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最近一则报道说，有病人家属杀死北京民航总医院替病人看病的医生。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发生医患纠纷，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病人家属不满意，就自己当法官和狱警将医生执行死刑。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中国。据说10年来，已有24位医生这样被病人或病人家属执行死刑。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病人或病人家属根本没有法律观念。遇到一个纠纷，不管有理或无理，根本想不到法律。国家政权机关的眼中没有法律。老百姓眼中也没有法律。

另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中国人很自私。遇到问题只从自己方面考虑问题，不顾及别人。没有同理心。据说杀人的病人家属杀死医生后，还逼迫其他医生给病人看病和治疗。如果不能医治95岁的老人的话，就要杀医生。如果所有病人或其家属都拿着刀逼迫医生看病，医生还怎样处处替病人着想？有些人就是拿杀人当作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要求的方式。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亲生经历。我家有一个亲戚，就是我父亲的弟弟在1957年经过我母亲的介绍从苏北农村来到江苏南京的江苏新华印刷厂当食堂的厨师。当时，还没有户口管制（1958年国家才开始设立户口管制）。所以，我父亲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就获得一个城市的单位户口，进了城。后来，我家支援三线建设去西北，我母亲的工作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分配给我家的房屋的一间给了我叔叔居住。我那个叔叔当时仅在江苏新华印刷厂有一个单身宿舍的一张床铺。后来，我那个叔叔退休，他儿子顶替进城，到江苏新华印刷厂当工人。居住在我母亲留下的房屋里。我家从西北迁移到浙江，后来回到南京。我叔叔的儿子看见我家回南京，就无耻地宣布他居住的我家的房屋从来就是他的。以前这个人在农村的时候，每次到南京都是战战兢兢的，农村与乡村差别大。他对城市感到很陌生。等到那个人进城以后，胆子就大了。

平时，都是我家帮他们忙，可是，遇到需要他帮一点小忙，他就不愿意。反过来，反复向我索要东西，如家里的电视机和冰箱等。他还编造各种谎言说我欠他一顿饭，说我结婚没有请他吃饭。其实，我经常请他吃饭，也没有任何回报。此人信口雌黄，到处说我们家的坏话。他占有我家的房屋，后来拆迁，换成新房。房屋值很多钱。还要不断敲诈勒索。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人进城以后敲诈以前帮他们的恩人。我在文革期间在西北三线工作。由于工作单位是个国防单位，身体的伤害较多，有放射线污染，所以，工资较高。有时，我将整个月的工资寄给在农村的亲戚。这样，我在中国没有一间住房，因为单位不给我住房，尽管我后来已为国家工作二十多年。那个从农村来的人却占有我家的住房。他看得见，却还是加紧勒索我这个无房的人。那个人长着一个冷酷的心。

由于慷慨助人，对方就产生了依赖心理。不断勒索。我真的是受够了。帮助他人反被敲诈。从此，我就看穿了中国人的本性。所以，我现在从不交朋友，除非那个人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的社会里已经没有能够将心比心的人。像那个杀医生的病人家属一样，中国人已经很难替他人着想。每个人都很精，不愿意吃亏。所以，要回避中国人的社会。尽可能不打交道。这是我的经验。我自己不会去主动害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害我。余生没有多少时间了。安全第一。与社会打交道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