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亂屠殺、人口驟降這個角度看，中國和中國人的野蠻程度、反文明行為的規模，在世界歷史上名列前茅。而且這種野蠻，一直持續到中共建政前後的土改，持續到文革，甚至持續至今。國人對同胞，何以出手如此之狠、殺氣如此之重！


　　上個星期在幾期《伐林追問》節目中談到中西方傳統文明的比拼，其中有一期，是從野蠻的角度談的。有位旅居加拿大的老兄長收聽了來信給予鼓勵，並索要文字稿。做這些節目，因為我不善言辭，思路也往往比較慢，都會事先準備一個詳細提綱和一堆圖片，所以老兄長要文字，倒也不難。整理完之後，我想，也不妨貼上我的博客，請更多的朋友來探究。


　　論愚昧中世紀歐洲人占了上風，論野蠻中國人當仁不讓

　　高伐林，（《伐林追問》節目第62期，20200219）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歡迎收看《伐林追問》第62期。
　　上期我們說文明的反義詞，一個是野蠻，一個是蒙昧。在衛生特別是公共衛生、對抗瘟疫的問題上，古代中西方PK，中國人得分較高，尤其是北宋以後，在制度上、技術上、文化上、觀念上有比較科學、比較成熟、比較完整的體系，文明程度更高，而西方的中世紀，直到十六七世紀，愚昧、迷信做法相當多。有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你在為中國人“洗地”啊。
　　好吧，那這期節目，在他看來肯定就算“抹黑”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不得不說，中國人表現了很野蠻、非常野蠻的一面。哪個方面呢？中國的戰亂屠殺。我們看看屏幕上的示意圖，好幾次中國人口出現斷崖式、跳水式的劇降。

　　中國人口規模歷史示意圖

　　秦暉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寫過一篇文章《何來如此深仇大恨》，講述了戰亂屠殺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如果說歐洲人口的幾次大幅度減少，都是因為黑死病等瘟疫，其中不管偶然必然、或多或少有一定人禍的成份，表面上總還是多半是天災；那麼中國人口的劇降，主要是戰亂屠殺造成的，就是人禍了！
　　大家都知道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兵車行》：“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明朝有個叫沈明臣的寫了一首七絕，最後兩句說“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他本來寫的是一場夜襲巷戰，突出的是殺得快和沒有動靜。但是後世人引用，往往用來形容殘酷——“殺人如草不聞聲”！
　　戰亂屠殺伴隨着改朝換代。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而且中國歷代王朝的壽命，又相對較短，甚至很短，像秦朝只有十四五年，隋朝只有37年，最長的朝代是周朝，延續790年，居然都排不上世界前五。一般都是兩三百年，三四百年，像漢朝，西漢東漢加起來407年；宋朝，北宋南宋加起來319年，而唐朝289年、明朝276年，清朝從遷都北京算起是268年。這樣就造成戰亂屠殺特別頻繁。
　　中國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幾乎是人類歷史上獨有的。歷史上多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歐洲人口嚴重下降，也仍然無法與中國改朝換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相比。
　　說到“中國人口變化”，最權威的是《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首次出版的，皇皇6大卷400萬字，被譽為“無愧於泱泱大國的里程碑”，是“中國史學界近年以來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主編葛劍雄博士在這部書出版的時候正巧年滿花甲，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出版有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數十部專著和文集，是無可爭議的權威。他在第1卷里，寫了20餘萬字的《導論》，對中國人口史研究的主要問題與總體看法，進行了全面論述，被稱為中國歷史人口學的奠基之作。六卷按照朝代、年代順序寫下來，從先秦到明清、民國，每一卷的作者，也都是各個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當代水準。
　　《中國人口史》我久聞其名，未讀其文。為什麼呢？這部巨著的重點所在，是人口調查制度、人口的數量變化、人口的分布、人口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等方面，有大量專業數據和圖表，不是我這個“半瓶醋”能輕易啃下來的。印數只有500套，說明這套書，是給專門研究人口的精英專家們看的，我顯然不在內。但是我還是想介紹一下這部巨著中關於中國人口變遷的某些發人深思的重要數據。

