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湃
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惨绝人寰的柬埔寨战争，使华人飘流四海。我兄姐妹和亲戚来巴黎避难的很多，我也于1983年到巴黎与他们团聚。为了更好立足与发展，我也像其他亲人那样到难民局申请难民证。由于居留柬埔寨的证件充足，难民局接受我的申请表格，叫我回家等候。
此后难民局曾先后两次约我去问话，以鉴别真假身份。我用柬语同他对答如流，柬埔寨的地方和风俗习惯，也如数家珍，无懈可击，使他很满意。但是此后如泥牛入海，望穿秋水也无消息，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批准，一等就是长长的五年。我有—次阅报，看到难民局因有人涉嫌贪污事而遇到问题。为了明了真相，我慎重地求人写了—封信，用挂号寄到难民局，询问我申请难民之事有何结果?想不到不问则好，一问却闯了大祸。可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很快收到难民局拒绝我难民申请之信，也没有说明什么理由，只说如果不满意此决定可上诉。这只是一句例行的话，以示民主国家的民主。我们这些华人一向受古人的忠告：“穷不与富敌，富不与官争。”但难民局的决定也太离谱，五年长才做出决定，且没有说明理由，因为我的证据充足，所以我心不服，决定上诉。
听说有一位能主持正义，乐于为难民服务的法国名律师，于是我预约后带齐资料同内子到他的事务所找他。他详细地看完我的资料后，有点激动地说，申请难民证哪能拖这样久，证据充足为何不批？难民局乱来。好，我帮你打这场官司，到时我亲自出庭为你辩护，保证你打赢取得难民证，你们一家四口，我只收你们一人手续费2500法郎(相当于400欧元，3000人民币)，你回家等待好消息可以了。我见他敢保证打赢这场官司，而且收费这样低，当然是喜不自胜，也佩服他的凛然正气。
过了几个月，就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说某月某日早上在巴黎市法院大楼轻罪法庭审理我的申诉，叫我准时出席。我与内子和两个小儿依时到达。那天上午审理五个案件，我的排在最后。法庭虽然不大，但坐满人，还有不少站着听审案的。前四案都是中国大陆来法国的，他们多是陈述在大陆生活如何苦楚的经济难民，当然不会胜诉。有个别说受到政治迫害，但口讲无凭，无根无据，也没有成功。最后轮到我时，台上坐着六七个人，有主审法官，有陪审者，有难民局的官员，场面严肃而有些大阵仗。此时，为我辩护的律师果然亲自来了。他—到就严肃地质问难民局官员:我的当事人申请难民证为何要拖了五年长?他们有柬埔寨出生纸，教师证等样样齐全，为何拒绝?他们的亲兄弟姐妹—到法国你们就发给难民证，而他却等了五年还被拒绝，是何理由?一连三个为什么?问得难民局的人哑口无言。此时法官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在法国教会学校工作，并呈上我工资单以为证。只听到台上有人插嘴小声说：哦，这间学校很出名的。他问：你入教了吗？我说：没有入，教会同情我是难民，才给我在那里工作。他再问：你来法国后有参加过政党吗？我说：没有，我不喜欢参政。此时，突然出现个十五岁的小“程咬金”插嘴说：他们为了感谢法国，一到巴黎第二天，就去寻找工作做，没有吃过法国的福利。此时法官奇怪地问：你是谁，未经批准敢插嘴说话？我大儿子回答说：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抵法后，为了生活，没有时间进学校学法文，法语不太好，怕说错话，由我代他们发言。接着儿子说：我十岁到巴黎，那时连ABC都不会，为了报答法国对我们的关怀，我努力学好法文，现在已成绩优秀的中学生，他随即把自己的成绩单传给法官。最后大儿说：我们是无家可归之人，你们还想赶我们去哪？你们不想我们为法国工作吗？所以，我想，我想……台上的法官顿时微笑说：你想什么，想什么？说呀！是不是想难民局发给你们难民证？儿子说：是，是！此时逗得法庭上所有人都笑起来，严肃的公堂，突然成为欢乐的海洋。法官接着说：你们回家等候判决结果吧，今天审理到此为止，散场！
我见到这情况，知道没有问题了，就带愉快的心情回家等候。果然不到两个星期，就接到难民局发给我们的难民证，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取得难民证。
得了难民证，似乎也没有用。一年后，儿子已满16岁，要到省府选择国籍。刚好遇到一位好心的女官员，她建议我与内子同儿子三人一齐加入法国国籍，还说如果你俩愿意，可免口试。
我俩本来是不想入法籍的，认为做个难民更好，可享有权利，不用尽义务。但见她盛意拳拳，且开出免口试的条件，于是横下一条心，入就入吧，反正难民也不是中国国籍了。
举凡入法籍之人，多是选个法国名，如米歇尔，法兰西斯等。选个法国名也有好处，以后办事或找工作等，可能有优先照顾。但我们三人不要，宁愿吃点亏，也要保留中国的姓和名。
（选自未发表的《陈湃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