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战後反左传统，成为自由民主堡垒灯塔，至今不熄灭 |
| 送交者: 2020年03月12日11:19:5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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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和共产党不会在美国掌权：美国与欧洲的分道扬镳在二战中，《麦田捕手》的作者、作家沙林杰（Jerome D. Salinger）是一名美军士兵和反情报官，他是率先见证纳粹政权全貌的美国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进入德国集中营，见到了难以想像的惨状：焦尸，一堆堆的焦尸。他写道：「烧人肉的气味留在鼻孔里，怎麽也无法完全消除，活再久也一样。」 沙林杰的传记作者描述说，成堆的裸露尸体让沙林杰看不下去，尸体一堆又一堆，看似全是死人，但有时里面会传出声音，士兵会发现里面竟然有人还活著。他们发现有些幸存者瘦得不可思议，颊骨明显到宛如脸上长了角，腕骨也暴凸，皮肤绷成犹如尼龙裤袜，薄到看得见骨头。军人见识过太多惨状了，而沙林杰经历几场激战，不能说经验不够，但经验再丰富的军人也无法不被这种惨状吓倒。 美军统帅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第一时间巡视了布亨瓦德和达豪集中营，立即请全球摄影记者前来记录历史。他找来巴顿将军和其他将领，说：「你们非看看不可，因为以後不信这种事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沙林杰很快因创伤後压力症候群而在纽伦堡入院治疗，让他心灵不堪重负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他在集中营见到的一切，欧洲是一座犹太人的坟场。他是拯救者，也是受害者，他的身心和性灵都受重创，一生都无法复原。 此一场景也是美国与欧洲分道扬镳的标，美国从此不必在欧洲面前自卑，不必再羡慕欧洲的文化、学术和智慧。欧洲沉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奉行「知识分子治国」的原则：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哲学博士，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与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希特勒的内阁中有太多博士；史达林（Joseph Stalin）身边也充斥著主修「马克思－列宁神学」的专家和推行计划经济的技术官僚。 美国历史学家理察・霍夫士达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虽然成了世界工业领袖国，却被视为西方世界的「文化盲都」，但在二战前後，欧洲在文化和道德上逐渐失去对美国居高临下的地位。最关键的原因在於，欧洲诞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霍夫士达特承认，法西斯是美国人前所未见的极权政治与暴政，欧洲民主列强对它的包容讨好也实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一个败笔。纳粹与苏联在一九三九年的协定——只有那些最容易受骗的人才看不出来布尔什维克的外交手段与法西斯一样——戳破了苏维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也使得世人知道共产社会与民主社会的确是不同的。作为一名明显倾向左派思想的大学教授，霍夫士达特敢於大声谴责法西斯的暴行，却对共产主义阵营同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笔带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太过遥远，中国历史学家高华揭露延安真相的杰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西方的读者远远比不上斯诺充满谎言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中国作家杨继绳关於大饥荒的杰作《墓碑》至今仍然没有英文版。 霍夫士达特不可能背叛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小世界」，他在书中对美国的所谓「反智传统」提出尖锐批评。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国不需要借镜外国的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在二战末期，当法西斯死亡集中营的新闻传出後，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论多麽丑陋的事件都算小巫见大巫了。欧洲的倾颓与苦难忽然让美国承接起对世界的责任。美国作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说：「美国现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而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是「民主文化的代表，在立国之初就如是，而在内战後更蓬勃」。他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有了艺术与文学上卓越的振兴」——美国人有理由怀疑知识分子主宰的世界「真的会好吗」？在美国人看来，随便从黄页上找来二十个人组成内阁，一定比从哈佛大学挑选二十个教授组成内阁强。 像 反对「反智主义」，其实是固守「政治正确」的神光圈霍夫士达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研究将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且博闻强记、妙笔生花，《美国的反智传统》出版後既畅销又成为学术经典。