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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国民性,国民脾气
送交者:  2020年04月25日12:55:1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怡光

一.口罩与美国人的国民性

 

  美国全国新冠病毒感染人口接近30万时,总统特朗普4月3日对口罩之争有了新的议论。一反先前“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带口罩”的建议,他说,政府建议美国人佩戴“非医用口罩”,但强调,“我不认为我会这么做。”

  有关带口罩对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作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病毒和细菌不一样,它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只有感染其它生物细胞后,利用被感染细胞的代谢系统才能复制。所以,病毒离开生物体后,很难独立存活。一般认为,病毒本身在干燥空气中存活的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而在潮湿空气中可以存活超过1天。 新冠病毒主要是以飞沫作为传播途径,其中包括带病毒飞沫的直接传播,和飞沫沾染物的间接传播。有研究表明,飞沫通过喷嚏可以传到8米远处,通过咳嗽可以传到6米远处,而在空气中悬浮最多10分钟。基于这些事实,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隔离,戴口罩,洗手,是最简单高效的防控措施。

    这些知识是如此简单明白,不需要接受十几年的专业医学教育,只要有人向你提及,就能理解并接受。而这些防控措施在中国大陆前车之鉴的操作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不管那里是如何隐瞒数据,野蛮操作,看清明节黄山上万人拥挤的场面,知道那些措施是起到了作用。

  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以总统为首的政客们,却是吵翻天也没有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个别封城还是整体封城,多严格的居家令为当,没病的人带不带口罩,人民都得不到权威的说法,直到疫情急惧恶化如“世界大战”来临,整个国家这时才开始慢慢地向这些简单的防范措施拥抱。这个人才济济的高科技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真使人费解。藏在口罩后面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逻辑呢。

  特朗普总统的想法,确实代表了美国的一种民意思潮。相当不少的美国人对戴口罩抱有十分排斥的态度,我们在与美国人的日常接触,和媒体报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口罩是生病的人所用,与健康人无关。和不少美国朋友交谈中,他们也认定了这种想法,有人还流露出,健康人戴口罩是一种懦弱的,无病呻吟的精神状态。看到的美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前一段有些愿意戴口罩的亚裔,出门都不戴口罩,以此来“融入主流”。然而,当疫情泛滥日益严重,对人的生命的威胁日益明显的时候,戴口罩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最近还看到执法警察把不戴口罩的人强行拖下公交车的报道。

  美国人对戴口罩的抵触,应该理解为美国国民性的的一种表现。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长期受同一的文化影响,在思想、感情及行为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反复出现的特征。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文化的影响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那里的人民的某些共同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都有其形成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美国人对口罩的抵触情绪,可以追朔到以下一些原因。

    1.美国地大物博,地理上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隔绝,使美国人有一种地理上的安全感。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也确实从未经历过无病时需要使用口罩的情形。

    2.美国引领世界的骄傲,特别是二战以来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滋长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盲目优越感,因而对自己的理念特别看重,轻视来自其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习俗。

    3.对法律尊重,对政客厌恶,使美国人始终有对政府权威抱有怀疑态度。

    4.美国是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国家,法律,文化,都认定和宣扬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当需要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或习俗理念时,会有阻力。

  这些因素在美国已存在几十年,百余年了,足以铸就人民性格中的某种稳定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人的国民性之一,自大的个人主义,这次表现出来的大众对戴口罩的抵触情绪,可以认为是这种国民性的表现。

 

二.口罩在中国

 

  中国人对口罩有感情,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体会。我曾长期在中国南方生活,每年冬天,大衣口袋里总放着一只口罩,我记得开始是父母要求这样做,后来自己也愿意。口罩的作用,一是预防感冒,二是作为脸部的保暖用具。那时人们对流行性感冒没有概念,也没有谁来预告流感来了没有,只是大家都认为,戴口罩可以防护可能存在的流感,用很小的代价增加一项免病的措施,何乐而不为。其实口罩当时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用作保暖。冬天走路或骑自行车时,戴上个口罩确实好受多了。这是南方人的感受,北方人对口罩的态度更亲密,君不见北京北海溜冰场上,大多数人是戴着口罩溜冰。更有一种说法,认为戴上口罩,人的形象会显得要好看一些。所以,只要买得起,大家在冬天都愿意备几只口罩,人们更多是把口罩作为一种特殊的穿戴物。近些年,中国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我相信这种传统的习惯不会丢失。谁又会知道,有一天,摧残世界的呼吸道瘟疫肆虐时,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得到了好的报应。

  戴口罩的习惯,或对戴口罩不排斥的心理,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当呼吸道流行病出现,不但政府一呼而百应,很多人还会自动使用口罩。就像天凉了,有人听别人提醒而加一件衣服,有人自己就会拿一件衣服披上。在中国,政府动员人们用口罩阻隔病毒,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会像在美国有这样大的阻力和代价。

  戴口罩这种习俗的形成和严峻的自然境况有关,相信任何民族的人处在中国的情况下,也会自然地接受这种方法,因而对口罩的态度不会引起社会张力。中国人对口罩的态度,似乎不必用国民性来解读。

 

三.中国人的国民性

 

