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認為，數字技術將使國家消失，因此所有關於國家的理論都將過時。清華閻學通教授稱：當年也曾有人說國家將隨物質極大豐富而消失，又有人說全球化將使主權國家消亡。事實與上述論斷正相反，數字技術的興起正強化國家主權


　　老高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閻學通教授，1992年從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政治學系拿到博士學位，他被視作中國官方的重要智囊之一，可能這也是他的很多觀點被人們重視的原因之一？他有很多著述，作過很多演講，尤其是在世紀之交前後，極為活躍；但習近平2012年上任之後，我孤陋寡聞，只知道他出版了一本《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2016），沒讀過，不知其主要觀點。
　　下面這一篇有一定參考價值。


　　世界已開啟兩極格局

　　閻學通，《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一期


　　要理解當前國際形勢的特性，需要討論四個概念：冷戰、格局、數字時代和數字時代特徵。

　　(一)冷戰是特殊的歷史大國競爭，兩極格局並不等於冷戰。有些報道認為新冷戰正在來臨。事實上當前中美戰略競爭跟美蘇戰略競爭的特性是不一樣的。冷戰並非是大國戰略競爭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狀態，因此一戰和二戰之前的相對和平時期都不是冷戰。冷戰是指大國以代理人戰爭方式在全球進行意識形態擴張的戰略競爭。冷戰是兩極格局，但兩極格局並不必然是冷戰，歷史上兩極格局是常見現象，而冷戰只有過一次。比如春秋時期的晉楚爭霸是兩極格局但不是冷戰。
　　冷戰開啟於1946年3月5日丘吉爾的鐵幕演講，而兩極格局則形成於1949年成立的北約和1955年成立的華約。1988年美蘇交換《中導條約》批准書，里根宣布冷戰結束；而蘇聯解體後1992年兩極格局才走向終結。冷戰與兩極格局時間上有重疊，但兩極格局並不必然形成冷戰。形成新冷戰看法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大國的權力掌握在冷戰一代手中。青少年的生活經歷對所有人長大後的思維都有影響，冷戰中長大的這代人在決策時難免受冷戰思維影響，於是冷戰思維導致冷戰政策也就難免。第二，冷戰中長大的大眾，對冷戰印象最深，很容易用冷戰觀念套用當前的國際政治。

　　(二)兩極格局是指大國的實力對比和戰略關係，當前世界進入兩極格局已受廣泛矚目。2019年是兩極化結束的一年，即世界兩極格局形成的一年。冷戰結束後，人們長期認為兩極化和兩極格局的觀念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美國和西方大國、以及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都持相同立場。美國之外的國家都說要推動多極化。多極化是多數國家的理想，因此說兩極化和兩極格局就屬於政治上不正確了。
　　然而，這種政治正確正在被打破。2019年8月2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的外交使節會議上說：“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治者之間做出選擇。”隨後，9月18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74屆聯大開幕式上講：“這個世界正在一分為二，地球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創造了兩個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的世界，這兩個經濟體分別有自己主導的貨幣、貿易和金融規則、自己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儘管多極化是歐洲政治家們的政治正確原則，這兩位歐洲政治家還是坦然承認了世界兩極格局的到來。世界到底是多極化還是兩極格局，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客觀存在能否認定的問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副總統彭斯的講話都將中國視為和當年蘇聯實力相等的挑戰國了。

　　(三)數字時代是指數字技術主導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特殊歷史時期。孟晚舟事件是數字時代兩極格局戰略競爭開始的政治標誌。美國以封鎖華為5G技術為切入口與中國競爭數字時代的技術標準主導權，原因在於世界已進入了數字時代。數字技術直接關繫到國家財富的增長和國家戰略安全保障。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的《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明確表示，在數字經濟領域已經形成中美兩極格局。兩國的區塊鏈占世界的75％，物聯網占50％，雲計算占75％。世界最大的70家數字平台中，中美兩國占了90％，其中美國占68％，中國占22％。在全球物聯網支出的比重中，美國占46％，中國占24％，第三名日本只有9％。在2018年世界專利申請最多的前十名企業中，中國有三家企業，華為、中興和京東方，三家總和接近50％。2018年世界十大互聯網企業只有美中兩國的企業，谷歌、微軟、亞馬遜、百度、阿里巴巴、繽客、騰訊、臉書、雅虎、京東。
　　數字時代的兩極格局有可能改變國家身份，國家不再按發達和不發達區分，而是按高數字化和低數字化區分。高數字化國家占據世界財富的比重，將從目前的70％左右向90％發展，而廣大低數字化國家只能分享其餘10％。中美兩國所占全球比重將越來越大，其他國家所占比重的總和會越來越小。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歷史的倒退，但是沒人能阻止這種趨勢。在全球化加劇世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兩極格局的到來將進一步加劇世界兩極分化，但這並不必然導致冷戰。不僅中國面臨着數字時代國際身份的認定問題，很多國家都面臨着相似的身份問題。

　　(四)數字時代特徵是指與冷戰不同的時代特性。冷戰的三個基本特徵是核威懾、意識形態之爭和代理人戰爭。當下時代與冷戰的兩個共同點是兩極格局和核威懾，因此這兩點不是數字時代的特性。數字時代與冷戰在特性上有多種不同。