这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今天又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历史学者余英时指出，「这是和川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分不开的。」换言之，人们将川普当选视为美国「反智传统」的极端体现，霍氏的著作可以充当「批判的武器」。 霍氏从美国的宗教、教育、商业和民主政治等四个面相展开对「反智传统」的批判。然而，他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这个所谓的「反智传统」，与其说是「反智」，不如说是「反左」，它是捍卫美国观念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美国或许就沦为美洲版的纳粹德国或美洲版的共产党苏俄了。 霍氏承认，「我们不应该过度美化智识的功能，所以任何务实地评量智识在人类世界中的位置之举动，不应该被看成是‘反智’」，他也同意艾略特（T.S. Elliot）的观点，「智识背後如果没有人性作为指引，则我们对它只能像看待会下棋的天才儿童，纯欣赏而已。」 他也承认此一历史事实：一九三零年代共产主义对於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的确大於对社会其他人的吸引力，而且真的有过若干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例子——某些知识分子对於共产主义的过度信仰使得他们背叛了国家。其中，有个让人沉痛而尴尬的案例：一九三八九年八月，纳粹与苏俄签订和平条约前夕，有四百名美国知识分子联合发出宣言反对诋毁苏俄是「极权政体」，而且认为苏维埃是「人类和平的中流砥柱」。霍氏虽然是左派，但他这种具有古典气质的左派还算有良心和常识，不像今天的左派连良心和常识都丧失了。 今天的美国知识界，最需要的不是捍卫僵化专横的「政治正确」、反对所谓的「反智传统」，而是「反左」，因为知识界已沦为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左祸泛滥的重灾区。 美国学者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葛瑞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在《为什麽我们制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纪最大规模心理危机，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让下一代变得脆弱、反智、反民主》一书中所说的「反智」，内涵跟霍夫士达特的「反智」可谓南辕北辙。该书揭示了美国教育界、文化界的「政治正确」教条是如何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教授们立场倾左，艺术家、诗人和爱看外国电影的人也是。在人文及社会科学其他核心领域，左右派人数比几乎全都超过十比一。 这种失衡情况在新英格兰名门大学更严重。教师之间缺乏政治多元性，从三个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後果。第一，很多大学生很少或没有接触政治光谱另一边的教授。第二，教师之间没了观点多元性，代表学生对政治争议学到的主张往往「左偏」，与真相存在落差。第三个，有些学术社群（尤其是位在美国最「进步」区域的那些），政治同质性太高也太过凝聚，以致产生与大学正常目标背道而驰的集体实体特徵——当集体实体为行动而动员，他们更可能是为了贯彻政治正统，而不是为了容忍对其核心意识形态信念的挑战。而政治同质的群体更容易发生猎巫，在他们感受到外部威胁时尤其如此。 川普当选的那一天，哈佛大学几乎一片鬼哭狼嚎，校方甚至下令听课。而在一所小学甚至有一名跟川普同名的孩子遭遇霸凌——左翼跟极权主义往往只隔一层薄薄的玻璃纸。 市场是检验智慧的首要标尺霍氏在书中以专章梳理了美国知识界与商界彼此敌对的历史与现实。美国知识分子视商业活动为智识的敌人，更通过主流媒体和好莱坞将商人描述成「万恶之源」，商人都是贪婪、冷酷、自私、道德败坏的人渣——在「零零七」系列电影中，无所不能的英国情报员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面对的敌人，很多都是富可敌国、妄想统治乃至毁灭世界的商人，比政客、军阀和独裁者更坏。 然而，商人是粗鄙无文的「反智主义者」，文人是「反智主义」的狙击手和智性传统的捍卫者，这种两分法是靠不住的。霍氏承认，那些批评或蔑视商人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很窘迫：他们的作品与生计是靠大企业设立的基金会赞助，他们不敢到市场上接受检验；但一谈到「最高原则」或「价值」时，他们马上双手握拳要与商人战斗了。这是一种可耻的人格分裂，他们连中国古代士大夫「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品格都不具备。一个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搏击、赢得读者和人心的作家和学者，跟一个接受政府资助或商人的基金会豢养的作家和学者相比，谁更有智慧呢？ 霍氏并未论及另一种更大的分裂：那些声称反对商业文化的知识人个体及机构，偏偏又是最商业化的。比如，好莱坞宛如一部巨型印钞机，靠贩卖对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仇恨来赚得金山银山；又比如，貌似清高的大学，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常春藤名校，同样是巨型商业机器，教育是最赚钱的买卖，哈佛大学每年得到近四百亿美金捐款，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吸纳了包括习近平的女儿、薄熙来的儿子在内的许多独裁国家的官二代，此种行径如同帮助希特勒和史达林培养接班人，他们并不以此为耻。 反之，真正的商业主义并非「反智主义」的一部分，市场是检验智性的重要标尺——即便不是唯一的标尺。美国普通民众有一种对白手起家者的尊敬，他们相信：「这个国家中最杰出的与最有冲劲的人并不是生於富豪之家或是名门的人，而是那些靠著自己的努力而获致财富与名望的人。这个国家的繁荣都是靠这类人。」白手起家者是这个国家的标杆，这个词语的发明者克雷（Henry Clay）说：「在肯塔基州，每一个我所知道的工厂都是有企业心的白手起家者设立的，他们靠著耐心与勤勉工作而累积了财富。」 美国人的信念是，意志力和信心比智商或天才更重要——如何培养勤俭、勤奋工作、坚毅恒心与不嗜饮酒的精神才应当是教育的核心。