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国封建政治和西方政治有一个突出区别，西方的政治人物按照一定的法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非简单是帝王的奴仆，如果帝王或独裁者太过分，很容易造成其他政治贵族的反叛和抗争，因此连凯撒这样文韬武略的绝世强者也会被议员乱刀刺死，更遑论其他无能却恶贯满盈的皇帝。另外一大区别是，西方政治制度风云变幻，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两百多年几乎一成不变。 虽然共产党掌握中国权力仿佛是一大制度变化，但是实质上复辟了封建制度，由家天下变为党天下而已，甚至远不及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当今世界，颜色革命此起彼伏，不过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后再次独夫民贼攫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复辟了专制道路。所以探讨制度革命与复辟应该大有裨益。 古罗马经历了很悠久的文明，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它很幸运，制度虽然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从头至尾都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我们在中国学历史，课本中不厌其烦地说一次次农民起义的伟大意义。可是现在随便学学罗马史，竟然没有什么农民起义，最著名的起义是奴隶起义，斯巴达克斯是角斗士，横竖与其等着被斗死，不如索性逃跑，发动了一场奴隶起义。最壮大时也仅仅几万人。很快被克拉苏镇压了。所以说，没有农民起义更有意义一些，说明政府包括元首/行政长官元老院和人民代表会议治理这个国家是非常有效的，社会问题没有累积到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已经被解决了。与此相比，中国皇帝和家族残酷压迫人民，导致民不聊生而起义，他们相互残杀，就算起义成功，也只是新一轮罪恶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完全没有意义，共产党把自己的成功看成农民起义的成功，所以歌颂这些起义，怎么能给中国带来制度新生呢？ 古罗马很幸运，开国之初哪怕是王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53年到前509年这一时期，其君王也完全不像中国的君王那样大权独揽，罗马的统治阶层包括王、元老院、人民代表会议。王是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相当于王的顾问团，开始是100人，成员都是贵族，由王指定。这听起来比现在的中国还开明，我们知道，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共产党总书记，所谓党代表选举，就是橡皮图章盖章通过。 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 罗马的君主制不完全是世袭的。 当一个王去世时，罗马就进入了空位时期，此时的罗马暂时由一名临时执政者统治，临时执政者将有权提名下一位王的人选。临时执政者由元老院提名，任期不确定。一旦临时执政者找到了一个王的候选人，他要将这个人选提交给区会议，一个人民的大会。如果这个人选被区会议通过， 元老院将批准这个投票。从理论上讲，人民选举出了他们国王，但实际上整个过程被元老院掌控着。两千多年前，人民选举国王， 真是天方夜谭，中国人两百多年前都没想到这个，大约是因为奴隶做惯了，已经感到做奴隶挺好，无需异想天开。 罗马的元老院，算是贵族政治，贯穿了罗马历史，也被中世纪之后的现代众多国家效仿。中国的贵族命运就很悲惨了，没有什么法定的政治地位，能不能成事得看君王脸色。韩非子出使秦国，秦国宰相李斯建议秦王嬴政把他杀了，可惜。秦国就是这样，虎狼之国，用得着你的时候你是宰相，嫌你碍事，命就没有了，纵然是李斯商鞅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中国那时的贵族，能起点作用的，就像孟尝君的门客的鸡鸣狗盗故事一样，意义不算大。中国特色的贵族故事，可能是晋国的六卿分晋的历史。齐国的崔杼之乱，鲁国的庆父之乱，也是大致如此，贵族没干好事，十恶不赦的坏事倒是干了不少。与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政治相比，中国古代就没有什么制度性的贵族政治，君王想用自家哪个贵族就用哪个，他们闹起乱来也就非常恶性。正因为当时的诸侯国政治混乱不堪，才有了孔子的一家之言，只是他的思想并不是要改变政制，而是希望人们成为各守其职其位的好人。我们今天可以说，古今中外，政治没有好人，政治人都是形形色色为自己为自己的阶层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而谋利益的人，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政治人也就难以秉持公正，个人难以公正，寻求一个比较公正的制度才是解决利益冲突之长远正道。 当然，现代民主国家无需贵族政治。像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们人少年高，算是古罗马贵族政治的一种继承，总比君王独裁好吧。相反，中国因为没有从封建政治中脱胎换骨，倒是更具有“贵族”色彩，中国现在喜欢说的“红色基因”那样，就是一种自封的“贵族”化统治模式。可是这些人没有受到什么严格的罗马式贵族教育，文武全面发展，如凯撒那样。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以及教育的残缺，他们不学无术，“贵族”习近平之辈实属祸国殃民之徒。比如说像红二代罗援那样，只会吹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如何伟大，抗美援朝如何了不起，共产党如何能靠武力统一台湾。他们完全缺乏世界观和全球历史观。他们身陷封建制度的治国无能却不自知。 尽管罗马王国政治在当时难得如此开明，也仅仅持续两百多年。据罗马史，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任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的儿子强暴了一位贵族妇女，并造成此妇女自杀，塔克文的侄子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因此起兵推翻国王。