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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受苦人绝境的杨显惠:不参加"大合唱"
送交者:  2019年12月03日11:11: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百度百科:

  • 杨显惠

甘肃东乡人,1946年出生。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短篇小说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是其著名作品,真实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动人心魄又引人深思。


    杨显惠︱既然大家都在大合唱,我就不参加了

    汉交会资讯 



    与杨显惠先生在天津喝过几次酒,他的正义与良知,让我佩服。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一篇自述,不知是不是酒后写的,反正让我想到一句话:酒后吐真言。


    儿仁尼琴说,一句真话的份量,有时比整个世界都重。


    后附一个印象记,杨显惠 记录受苦人的绝境,希望您不要错过。

     




    作者:杨显惠

    来源:杨显惠“命运三部曲”序文


     - 1 - 

    西装革履的人们穿行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他们闲聊,然后在欢声笑语间碰杯。不远处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食物—那些装饰繁复的碟子上,放置着许多菜色,还有以各种方式烹饪的肉类,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人们一次又一次路过放置食物的餐桌,然而没有人再去动那些菜和肉。

    我有些不自在。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但在离开的时候,我却忍不住要回头去看桌子上那些剩下的精致的食物,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这是多大的浪费啊。我总是想起那个年代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写着同样一句标语: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好事,能拉动消费。富足的食物,证明人们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我依然很矛盾。这些注定会被倒在垃圾桶里的食物,装饰着这个热闹夜晚的同时,却让我想起曾经接触过的定西孤儿,想起那些终于吃上了白面,却注定要被记忆中的饥饿感折磨一辈子的人。

    明知道那个年代早已经过去,但这两个世界突然在我眼前合二为一。站在觥筹交错的人群中,心中总有一种忐忑不安、跟不上时代的感觉。

     


     - 2 - 

    年轻的时候,我读大量俄罗斯的书,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根深蒂固。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大概都是注定的。19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就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儿,我们开荒、炸石头、修渠、犁地、引水灌溉、种庄稼。闲下来和年纪大的人聊天,就听说曾经有过很多右派在那片土地上劳教,听说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那里死了不少人。再后来,又知道了大饥荒时期,定西孤儿的故事。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题材,注定了我必须实打实地采访,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调查。我要写的就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夹边沟的人吃人,大饥荒孤儿的惨境。这些被遗忘的历史,这些如此重大的问题,却从未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里表现出来过。偶尔,我们能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些零星的片段,但无法能看到当时的全貌,没人用宏大的叙事把那些故事再现。

    那个时候,无数作家在写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在写主旋律的东西。我没写—他们的学养、知识、经验都比我丰富,要是我也写,肯定写不过人家。对于右派和农民的苦难,讲述的人很少。所以我想,那就我来写吧。

    苦难一直是我的主题。夹边沟,劳教的三千人,饿死了两千多,只活下来五百人。大饥荒,一整家子人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孤儿,被送到公社的孤儿院,才吃上了白面馍。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苦难,作为一个作家,不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实在说不过去,同时也是资源的浪费。

    既然大家都在大合唱,我就不参加了。我在这独唱吧。就这么个事儿。

     


     - 3 - 

    去年我又回了一趟定西,重新走上了通往定西孤儿院的那段路。五六年没回去了,一踏上那段路,脑子突然一下子变得特别清醒。很多画面又回来了。那些故事,怎么能忘得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是过来人。那时候,我十三四岁,也曾经挨过饿。但当我真正去接触、访问那些孤儿的时候,才赫然发现,我所经历的饥饿,和他们经历的,完全是两码事。我是挨饿,他们是家破人亡。

    在农村里,都是大家庭。爷爷奶奶饿死了,爸爸妈妈饿死了,兄弟姐妹都饿死了,最后剩下他一个,公社就把几百个这样的孤儿养起来。在每一个孤儿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惨剧。扳指头算算,那些孤儿现在也就是五十几岁六十岁,他们的记忆力至今还是很好—每一个家人是怎么死的,他们连细节都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听他们的讲述,我刚听到一半,心脏就受不了了。必须停下来调整一下情绪,或者岔开话题聊点别的什么,才能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光是听,就已经承受不了了。我还要把这些记忆全部整理出来,写成一篇篇故事。我拿起笔,把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如何败亡的细节,一点一点的在纸上写出来,当时的惨况就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折磨。

    最近两年,有时去参加一些活动,要我讲“夹边沟”和“孤儿院”,我都拒绝了。我没办法讲这些孤儿的故事。一讲我就受不了,泪流满面,讲不下去。要不停地擦眼泪,让我非常尴尬。有两家电视台也曾经邀请我去重新走一趟夹边沟,访问一些右派,我也拒绝了。这些事,我做过了,就过了。这些记忆,我都不想再重温。每次回忆这些东西,我心里还是受不了。


     