　　在介紹葛劍雄博士領導的團隊的成果之前，我想先介紹秦暉教授對中國人口的看法。
　　秦暉教授說，中國人口的暴漲暴跌，對比極為鮮明。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他說：按照中國史書的記載，比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要高出一倍以上！三分之一的一倍是多少？那就是三分之二，“高出一倍以上”，那就是人口下降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更多！
　　秦暉列舉：
　　西漢末年人口將近6000萬，王莽時期發生大亂，幾十年間就使人口損耗三分之二，東漢光武帝劉秀恢復天下太平時，人口只剩下2100萬。
　　東漢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人口又恢復到5648萬，但又發生了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與軍閥混戰，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重歸一統時，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只有760萬，可以說消滅了七分之六。
　　大亂幾百年後隋文帝統一中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盛世，人口發展到4600多萬。但這個盛世，前面我講了，隋朝只有37年，隋朝末年大亂又是毀滅性的，到唐高祖統一的時候，第一個人口統計是200萬戶，按中國傳統的五口之家來計算，也就是1000萬人口左右。
　　經過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發展，在安史之亂前一年，即公元755年，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近5300萬，仍比西漢平帝時要少。第二年又陷入了百年大亂，到了唐代宗時期，中國的人口又劇減70％，降為近1700萬。
　　唐之後是五代十國之亂，到了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全國剩下309萬戶、1500多萬人。
　　我以前講過，宋代經濟比較繁榮，人口發展比較快。南北宋之交的遼、金入侵的戰亂，對人口的影響相對還不大，到公元1190年，宋金對峙雙方人口合計達到7633萬，第一次超過一千年前的西漢末年，再創高峰。
　　但是元滅宋金，人口再降。秦暉舉了四川為例，從南宋的259萬戶劇減到元初的20萬戶。八十多年後元末大亂，又使中國人口受到嚴重打擊。
　　明代的人口記錄，秦暉說“很怪”：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31年內，人口增長出奇地快，到朱元璋臨死時據說已經達到5900多萬——差不多六千萬！以後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到了明末，又是農民暴動，又是滿族入侵，一場浩劫連一場浩劫，清初恢復統一後統計，剩下1900多萬。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人口增長很緩慢，乾隆中葉以後，人口增長突然加速，秦暉稱這是中國人口史上的大謎：在100年間中國人口先後超過1億、2億、3億，到咸豐元年，也就是公元1851年，達到4.3216億，形成中國人口史上的又一個高峰。但很快又陷入大亂，太平天國戰爭加上回捻之亂，1863年，也就是太平天國滅亡的前一年，中國人口的數字已經掉到2.3億。以後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數字一直都在咸豐元年也就是4億左右的水平徘徊。
　　秦暉強調：以上都是歷朝歷代官方史書上的數字，存在着嚴重的統計爭議。一些研究認為實際情況沒那麼駭人。
　　下面我就要說到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掛帥的六大卷《中國人口史》了，學術態度比較嚴謹，用秦暉教授的話說，這部書可以說是對中國歷史上歷次大亂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
　　根據該書的研究：
　　西漢末年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
　　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
　　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萬降至2500萬；
　　安史之亂後戰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
　　宋元之際大亂，整個中國（包括宋、遼、金、西夏的總計）人口從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
　　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大亂，人口由4.4億降至3.6億；
　　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儘管實際上也是戰禍不斷、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增長，1949年增長到5.417億。
　　根據該團隊的研究，歷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現象，元以前的第一階段，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後至清末的第二階段，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中國人口史》作者說，這種變化其實主要是因為元以後中國人口基數大了，分布廣了，而且出現了多個人口稠密中心，大亂不可能席捲所有這些地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
　　這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制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前面秦暉教授所引述的歷朝歷代正史的數字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維蘇威火山爆發之類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長期的、反覆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第二例！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是中國人永不能忘的慘痛記憶；可是兩千年前，在短短幾十年內，長平之戰，秦國坑殺趙國投降士兵40萬，新安之戰，楚國坑殺秦國投降士兵二十餘萬，而當時整個中國人口也不過才兩千多萬！
　　我在美國參觀過多個古戰場。離我家不遠的Gettysburg——林肯去演講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的地方，那裡是美國國家歷史公園，紀念號稱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死傷最為慘重”的戰役，死傷多少人呢？五萬多人。
