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思想为何与共产党相合又相斥? |
| 送交者: 2020年01月02日11:08:1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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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为何与共产党一拍即合？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道德理念必须经过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1905年，严复作为大清国特使，赴伦敦与英国政府交涉开平煤矿事务。被清廷通缉的革命派领袖孙文正好路过伦敦，特意前去拜访。朝廷命官与通缉犯见面，倒也不尴尬。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文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跟激进派孙文相比，严复更接近保守派。 不过，严复并非我所定义的那种保守派。严复在留英期间所接受的英国文化，是被近代左翼思想玷污的英国现代文化的末流，是史宾塞（Herbert Spencer）、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及其背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伯克（Edmund Burke）最担忧渗透到英国文化中的法国大革命思想奠基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更何况，严复对英国和西方思想的翻译介绍，有著迫切的功利之心，那就是「寻求富强」——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以此作为严复传记的名字。这或许是严复无法逃避的历史宿命：他要为被西方羞辱的祖国讨回公道。然而，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过於急功近利，使得严复未能发现另一个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英国：伯克的英国、保守主义的英国、清教徒的英国、大宪章和普通法的英国。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血腥的一面时，绝望的严复转而拥护孔教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这是他在「寻求富强」的过程中抓到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大清国崩溃之後，严复的论敌康有为继续「变儒家为儒教」的乌托邦事业，乃至参与臭名昭著的张勋复辟；而康有为的论敌章太炎，失去了早年革命派的意气风发，转而成为「国粹派」与「汉学派」，并试图以民族主义取代儒家中圣人与君王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西化派和X派对立的是长期被遮蔽的学衡派，这个守旧的学术群体聚集在东南大学，遥遥地与趋新的北京大学对峙；三十年代，梁漱溟、张君劢等中国文化守成派力图在乡村建设和政党政治中实践其理论，却无法与越来越激进和血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学说抗衡。 史华慈认为，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情感很少会对当时的政治秩序有所肯认。」 三十年代，在剿共内战和日本入侵的战火中稍稍获得喘息之机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在王阳明的推崇者蒋介石的号召下开展虎头蛇尾的「新生活运动」，其思想资源大部分来自儒家，少部分来自法家，更少部分来自基督教（卫斯理教派背景的宋美龄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蒋介石及其幕僚陶希圣、陈布雷、陈立夫以及模仿德国纳粹褐衫队的蓝衣社，想从儒—法综合的角度，为建立现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寻找本土的历史先例，由此实现「以德治国」、「以法（法家）治国」。对此，史华慈指出：「当时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想必是对儒家传统的『现代』效用，怀有高度的信心。」但是这个运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在赤贫的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之际，要求他们不随地吐痰，无异於天方夜谭。 1949年，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作为失败一方的，不仅是国民党及勉强依附於国民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还包括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留在中国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者受尽屈辱、生不如死，逃亡天涯的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徐复观等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则痛定思痛、逆流而上——1958年，海外新儒家发表《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却也不讳言用日耳曼哲学中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观点重新诠释儒学。 这群海外新儒家大都认同现代民主自由价值：徐复观感时忧国，猛烈批判中国从秦汉以来定型的皇权专制政治模式，指出儒家的根本缺陷在於倾向於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承认中国文化在政权转移时的暴力问题上交了白卷，但他仍然希望从古典儒学中寻找具有「人民主体性」的经世儒学。 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认为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但又承认由於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於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赞成民主法治，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因此，儒家道德理念必须经过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 吊诡的是，20世纪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有西学背景。