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不少领军的政治学者一直写文章热切呼唤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有的人表示他非常遗憾一直没能为中国创建一套基础的政治理论。有的人说，中国要创造自己的规范政治理论。也有的人说，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包括政治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很少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宣示要建立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我本人偶然看见有中国的经济学家写文章表示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但这不是常态。很少看见有中国的社会学家说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个人认为，即使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各个国家之间仍然相同。因此，无所谓中国的经济学还是西方的经济学。中国的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以前就写文章，表示过这个观点。我本人完全赞同。例如，中国改革开始时期就不断运用西方经济学家创造的经济学理论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对自己的经济体的运行使用中央政府的调控很多都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有关。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措施又与货币主义理论有关。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充分认可比较优势的理论。但是，在政治学理论方面，中国唯独不能照搬或直接采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国的政体与西方国家的政体特征迥异。中国的政体为以斯大林主义体制为基础的一党专政体制，而西方国家则采用以普选制为基础的多党竞争体制。在中国政体之下，没有法治和言论自由。而这两者则是西方国家政体的根本原则。

但是，自从中国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运动以来，经济体制发生极大变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运行势必要调整，以便适合开放类型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动作就是建立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其次，还进行过党政分开的尝试。再次，在乡和村一级的基层进行过选举改革。但是，后来国内发生学生抗议活动，政治改革蓦然而止。以后，中共领导人不断开会宣示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司法独立等，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来，除了个别领导人重复过去邓小平的观点，表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最终不能成功，最终，这样的呼声再也听不见了。很多人认为，这与中共领导层趋向保守和回归毛泽东的路线有关。这个看法不错。但是，也不全面。没有总体的政治理论，政治改革很难推行。需要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和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局部进行，比如建立股票市场仅仅限于社会集资的一项举措。如果没有总体的规划，很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如，一旦言论自由放开，很快就会有人要求实行自由选举，接着，多党制也会出现。过去，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总统推广新思维，最后，整个国家的体制都推倒重来。问题也是出在没有总体的政治理论。事实上，即使在今日之俄罗斯，由于没有总体的政治理论，俄政体的未来仍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风险。

那么，为什么那些搞改革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理论？有人认为，那些国家的政治学者无能。创造成为体系的政治理论并非一日之功。我的看法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在专制国家里，应该说缺乏创立政治理论的条件。只要确定国家的政体以专制为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话，就像中国那样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的话，政治学者无法创造政治理论。为什么这样说？我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实行专制统治的时候，只需要经验就够了，不需要理论。中国古代就有不少历史学家总结过国家的统治经验，写了《资治通鉴》和《左传》等这类书。人们都总结过国家的统治经验。这些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就是无法形成理论。专制统治的实质就是暴力统治。实行暴力统治，不需要理论，也没有人会创立这样的理论。即使有人试图创立专制主义的理论也会徒劳无功。所以，我多说一句话，像以政治为人生的王沪宁这样的政治学者主张国家权力集中实质是主张极权主义统治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创造出政治理论的。他只能抄抄写写，诠释别人的理论。他可能能成为学问家，但是，不会成为思想家。所以，在中共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进行严密控制的条件下，社科界没有学术自由，更不可能创造政治理论。其道理就是本人在我的一本书内创造的一个政治理论：一个政治理论代表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创造政治理论的人与人民群众进行语言通讯。既然采用一本书的形式来阐述这个理论，而且书公开发行，那么，这个语言通讯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互动过程。很多人了解到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在大范围传播。那么，它的运行必须依赖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由于这个理论代表一个一对多语言通讯过程，又是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创造理论的人肯定不能使用武力强迫人民大众接受自己的理论。它只能凭借其理论的合理性说服人民接受。这个理论必须迎合人民的心愿和期待。人民的心愿和期待是什么？人民当然希望满足自己的愿望，这些愿望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可以简单说，用通俗语言说，人民要过好日子。人民希望政府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人民希望能够自由表达自已的意见。人民希望有自由选举。人民希望社会公正。那么，人民也不会反对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但是，不会有哪个人会写一本书鼓吹独裁和专制。即使有人试图这样做，也只能在一个伪装之下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人的内心里思考问题，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的人都明白，人民获得自由比遭受压迫要好。