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呢?对此,很多中外学者都有广泛的讨论,鲁迅,柏杨的言论影响最广,这里不多叙。有一种观点,用来描述七十多年来,愈来愈见明显的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我倒认为十分恰当。那就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是在批评中国大学的教育结果时,提到这一概念,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或者和中国各界人士有过认真接触的人,难道你不感觉到,精致的利己主义,现在已经不是大学生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具有的共性,成为了一种国民性。说也巧,这与上面提到的,美国人自大的个人主义的国民性正好遥遥相对。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贬义词,因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根本的人性。不过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个人主义,崇尚的是个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因而存在为精神满足而牺牲物质利益的可能性。这个概念用于典型的美国人,应该是比较恰当的。在美国,社会舆论和个人实践都表明,物质利益不是唯一的追求,不少个人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碰的头破血流而心甘情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利己主义则更看重物质利益,理想主义淡漠,或表现为不愿意失去任何个人利益,这是不是用来描绘当下中国人的理念和行为更为恰到好处?

关键是“精致的”这个形容词,其含义相当深远。它揭示了中国的权力和民意的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混合体。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君主制下的超级资本主义,这里用的“超级”,并不是说它的资本产生和积累的能力,而是资本的压榨能力。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极少数的顶层利益集团手中,在这个集团斗争和妥协中出现的头面人物,行使封建君主的权力。成熟高效的权力网络,从上直达最低层,其统治的目的只有一个,永远掌握权力。为达到此目的,国家(党)向人民宣传和要求三种标准意识:绝对忠于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虚构的道德标准。其中,已不具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政权正统性的一块招牌,虚构的道德标准是控制大众思想的麻醉剂。然而,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却是一个以金钱利益为主导的,极端自私的社会环境。国家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以他们的行为,从上到下为大众树立了自私贪婪的表率。中国目前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已不是马克思时代的劳资关系,更不是美国这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它的剥削更高效,更残酷,纪录片《美国工厂》真实记录了这种事实。制度性的腐败侵蚀全社会,从高官到底层民众,无一不清楚。掌权者宣扬的三种标准意识,虽然没有人相信,但它被强迫成为这个国家的正统思想和道德标准,它影响着个人的实际利益,例如,晋升,上大学,获得经济利益,都以这些标准意识为控制条件。除非你离开这片土地,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不情愿地履行这些标准意识,就必须成为两面人。这个道理,不光大学生能体会到,整个社会的各阶层无不深有感受并认真实践。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众一套,背地一套,成了这个社会的生活哲学,成了在这个社会生活得好的窍门。于是那里开展了一场全民的比赛,看谁的利己主义做的更精致。

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因应中国特别的国情,一步步形成的。它旨在放弃正常人的伦理原则道德追求,以掌权者要求的标准意识为掩护,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终极目标的高度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可以伸可以曲,可以用任何面目伪装自己。精致的利己主义毁坏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平,其结果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来。

   当然,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多种的国民性,如美国人的乐观精神,守法,重视享受,中国人的勤劳,节俭,隐忍,等等,以上讨论的只是中美两国国民性中的一种而已。

 

四.中国人的国民脾气

 

我们说一个人有某种性格,那是指人的一种长期,稳定的特质,它是在漫长的文化熏陶中所形成的。而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脾气或者性情,它们则是相对短暂的,易变的,这有人的内在原因,亦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世人都看得清楚,在这几十年间,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人的情绪波动十分显著,缺乏一种稳定的心理和道德支撑。人们不会忘记,批判检举右派的认真,搞“三面红旗”的积极,文革山呼万岁的疯狂,批邓批林批孔批四人帮的义愤,打鸡血针和做气功的信仰,全民经商的热情,对“一尊”天朝歌功颂德的一本正经,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几千万,几亿,上十亿人口整整齐齐的集体行动。年轻时看到几亿人衷心祝福毛泽东时,我想,如果意念真是一种存在的实体,上帝会不会感概地球上这样多生物的共同意念而开恩,让他真正地万寿无疆了。

然而,中国这些庞大的生物实体和精神状态的运动,并不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倒可以理解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脾气。因为它们是统治者政治角斗的呐喊,和治国理念的机会主义,在大众中的反映。它们是浮在表层的,是被以生活资料为筹码而煽动起来的情绪性的东西,它们大部分并没有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根基,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般几个月,几年,十来年,一波去了,又被下一波代替,永远没有完。

我记得生活在中国的时候,最感到恐惧的,是一个“提法”的概念。“提法”这个政治词汇,超越了法律,社会规律,人的认识逻辑。它代表的是权力的掌控者揉捏世界的随意性,它常在全国范围内搧起不同的国民脾气。一个“提法”来了,就像天神临世,所有的行政措施,思想意识,经济动作,都要重来一遍。我记得,50年代末亩产万斤的浮夸风,是中央以“跃进”代替“冒进”的“提法”催生的。80年代的气功热,来自国防科委科技主持的“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一些“提法”,会上有结论:“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90年代的全民经商,当然是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后,泄露出来的“提法”所搧起,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西方民主国家,我们很少观察到类似的国民脾气。就拿美国来说,也经常也有全国爆发的运动和潮流,如越战时期国内的反战运动,1992年洛杉矶的暴动骚乱,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等等,这些都是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或经济事件的反应,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某些社会事件引起的民意爆发,而不是政权的有意运作或误导。在一个政治稳定,具有一定价值观念的社会,随风而起国民脾气要小得多。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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