     - 4 - 

    年纪大了,体力越来越差。去牧区采风,到了高海拔地区,每次去只能呆上十天半个月,要不然,身体撑不住。之后就回兰州休养几天,写点东西,读点书。然后再回到牧区去。兰州是我的老家,也是我在甘肃采风的根据地。

    现在我还是经常到甘肃去采风。前段时间,家人也跟我去了一回甘南。他们在藏区特别不习惯。当然啊,生活、习俗什么的和汉族人完全不一样。我倒是习惯得很,跑牧区也五六年了,没啥不习惯的。用妻子的话说,那回在藏区看到我,脏兮兮的,又黑又瘦,混在藏区的牧民里,压根认不出来。我听了还挺高兴。

    家里人习惯了看我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只是还是担心我的身体。那没办法,我不能不出门。我这辈子就得这么写下去。写哪儿的故事,就得到哪儿采风,就得融入那里的生活,成为里边的一份子。这样,讲出来的故事才是实实在在的,不掺假。 

    我不是先锋派写作,是传统的写作、现实主义的写作。写哪个地方的故事,就必须把那个地方给弄熟悉了,不管是历史或者现状、自然环境,还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都得一一摸清,才能称得上写实。甘南是个特别有故事的地方,在那边进进出出那么多回,我还是不敢说我已经了解那个地方了。所以还得继续跑。现在,我还在摸索甘南这片土地,要把《甘南纪事》这本书续完。

     

     

    - 5 - 

    我被读者批评过。但其实电话都没打到我家来,编辑部给我挡掉了。想想其实挺对不起编辑,为了我的书,他们没少接受询问。《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质疑,这里边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幸亏我写的是小说,要写的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压根没法发表。写成小说,编辑发的时候胆子就大了,他们在接到质疑电话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者写的是小说,就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吧。故事是真是假,读者自有定论。

    他们问我,可悲吗?一点也不。只要能让人们知道那些历史,小说就小说吧。我其实不是什么勇敢的人,但我相信自己能一直写下去。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写的东西,关注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谁也别注意我写的东西。

    你知道我最希望达到的状态是什么吗?就是没人夸奖我,也没人批评我,根本就没人理会我!这样,我就会一直这么写下去,写到自己写不动为止。这就是我的理想,也是我最后的底线。

     

    我会尽我所能,守住这个底线。

     



    记者手记:写作的疖子

    来源 | 《人物周刊》


    尼采说:“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如悟”。放下杨显惠的书,很多人都会不禁打寒战,仿佛在鬼门关前走了那么一遭——看着那些痛彻心肺的故事如同电影片段一般闪过,自己却心知肚明:那些苦难曾经历历在目。


    对于杨显惠而言,那些文字更像是一种释放,把所有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所有憋在胸口的话,都给一口气吐光。如果不是这样紧握苦难的杨显惠,一次又一次地用文字唤醒我们,也许历史会轻易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过。杨显惠现在只能用一只耳朵听人说话,他的听力出了问题。这几年,他心脏也不好,住过院,却还是要往外边跑。妻子总是很扫心,却阻止不了。“他坐不住。不让他出去,比不让他吃饭还难受。”


    杨显惠对写作的痴迷,让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的话:“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了个疖子。只等疖子一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


    杨显惠和很多作家不同。他写一部作品,要花掉几年的时间。一半的时间用来写作,一半的时间用来调查采访。很少有人会在写作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他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这些年,很多作家选择了闭门造车的写作,杨显惠却还在执拗的坚持,只写真实的故事。“我这人很笑,编不出来。”



    至今,他依然保持着外出采风的职业习惯,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以前用的是自己的工资,现在用的是自己的稿费,不够的时候家里人也给资助一些。不采风的时候,杨显惠总是等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日没夜读书和写作。除了吃饭的时候,妻子会来个电话,让他下楼吃饭。吃完饭,他又上楼,拿起笔,继续进入自己文字筑造的城里。几年前,记者为他拍下一张照片。那时,杨显惠的两鬓刚刚有了几丝白发,脸上却满是沟沟壑壑的皱纹,深锁的眉头间全书写着一个个难以言喻的故事。妻子总是指着那张照片念叨:“六十多岁的人,怎么看上去就像七十好几的呢”


    杨显惠今年其实只有66岁,却已经是满头银丝。他的头发白得特别快。妻子说这些年来看到听到的故事,让杨显惠活得越来越沉重。时至今日,谈起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故事,他依然会落泪。那些记忆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一翻动,便是揪心的疼痛。我说,也许不写这些东西,他会过得更好。“但那就不是杨显惠了”,妻子低声说。采访的最后,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他依然是眉头深锁。“笑一笑,我们家就有一张你看上去开心的照片了”。听了妻子的话,杨显惠动了动嘴角,脸上却终究没有舒展开来。



    杨显惠 记录受苦人的绝境

    作者| 马金瑜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GC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GC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D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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