　　第一，意識形態作用大為降低。冷戰結束後，“東方國家”這個概念不適用了，目前“西方國家”這概念開始面臨相似挑戰。西方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分歧已出現，它們面臨自由主義和反建制主義或民粹主義何者在國內占主導的問題。這種分歧導致意識形態在國內政治中的作用上升但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下降。對外決策不按意識形態劃界已成為普遍現象。例如，美國暗殺蘇萊曼尼不但歐洲盟友不支持，甚至以色列也不表示支持。

　　第二，網絡戰略概念開始形成。直到二戰之前，空軍沒有實質應用，所以仍然是二維的地緣戰略概念。到了二戰空軍開始發揮重大實質作用，到冷戰有了衛星，國際政治開始進入三維競爭。如今，網絡使得人類進入了四維世界，青少年花在網絡上的時間已經超過了睡眠之外其他事務所占用時間。大國戰略競爭正在向網絡領域集中，這種變化正在促使人們從地緣戰略思維轉向網絡戰略思維。網絡戰略思維是年輕人的主要思維方式，而冷戰一代還停留在地緣戰略思維。這種代差導致意識形態主導的對外戰略得不到本國年輕人支持。美國暗殺蘇萊曼尼後，國內許多城市發生反戰遊行，多數是年輕人參加。

　　第三，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將是科學技術的創新能力之爭。具有強於對方的科技創新能力意味着可以提供性價比占優的產品和服務，其他國家無論意識形態是否相同都會選擇使用該國產品或服務。例如，印度和一些歐洲的美國盟友不願與美國共同抵制華為的5G技術，是因為美方產品和服務價格太高。科技創新能力競爭也是爭奪制定技術標準，而不是爭奪外國政府與本國政治制度的一致性。技術競爭中有路徑依賴問題，形成技術依賴後要改變成本極大，限制了決策者的戰略選擇。美國全面遏制華為5G，主要是因為數字時代的技術標準具有全球性，一旦多數國家使用了華為的5G標準，就會成為世界標準。冷戰後，國際競爭從控制資源轉向制定規則之爭，現在規則之爭正在向制定技術標準之爭聚焦，當下集中體現在電子通訊技術標準上。

　　第四，美國目前採取的是與中國選擇性“脫鈎”戰略，這不同於冷戰時全面遏制蘇聯的戰略。對中國採取全面遏制美國做不到，採取全面“脫鈎”也做不到，但是選擇性“脫鈎”將是美國的既定對華戰略。在技術領域與中國有選擇地“脫鈎”可以給中國科技進步製造困難，特別是數字技術領域。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基礎之一，因此美國在這領域不與中國“脫鈎”是不可能的。即使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談判的協議，也不可能改變美國對華選擇性“脫鈎”的基本戰略。

　　第五，美國在數字時代對同盟的依賴將減少，因為美國將主要進行網絡戰爭，對軍事基地的需求下降。冷戰時期擴大軍事同盟的目的是爭奪自然資源和戰略地理位置，而數字時代的財富和安全主要依賴於數字技術，因此美國不會重複冷戰時期的策略。美國長期依靠美元霸權地位進行戰略競爭，這一點暫時不會變，但其他大國則可能通過建立數字貨幣跨境支付系統與美國進行競爭，因此有可能出現其他大國通過金融平權策略顛覆美國世界金融霸權的作法。

　　第六，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小國家將採取對沖為主的戰略，而非一邊倒的結盟策略。冷戰時期，很多國家為了政權生存，選擇一邊倒的結盟戰略，如今中美不進行意識形態競爭，因此政權生存與大國競爭無關。選擇對沖戰略是指在中美之間同時選邊，但在不同問題上的選擇國家不同。對沖戰略不同於中立戰略或不結盟戰略，中立或不結盟是指不選邊，而對沖則是選邊，是同時在不同問題上選擇不同國家。

　　第七，數字時代使得決策靈活性比原則性更重要。數字技術創新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創新過程，因此會出現大量的獨角獸企業。由於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因此自下而上的決策在這一時代可能會優於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基層單位和企業需要不斷調整以適應新的技術變化，這就要求政府能較快進行政策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任何技術進步都改變不了國際關係的本質。數字技術對於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和鐵器及核武器的發明一樣，都只是改變國際關係競爭的內容、形式和策略，而沒有改變國際關係權力之爭的本質。最近，有人認為，數字技術將使國家消失，因此所有關於國家的理論都將過時。當年也曾有人說國家將隨着物質極大豐富而消失，後來又有人說全球化將使主權國家消亡。如今的現象與上述論斷正好相反，數字技術的興起正在強化國家主權。聯合國大會剛以多數票支持少數票反對通過了保護弱小國家數字主權的倡議。高技術國家有無償使用技術落後國家數據的能力，而後者沒有對等能力進行競爭，於是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一些國家提出，要對數字技術強國收數據稅。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發言強調要維護美國的國家主權。國家主權不但沒有消失的可能，而且正在得到強化。大國相互制裁，特別相互對於科技人員的封鎖體現的都是主權強化趨勢，技術和科技人員的國際流動將變得更不自由。國家和大國戰略競爭已存在了幾千年，今後還會長期存在，大國競爭關係的零和性質不變，變成共贏關係仍難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