主意识型态所洗礼，还是基於实用主义的成果检验。无论如何，新加坡选举制度会持续推动及为确保战果而微调，以便於继续从中得到大幅度的胜选，已经成为人民行动党统治层的确信。明知结果同样是继续执政，但对席次百分比仍然锱铢必较；即使在非选举的平常时期，也是念兹在兹。我的推论是，苹有从选举制度带给统治者的这种心理效果，我们才能理解新加坡政府为什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民间异议人士施加不成比例的镇压手段。

不规则的政治镇压周期

质言之，新加坡的不规则的政治镇压周期总是随著每次大选失利的形势而现身，每次都能在短期内力挽狂澜，尤其随著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再度出现，更容易藉之挽回深恐失去一切的选民的民心，终将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冲上民主国家少见的高比例。

1961年，在新加坡仍然为自治邦还没有正式独立前，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通过「内部安全法」。1962年即依据新通过的法律为工具，大肆逮捕左派人士一百多人，除去反对力量，号称「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1963年9月大选，再度逮捕剩馀的政敌，以此奠定胜利基础，此後在李光耀领导下独立的新加坡一党执政， 大致能有效贯彻统治。

1970年代末石油危机之後，受到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新加坡 一样面临停滞兼通膨的问题，人民生活不顺利，国家经济待转型。1984年的新加坡大选反对党选票首度增加到三成七，对人民行动党造成执政警讯，正值新加坡政治菁英第二代准备接班的阶段，对大选结果当然更是忧心。不过，经过1986年反对党元老国会议员惹耶勒南遭指控伪造 「工人党」账目，判刑一个月，失掉安顺议席，国会中缺乏任何有效制衡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政府再度先发制人，比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早一步，拔除其眼中「动乱」的根苗。到1987年，李光耀当政下的政府展开行动，除了驱逐在教会中工作的外籍人士之外，有22位天主教会的社会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遭到以参与马克思主义颠覆活动为由镇压，新加坡政府称为「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其後尚牵连到协助的律师，政府并禁止律师公会就政治问题提出批评。对逮捕的社会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一样不经公开审判，以内部安全法长期拘禁。但自此之後，人民行动党选举得票率的下降趋势得到遏制。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後2001年的大选，得票率甚至再度回到75%以上的超大优势。

然而，1990年代後期世局的资讯化、全球化阶段加速，带动人口的跨国移动，也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组成元素，来自相接近区域其他国家的旅客、长期居留者与工作者、移工（外籍劳工、客工）与跨国婚姻移民短时间大量增加，更常引发族群关系的变动趋向。再者思潮与文化讯息的迅速传递，特别在企业菁英文化、通俗文化、学术菁英文化及新兴宗教等容易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更让全部的社会必须面对包括新兴社会运动及後现代文化风潮在内的各类塑造社会文化差异的挑战。全球化後资讯迅速流通且无远弗届，也影响著人民行动党未来的内部支持，特别是网络使用者与较为年轻世代的不满的确存在。和其他年龄层相比，倾向从网络获取多元资讯的新加坡年轻人比较不会公开表态支持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但他们的参与比较积极，并非政治冷漠，甚至可能影响老一辈的支持态度。

在上述趋势下，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再度创下得票率历史新低，几乎要跌破六成。接下来几年，建国奠基者李光耀的退位、 以至於风烛残年到辞世，政治接班问题暗潮汹涌。对少年部落客馀澎杉的不成比例行动就在此「关键时刻」出炉，内外情势交相挤压之下，也的确再度唤回新加坡选民心中的危机恐惧感，2015年人民行动党再度以得票率接近七成的佳绩，跌破外界观察家的眼镜。

Photo Credit：AP/达影像

结论

整体而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为求确保大幅度的胜选，正当化其统治，在情势激变下，抓紧每一个因应情势的可能性，避免政治经济危机扩大，甚至带来不可测的恶果。因此从独立前後开始，新加坡政府镇压左派与社运等反对派，运用类似紧急法制的国内安全法，建国以来从未改变。遭到人权侵害者平反不易，违背宪政法理的法令仍持续难改。这样子具备能力之强势国家机关，搭配弱势民间社会与成功经济发展，使得新加坡成为已开发国家中少见的非民主政体。在统治菁英阶层不见分裂迹象，而统治技术愈益成熟的条件下，相比於其他东协创始国，未来可能会是最难转型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