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释

虽然前文《李文亮产生的极大社会效应——利益集团的恐惧产生一个“拐 点”》讨论了李医生身后旋风骤起的中国大地上呼吁“言论自由”的民间浪潮，没有详细讨论到的，是与其平行的，但是相形见绌的五头五尾对李医生的百般诋毁——无非是执行GCD大外宣的“降温毁容”的圣旨，妄想借此抹去GCD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滔天罪行。

其中的头牌问题是“李文亮是吹哨者吗？”好像如果他们能证明李文亮不符合“吹哨者”的定义，那么中国人民就没有资格要求“言论自由”，就必须在GCD为中国人民所禁锢的铁罐头盒里，继续暗无天日地忍辱屈膝地牛马一般地“活着”下去。

什么是“吹哨”？很明显，只不过就是“走漏风声”罢了——原始的吹哨，是中国人所说的“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意思——你放在那里一只开口容器，风一吹过，哨声自然响起。而那个“吹哨者”首先就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的偶然事件。它不一定是指球赛中裁判一样的“法官”裁定，不一定具有任何法律意义——它的起码社会意义，是指那些恶浊的见不得人的犯罪行为，虽然人为地一时间还处在隐秘状态，还是叫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至于“吹哨者”是有心还是无意，是大声还是耳语，是不是吹醒了群众，是不是有社会效应——诸如此类的枝节问题，都对隐秘信息的公开化，不构成任何歧义。

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医生——我们看到——第一个医生开出一张诊断书，那就是一只现成的“开口容器”，而第二个医生，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股小风，吹过那个罅口，它就“呜......呜......”地发出声响——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哨”。

李医生把武汉起疫的信息——在第一时间，这个信息没有任何社会属性，它只是一个事实，一个确切的医学事件，只有在那些不准备向武汉人民公开这一事实的人来说，它变成一个“奇货可居”的“internal information”——从一张诊断书变成了一条微信条陈，于是，他“亲自”打破了“隐瞒疫情”的“捂盖子”黑幕。

哨声已经“外泄”——就跟“冠状病毒/官状病毒”从P4实验室的“外泄”一样——如果没有“后续过程”，那就象一阵风吹过，神马浮云而过，不带走一片云彩。

李医生的遭遇滑铁卢，是因为有人看见李医生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的自由主义“不法”行为，为了告密求赏，把他“告发”于官。报官——等于“吹哨”系列行为链中的“第二哨”——这一哨，构成“实际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链——从信息链的info，变成法律链的action。

你知道的，传唤，“训诫”，画押——说是法律行为吧，没有经过法院，没有沿界定的法律程序；说它不是法律行为吧，它却切切实实是由我们的国家机器按部就班的执行，一丝不苟地落实。

它，虽然好像结束于“签字画押”，没有法律后遗症，但是，就实质而论，它几乎就和中国法律界已经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一样——只要有一个官方人士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就可以不经过任何公民权利鉴别，马上“打入另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敌人，丧失一切公民权利。

李文亮应该庆幸他活在“明主盛世”，没有在画押之后送去劳教所——反而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谢主隆恩”，马上奔赴防治武汉起疫的第一线——官家认为武汉瘟疫“不会人传人”，算是“本单位劳教”吧。

如果说，李医生不算“吹哨”，那么官家，我们的国家恐惧机器，为什么要“预恐惧”一番，要如此严重地小题大做——不就是要为他们的极端恐惧，为李医生的，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半夜雷鸣”般的走漏风声“消音”“消哨”吗？

五毛们，在另一方面，绝对不是李医生那样的“偷偷摸摸”地叮嘱他的微信朋友群“不要外泄”，他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大吹大擂，是我党妈如假包换的“吹鼓手”——他们不服气李医生的“非英雄”，“非烈士”的“非壮举”竟然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点赞。他们说，我们按党妈的教导，“走露”无穷无尽的“洗脑info”，怎么就没人赏脸呐？

关键在于，五毛们说的，辩解的，重复的，统统不是“谣言”（按照官方定义），所以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不具备“社会预言”的任何价值。

——如果说你们也在“吹”，你们吹响的只是一只没有嘴儿的烂夜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