海外的民主人士魏京生鼓吹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这不符合逻辑。古代人就曾经实现过民主。如果在当代实现了民主，那也不意味着现代化，而只能说西化。历史学家金观涛写书说现代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在某些方面，他的思维与魏京生类似。我个人认为，民主化应该是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合理化。不叫现代化。民主比专制合理。但是，民主与道德相合，而专制则与道德相悖。原因在于，道德是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民主也只能生存于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专制的背后是暴力统治，不需要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前不久，中共通过召开人代会宣布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而且还投票通过这个决定。其实，就是宣布国家主席必须由一人长期担任，可终身任职。这个国家主席就是终身国家主席。国家实行个人独裁制。由于需要公布这个决定，于是，进入一个开放的语言通讯过程，需要迎合人民的愿望，因此用词谨慎，仅仅指取消任期制，而不是赤裸裸宣布已实行独裁制。同样的道理，国家实行人治，不需要理论。但是，实行法治则需要理论。执行媒体姓党不需要理论，而实行新闻自由则需要理论。质言之，实行民主需要理论，而实行专制不需要理论。一切政治理论归根结底都在寻求避免暴力统治条件下的最合理国家管理的方式和途径。暴力统治是一种简单化的国家治理方式，而民主制是复杂的国家管理方式。就像在一个家庭内部，小孩会提出各种要求，大人家长不进行解释，而直接用暴力压制。大人家长认为小孩不懂事，所以，不需要解释。但是，在一个国家内，人民是否不懂事？卢梭已经做出回答。人民有判断国事的能力。那么，怎样让人民亲自决定国家的事务？这就需要研究。所以，民主制需要理论。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实行专制统治，中国的政治学者要创造自己的政治理论则是缘木求鱼。换言之，在中共的治国理政过程中，中共最终依靠的是暴力，它不需要进行解释和获得人民的同意。

2016年夏，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一次全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后来，很多中国的领军社会科学家不断开会和写文章，呼吁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习总考虑的是如何在国际范围内为政府争取话语权。也听见习总在非正式场合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共的灵魂。但是，习总为何这样意有所指地说需要新理论呢？或许，习总也意识到，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理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造新的政治理论。但是，或许习总不知道，只要中国实行专制主义，政治学者很难创造政治理论。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者也没有创造任何重大政治理论，而且这样的局面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未来能创造政治理论的地区还应该在西方。中国是不会出现新的政治理论的。所以，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就连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创造新的成体系的政治理论。所以，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其政体和国家建构一直存在一种历史的不确定性。它们不愿意照搬西方的政治理论，但也没有自己的政治理论。它们会保持观望。但是，一旦西方国家产生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政治理论而令西方国家的建设取得明显的进步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可能会面临更加难以应付的政治理论危机。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陷于政治理论危机之中。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如果说马克思有政治理论，那还不是政治学理论。马克思没有创造完善的政治理论。例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也力主工人阶级的政府必须实行普遍制。一旦实行普选制，所有阶级背景的人都能投票，那么，当选上台的政治力量如何组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府而不代表其他阶层的人士？能推行无产阶级专政吗？马克思的理论内还有更多的理论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显而易见，中国的国家建设需要完善的和系统的政治理论。但是，一切真正的政治理论肯定就是民主的理论。既然中共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它就必然实行专制统治。专制统治根本不需要理论。它怎么会欢迎社会科学家们创造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理论？我表示质疑。从一个独立学者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不要说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创造政治理论也不可能。只有在西方国家里才能创造政治理论。个人认为，由于没有政治理论，中国已陷于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统治危机。没有理论，你看不见未来发展的方向。也还是前面举出的一个例子：你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怎样改？如果不是最终与西方国家的政体趋同，你的政治改革最终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没有人说的清楚。政治改革自然也就不能进行。这已不能依靠经验。必须有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指导原则。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治改革虎头蛇尾和半途而废其实就是没有可行的政治理论。如果学术界能创造出一套政治理论，不仅能让国外的学术界认同，而且也能巩固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那中共也一定会欢迎和欣喜。问题在于，在专制制度下，领导人是不能接受鼓吹民主的政治理论的。尽管中国也有一些主张自由化的学者写一些含沙射影的著作或文章力陈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无奈这样的作品不适合中国的专制制度国情。所以，尽管这些年中国不少学者大肆鼓吹中国的治国理政的所谓伟大成就，政治理论危机始终挥之不去。过去，中国的理论导师一直宣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中共的治国理政也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由于实行专制制度，实际上没有政治理论指导，至少没有宏观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理论指导，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习近平总书记要将中国引向何处？要建立专制主义独裁政府领导的伟大国家？

本人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国家理论，也包括一套非常特别的政治理论。我可以保证理论完全独特，而且具有很深刻的见地。目前，几乎无人知晓。我证明，人类从使用语言开始，逐渐开发和利用媒介，这些媒介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人们逐渐建立自己的文明社会，原始社会也因此而解体。人类在自己的语言通讯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人们在语言通讯过程中组织国家，并且通过采用各种语言解决方案实现国家的管理合理化。这些合理化就包括自由、平等和民主。我的研究证明西方国家治国理政的合理性。我用一种特殊的政治理论说明西方国家的制度的合理性。西方人也开始了解到，他们国家的制度还有另一种非常特别的解释。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我的研究没有能够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尽管我认为，我的研究拓展了人类的政治理论知识的疆界，为人类社会增加了很多政治理论知识，我估计以习总为领导的中共是不会对我的理论感兴趣的。但是，我个人并不担忧这个问题。人们要认识到我独自创立的政治理论需要时间。我很耐心。但是，我也认为，人类能够创造的政治理论不会很多。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刻，人们或许会发现，本人创造的理论具有使用价值。这个时候，我或许也会发现，这样的理论能为后代人建设自己的自由平等的幸福国家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