　　整個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雙方軍人死亡人數高達75萬；另有估計，約有10％的20-45歲北方男性，30％的18-40歲南方白人男性在戰爭中死亡——這兩個數字，就不光是軍人了，平民也包括在內。
　　這些數字相當驚人。但是，與中國相比，望塵莫及。我說中國人野蠻的程度遠遠高於同時代的西方人，是有數字為證的，國人自相殘殺的殘忍讓人聽來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國戰爭就基本上與美國南北戰爭同時期，雖然全國人口減少的比率沒有元朝以前那麼高，可是戰爭波及的那些地區，人口減少之驚人絕不亞於前代。按地方志記載，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成為戰場的江浙一帶，人口耗減都達到一半以上，像蘇州一府（是全府各縣，不是僅蘇州城）耗減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減了五分之四，屠城、屠鄉的記載比比皆是！
　　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反滿大力渲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漢族的內戰中更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僅就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統計，四川有人口385萬，到清初順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後統計，只剩下一萬八千丁！丁是納稅的單位，加上婦女孩子，加上未統計在內的遺漏人口，充其量也不超過10萬人吧。從385萬到10萬，要說是人口滅絕，一點都不假。那時的成都是一片虎狼出沒的灌木叢，鄰近府縣都是無人區，駐軍無處覓食。所以索性放棄，連政府都不設了，直到清朝順治末年，巡撫才回到一片廢墟的成都，重新設置政府機構。現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後移進去的。中國有個說法：“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清朝的，以湖廣行省為主的老百姓大規模向四川移民的群體遷徙。朱德元帥寫過一篇散文《母親的回憶》，開篇就說：“我家是佃農。祖籍廣東韶關，客籍人，在‘湖廣填四川’時遷移四川儀隴縣”；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也說：研究者“說我們家是從湖北遷來的移民。連我的叔叔也說，小時聽大人說，鄧家是從湖北遷移來的”。
　　過去傳統文人把四川大屠殺歸罪於“流寇”，說是張獻忠把四川人。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意識形態出發，為了維護張獻忠這個“農民起義領袖”，很多人寫文章論證“不是張獻忠屠殺四川人，而是官軍和地主武裝屠殺四川人”。改革後有人就說，其實兩說都對，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瘋狂殺人。
　　清代文人記載說，張獻忠為證明他殺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許多“聖諭碑”，就是張的語錄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又被稱為“七殺碑”。到底有沒有“七殺碑”？經過1950年代以來的研究，的確發現了幾塊傳說中的“大西皇帝聖諭碑”——“大西皇帝”是張獻忠自封的，如今四川廣漢市的公園裡還豎着一塊。只是碑文與清人的說法有點出入，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後面不是七個殺字，但正如當代著名南明史家顧誠先生評論的：此碑殺氣之明顯，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爺對人百般照顧，可是人逆天欺天，所以該殺。刀下鬼們，你們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該殺吧！
　　話說回來，四川人的確不是他張獻忠一家可以。的。張獻忠發狂地進行滅絕性屠殺，是在他敗象已露、絕望掙扎的時候，那時他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被明朝官軍曾英控制；以樂山為中心的川南，則是明朝官軍楊展的地盤。張獻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帶。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軍屠殺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實上，那時四川何止“官軍”與“流寇”，一般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下，為了苟且偷生，也是互相殺，甚至互相吃，人對於人就是狼！
　　從戰亂屠殺這個角度看，中國和中國人的野蠻程度、反文明行為的規模，在世界歷史上名列前茅。而且這種野蠻，一直持續到中共建政前後的土改，持續到文革。前些年我受明鏡集團的委派，曾經協助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宋永毅教授，編輯出版過廣西文革機密檔案，36卷加續編10卷，共46卷，是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廣西自治區黨委和下面各市委、縣委分別組織多個調查組，調查數年後向上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記載的史實，野蠻程度令人髮指。野蠻甚至持續至今。就在昨天我看到視頻：新冠病毒肺炎期間，為封城隔離，所謂執法者對違反禁令者劈頭蓋腦、拳打腳踢，出手之狠、殺氣之重，就是土改、文革中暴徒橫行的再現。
　　無數事實讓我深思：我們到底有沒有資格自稱“文明古國”？
　　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收看收聽，下次節目再見！


　　老高補：人們了解了中國人同胞相殘的野蠻程度在全球無出其右，很自然就要問：為什麼會這樣？秦暉教授介紹這些史實的文章，標題就是個問句：《何來如此深仇大恨》。共產黨宣傳階級鬥爭，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共產黨畢竟只有99年，這種野蠻殘殺卻有了三千年。有人也會到中國傳統中去找原因，從資源、文化、社會矛盾、生存空間等等方面分析，也探究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無毒不丈夫”“斬草要除根”“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些話中透露的心態……有人甚至說的更極端：每個中國人心裡都有一座張獻忠的“七殺碑”！這個話題更大，對這些說法，我會在今後節目中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