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文化是一棵树，它结出共产之果，是因为嫁接了马列主义。问题是，西欧诞生的马主义，一生下来就死了，西欧拒绝了。列宁夺权成功后，他的军队向东欧推进，被波兰人民击败了，东殴后来的共产化是斯大林的军队强加的；紧接着，列宁从其南面向西亚推广其主义，被拒绝；他最后向日本中国等远东地区推广，中国人主动的接受了。国民党的高级人士，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早年都是儒学之士，他们主动接受共产文化，说明中国文化适宜于共产。把共产的责任全部推给苏俄，缺乏对本国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习当局的“文化自信”已经表明，传统文化有利于一党专政。那些鼓吹传统文化崇拜的人恰恰成了当局的同盟者。

一，野蛮的国奴制社会无法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

几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就是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度，人们当然不可能认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根本就谈不上文明的、道德的生活，有的只是蛮横与专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几只羊就是一家人活命的依靠；羊被偷了，一家人的生活就陷入了绝境。可见，儒家是权贵的代表，是以弱势者的牺牲为代价的，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这种只为自己牟利，哪管他人死活的盗匪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度是共产土匪主义的深厚土壤。

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国奴制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或家族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所有的土地都归皇帝一个人所有，所有的官僚都替皇帝一个人效劳。所以，中国几千年里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是一种专横的、独裁的、贫富不均的怪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农业人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是世界上仅次于非洲的贫困地区，有的地区甚至比非洲还穷；因此，绝对不是“在古代是先进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政府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政府权力不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文明，而只会产生流氓恶棍、贪官污吏、太监妓女这样一些残暴无耻、丑恶肮脏的败类。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最缺乏监督制衡。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

从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开始，连年的混战，中国的私有产权只能在夹缝中偷生，并且不断地非正常地更换主人。由于相对于以前的皇朝和和以后的红朝，这段时期管制较为宽松，私有制因素也特别活跃，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护。这只不过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阶段。自从民国二十年代颁布《土地法》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象清朝，皇帝可以没收土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绝对不允许共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哪怕土豪的田地来历不正，也不能以打土豪的运动方式来解决，应该用法律在尊重财产权的基础上解决。

在西方，私有财产的制度健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共产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于书本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具休的实施步骤则是借助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没收私人财产。但是这一宣言在西欧和北欧一直都没有获得响应。然而《共产党宣言》发表70年以后在俄国、100年以后在中国却像蝴蝶效应一样掀起了消灭私有制的翻天风暴。而这一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在俄国的表现和中国又不相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运动在许多地方遇到强烈反抗，引起流血斗争。苏维埃政权调动军队，屠杀了一个又一个用生命保卫土地私有权的村庄，而把另外一些村庄夷为平地，将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在中国，只需借助1955年夏季“肃反运动”的稍稍震慑，农民就敲锣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证交了出来。中国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苏联的农民却没有这种怯懦观念。

1949后中共实行的是“天下国有”的国家中心主义。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和机会，社会没有一点自由，国家吞没了社会、公吞没了私、政府吞没了民间。中共对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把小业主与独立劳动者也作为资本家处理。据称，民族资本家及其代理共76万人，其实，前者只有16万人，后者为60万人（《1949-1989年的中国》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42页）。这反映中共执政的粗野和混乱。即使把两者合在一起，其共有资金，据1965年周恩来宣布，也不过22亿人民币。强令充公后，每年付予5%的利息，10年共付11亿元，从此一刀两断，未付的11亿元被蛮横拒绝，谁也不敢提及。1957年只是由于提出“定息不是剥削”的人就统统被划为“右派”。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文革的抄家，都是在公开、全面、系统地侵犯私有财产。因此，可以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就是不断侵犯私有财产的历史。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欧洲国家的成功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在中国的胜利却是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倒塌才这样迅速、干净、彻底，而在中国却这样困难。

二，马列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大同”理想吻合，故被中国人接受

有人说，“马列文化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纯粹是外来的异端与邪教！”试问，为什么马列在中国成功了？在欧洲等地都失败了？这就说明，中国文化与马列主义臭味相投。正如王蒙所说：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信服共产主义学说。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的图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

《黄帝四经》里的黄帝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见湖南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这表明黄帝有平均他所有财富的意思。《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骂官员是大老鼠，并且发誓要逃离两极分化的社会，因此要“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3种主要类型。

农家“并耕而食”的理想是人人劳动，有商业欺诈，不存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

道家的理想是小国寡民，每一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技术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仅仅在民之间实行，因为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大于众人享有特权，《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成为此后农民求“大同”的重要思想旗帜。

东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后，推行反映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的设施和制度达30年之久；其措施包括：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废除私有制，财产共有，把粮食平分给居民，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旅人无偿取用。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为〈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序文》说：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中国文学名著《水浒》以其典型的大秤称金、大碗喝酒、大快吃肉的军事共产主义而迷倒了多少中国人。《水浒》宣扬的是：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应有替天行道与忠、孝、节、义等道德思想；然而他们却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并搞黑道文化，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理想的共产生活方式。

1920年代共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思想的继承，共党不敢承认是对农民起义的继承，非要抬出马克思这个洋和尚来当神以便于获得苏俄的援助，实在是欺诈之举。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在《论语》里，孔子要求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出其位，各行其事，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经济上是“均无贫”，其方法是“博施济众”。《礼运》篇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乌托邦，它经过了康有为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那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乌托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马列“乌托邦”也不例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毛主席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要破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产…；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

三，中国史学家们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功劳独归于李大钊，过份夸大了李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国民党人，对俄国十月政变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已趋热烈，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是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大合唱”而已，他们既非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锋”，也非鼓吹十月政变的“主角”。

孙中山受儒家的“大同主义”的影响，强调“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孙中山屡言，“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矣。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他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宋教仁也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

孙的追随者朱执信在1906年《民报》二、三月号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并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赞誉“俄国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朱执信在还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性。

孙的追随者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这就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引进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利用《民国日报》极力鼓吹共产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他在复旦大学讲课中把十月政变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被骗后的邵力子认为苏联是中国的真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吹捧苏俄。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920年参与了苏共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起草了最初的中共党纲草案。

1907年6月22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师复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无私产、无家庭、无宗教、无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的“大同”共产主义。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和苏联共产党口号相同。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恐怕不是少数激进份子的鼓动，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缘由。1、辛亥革命失败与袁世凯称帝这一惨痛教训，使许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国。2、产生这一误区的直接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果的巴黎和会，给了中国人巨大的刺激。梁启超的研究系刊物《解放与改造》就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指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既然如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追求社会主义了。3、俄国政变的成功，终于“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瞿秋白语)，使“乌托邦”的气球在中国思想界的上空升腾起来。于是，“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选择。这是陈独秀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在对各种主义的回答中，被调查的1007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291人之多，赞成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的仅有69人，其它几种主义，除了三民主义，大多仅有几人。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