这也是川普的信念。川普是经历了市场的重重考验和淘洗的成功者，而川普的那些民主党对手们，大多数都是终身官僚机构中好吃懒做的蛀虫。 商场是创造者的大海，商业是美国强大的基石。美国精神不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左派正义论，而是艾茵・兰德（Ayn Rand）的个人主义——艾茵・兰德在其代表作《源泉》中指出，唯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上的国家才是最高尚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最伟大成就，最伟大的繁荣和最伟大的自由的国度。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无私的服务、牺牲、放弃，或者任何一条利他主义的箴言之上。它建立在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之上。」她坚信，文明就是一个将个人从人类中间解放出来的过程，她也看到了美国的危机所在，「而今，在我们这个时代，集体主义、这个二手货和二流子的信条，这个古老的怪物，又冒出来横行霸道。它将人们带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层次——知识分子的沉沦。它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恐怖。它毒害了每一个心灵。它已经将欧洲的大部分吞噬。它即将吞噬我们的国家。」 美国基督教传统的三个分支：清教徒、灵恩派与成功神学霍夫士达特在书中探讨了美国的基督教精神与「反智传统」之关系。他不是基督教神学家，却比很多「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牧师和基督徒，对种种不同的基督教有辨别能力。基督教不能泛泛而论，不同宗派与脉络的基督教之差异，甚至大於基督徒与无神论者之差异。 在美国，大体而论，基督教传统有三条线索。其「正传」或「真传」当然是清教徒传统，可惜清教徒传统在当代已由大江大河变成涓涓细流。霍氏认为，清教徒传统强调教育与学问，那些创建了哈佛大学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的清教徒，非常注重对圣经的诠释与理性讨论，而不赞成狂乱的激情式崇拜。当年，清教徒式的讲道结合了哲学、虔敬与学养；事实上，他们的群众教育的目标之一，乃是训练一群能了解如此讲道内容的教友。清教徒神学的一个焦点在於：清教徒的运作本来就在智性与感性中寻求平衡。「如果没有理性，则没有真正的信仰。在宗教中真理与意义永远是必要因素，而理性是辨识它们的工具。……如果我们给上帝的是‘愚人的奉献’，则上帝不会悦纳。」 霍氏是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自然娓娓道来：在美国初期的历史中，有两种知识分子具有权力，一是清教徒的牧师，另一类则是建国始祖们。清教徒牧师创立了新英格兰的智识主义传统，而且培养出坚毅的精神。而建国之父们留下的遗产也深受清教徒思想的影响，他们给这个新国家一个融贯完整而可行的价值体系，给予其认同上的定义，给予其历史定位，提供国族存在感，以及一个行政体系与政治规则。 但霍氏没有论及的是，这两种人其实有相当的重合部分——比如，唯一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牧者是长老会牧师兼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之前身）院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威瑟斯庞主张，自由和政治公正能够促进「对神和其真理的认识」。他还提醒基督徒公民要在公共事务上显出个人美德：「要记得，你对上帝、国家、家庭和你自己的责任都是一样的。」他声称，牢记这个责任，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一个国家的风格是纯洁的，如果真正的信仰和内在的原则都生生不息，那麽即使最强大的敌人企图反对它们，也往往会受挫失败，以失望告终。」威氏是牧师兼公共知识分子之典范。 然而，约翰・威瑟斯庞在一篇题为《上帝护理的主权在人的激情之上》的讲道中的警告，并未引起教会和信徒的警醒。半个多世纪之後，在「大觉醒」运动中登场的正是将人的激情放在上帝的护理之上的「振奋派」，即後来的灵恩派。人的激情压倒了圣经真理，感性压倒了理性，基督教被民间宗教化，甚至每个传统宗派都被诺斯替主义所影响和渗透，基督教内部的「反智主义」由此而产生。 另一个分支就是霍氏所说的「宗教沦为世俗的工具」，即当代美国教会盛行的「成功神学」。那些超大型教会的牧师宛如从事传销的推销员，外表光鲜、衣冠楚楚、口若悬河，不亚於偶像级娱乐及体育明星。他们宣称：「如果你信教，你的薄弱意志、自卑感、恐惧、罪恶感或其它任何阻碍你发挥能力的障碍都会消失。」美国神学家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说，美国当代宗教有一种趋势，就是「将宗教视为可以增加个人力量的一种东西，而非关於灵魂如何受天启指引而改造的东西」。因此，其结果是「人是宗教的核心，而上帝成为人的帮手而不是审判者与救赎者」。这就不是「神本主义」而是「人本主义」了。这种成功神学当然也是「反智主义」的。 灵恩派和成功神学，以及它们的合流（它们必然走向合流，「医病赶鬼」、「长命百岁」和「发大财」是其「规定动作」），肯定不是基督教的真意。真正的基督教绝对不是「反智主义」的宗教，清教徒神学是最高理性与最高感性的完美融合，是「因真理，得自由」。如果用作为世俗主义者的霍夫士达特的话来说，「智识」就是指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创造与思索的能力，专业角色与技术并不会让一个人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具备某些元素——不偏颇的聪慧、推理能力、自由想像、第一手观察能力、创造力与尖锐的批判力；那麽，在清教徒传统中可以找到这一切。美国未来的成败，端赖美国人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耐心和德性，重新找回这一几乎失落的传统。 (以上转自关键评论网站-余杰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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