学衡派的理论根基来自於美国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而新儒家最大的创新则是用德国哲学来启动垂死的儒家思想，这本身就表明儒家的生命力之衰竭。比如中国文化研究大家余英时，公开声明自己并非「新儒家」之一员，并指出儒家衰微的命运已不可挽回：「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余英时也在受访时指出，中国民间没有发展出像西方的教会那样与政权抗衡的组织体系，这是中国无法走向民主的关键因素。 至今仍执著於振兴儒教、并有一整套「政治儒学」论述的，是被刘小枫称为为「蒋子」的蒋庆。早年自称「儒家宪政主义者」、也曾翻译海耶克传记的学者秋风，认为蒋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是60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有意思的是，我记得2005年前後，刘晓波特意约了我，跟秋风、刘军宁在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晤面。那时，刘军宁刚刚撰文讨论从老子思想中发掘古典自由主义（当然不可能有结果），刘晓波打趣说：「内忧外患，自由主义的旗帜扛不下去了？」我则强调，自由主义本身无法成为一种让人可以安身立命的信仰或信念，所以在现实的压力之下，自由主义者的转向比比皆是；而保守主义要稳如磐石，背後应当有基督信仰的支撑。於是，我们又开始讨论基督信仰。尊崇儒教的秋风不以为然，与刘晓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数年之後，秋风继续向儒学偏移，乾脆将宪政的主张弃之如敝屣。他鼓吹继承孙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口号，事实上迎合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政策。2012年8月，他带著数十个学生在曲阜孔庙行跪拜大礼，被舆论痛批为「顺服专制」。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他斥责学运为「情绪化行动」，「带来的一定是负面结果，不可能有正面结果」，「局面混乱，开了一个极坏的头。」 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秋风强不知以为知地说：「台湾没有什麽X运动，蒋氏父子执政时尽力保护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宪政。日本、韩国都是这样。」秋风对台湾民主运动历史惊人地无知：他不知道殷海光、夏道平、彭明敏等几代自由知识人前赴後继推动的「思想解严」，却将蒋介石麻醉人民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当作台湾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他不知道从陈智雄到郑南榕、陈文成等殉道者挥洒的鲜血，却将专制屠夫蒋氏父子誉为「民主之父」。国粹派、「新新儒家」遂与蓝粉、国粉、蒋粉合流。 近年来在台湾，作为新儒家末流的「鹅湖学派」，在马英九主导的「课纲微调」中充当向大中学生推行洗脑教育的主力军。台湾学者郭柏宏指出，课纲微调十位委员，潘朝阳、黄丽生、陈昭瑛是鹅湖月刊社社务委员，潘朝阳还是时任社长，董金裕出身自台师大国文系，本身也编篡过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而由王财贵发起的、得到国民党和民进党大员一致支持的「读经运动」（读的是儒家中最末流的「弟子规」），也由台湾登陆中国。其背後的支持者居然是民间宗教一贯道，若是孔夫子地下有知，必定会哀哭切齿——理性主义的儒家从来对那些「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不以为然。 无独有偶，彼岸的中国，在中共当局的默许、纵容之下，「十博士上书反对圣诞节」、汉服运动、私塾运动、曲阜反对修教堂等亦成为热门的新闻事件。直至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於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作为「重大国策」宣告天下，共产党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对接和利用，不再遮遮掩掩，连泰山封禅大典都吹吹打打地上演了。 那麽，蒋庆的「政治儒学」会不会由此迎来其辉煌呢？习近平接见了北大温和的儒家学者汤一介，下一步会起用激进的蒋庆吗？蒋庆的梦想是做变法成功的康有为：他不认同海外新儒家，认为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入手，只是注重道德完善，偏安於学院之中；又批评新儒家热心於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背离了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导致中国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 蒋庆提出「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儒教人物取得全国政权或成为统治者之後，应实行「王道统治」。他还设计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实行「以礼治国」，反对法治、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 不过，蒋庆的朋友、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中国新儒家》一书中指出，蒋庆没有说出口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意识型态，从长远来看很难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暂时还不敢抛弃共产主义的中共，恐怕很难「大用」企图让儒家取代共产主义的蒋庆——数年前，当局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竖立了一尊孔子像，没有几天又悄悄撤走，此一细节显示中共高层对如何利用儒家和孔子尚举棋不定。 总而言之，从严复到蒋庆，从新儒家到鹅湖学派，对儒家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保守，绝对不是我所认定的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儒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经济上，儒家从未诞生保障私有财产的观念，并支持国家管制经济（以《盐铁论》为代表）。所以，儒家与共产主义才会一拍即合。 (以上转自关键评论网-余杰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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