公元前511年卢修斯兵败下野并被流放，罗马王政时代自此结束，罗马共和国正式成立，国家由执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会三权构成。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人民大会设给四个独立分开的人民会议—区会议、百人会议，部族会议，以及平民会议。 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议会领袖称首席元老，七年为一期，一人至终身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会选出。 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如此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贵族和平民争取来的。平民因为无法取得高级宗教和民事官员的职位，又可能被贵族阶层的法律惩罚，所以在公元前494年发生了第一次平民运动( "secessio plebis")，打仗的时候平民大量离开罗马，让贵族自己保卫罗马。如果在中国，政府肯定镇压。可是罗马贵族因此认为自己离不开平民，元老院便给了平民参与制定宗教和民事法律的权力，可以参与选举和政治，平民为了更好代表自己的利益，选举保民官(plebeian tribune)，有立法否决权，法官也不能任意拘捕他们。这是制衡元老院和法官的有力手段。这次平民运动的结果体现了卓越的罗马精神，当有利益纷争时不同阶层协商妥协，以便实现更好的整体利益，元老院派的协调人是前执政官 Agrippa Menenius Lanatus，有辩才。他对平民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身体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为每一部分都要依赖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幸存。 是的，古罗马，很成功，繁荣幸存一千多年。 平民离开罗马到圣山散步运动 
The Secession of the People to the Mons Sacer, engraving by B. Barloccini, 1849. 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纷争比较少，整个国家是团结的和有战斗力的，因此一路征伐，把殖民疆域扩大到地中海沿岸，到凯撒时扩大到不列颠和日耳曼。期间比较大的政治危机是格拉古兄弟搞土改与被刺杀事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33年被选举当作保民官。他致力于推行限制个人拥有土地量的法案。贵族处在会损失很多财富的立场上，怨恨地反对这项法案。提比略将法案提交给了平民议会但是被马可 屋大维否决了。提比略运用平民议会弹劾屋大维。一个人民的代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违背罗马的宪法的。如果按照逻辑来讲，这个理论会移除所有对民众意向的限制，将国家短时间把持在民众的绝对控制之下。他的法律实施了，但是提比略和300个同盟在他再选时谋杀了。 提比略的兄弟盖乌斯(Ga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被选举为执政官。盖乌斯的最终目标是削弱元老院并加强民主力量。在过去，元老院会清除政治对手通过建设一个特殊的司法委员会或者是“元老院最终决定”。两种方法都使元老院能绕过一般公民的权利。盖乌斯宣布司法委员会不合法并且“元老院最终决定是违反宪法的。盖乌斯之后提议一个法律授予意大利盟友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法律并不得民意，这导致了他失去了许多支持。他在公元前121年第三次选举中失利，并被3,000元老院的支持者杀害。尽管元老院取回了局面，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经让平民的影响变大。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Donald Trump Isn't Julius Caesar. He's Republic-Killer Tiberius Gracchus”。意思是川普跟提比略·格拉古一样造成宪政危机，给未来的独裁者统治创造了条件。可是，历史对格拉古兄弟评价应该是很高的。因为罗马不断侵略征伐，青壮年无法耕种土地，土地变得便宜，被贵族收买，结果垄断太多土地。作为保民官，格拉古这样改革动机也是好的。不管怎样，2100多年前古罗马就有违宪和弹劾这种事情，说明其法制化非常非常先进。也可以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什么农民武装起义，因为有人代表他们为他们的利益立法，若有危机，通常在政府这个层面上就解决了。尽管几百个人杀一个人不好，但是总比内战大规模互相杀戮要好。 尽管格拉古兄弟为变法而献出生命，但是变法实现了，说明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北宋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权贵和地主阶级反对而失败。看看王安石变法，大致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这跟格拉古时代的罗马差不多，只是北宋没有搞侵略战争还财政收入锐减，说明封建贵族垄断剥削凶残，事实证明Agrippa Menenius Lanatus的协调主义之正确：身体的所有部分需要一起工作，因为每一部分都要依赖其他部分才能成功和幸存。 罗马共和国，就其国内政治来说名符其实，是一个民治国家，但是就其侵略殖民史来说是帝国主义的。罗马人有太多幸运，当初他们是原始人的时候，周围部落都很文明，他们靠野蛮战胜了文明人，却也接受了文明。罗马王国时期的开明政治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前534年）创立的，他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六任君主，是伊达拉里亚人(Etruria，Etruscan)，相当于今天佛罗伦萨一带的人吧。他统治时期曾对古罗马进行改革，运用依靠新的地域格局取代了传统血缘部落，通过财产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5个不同等级，创立森都利亚大会等新的措施使古罗马逐渐开始向国家过渡。另外他还是首位在亚苏丁山修建拉丁保护神狄安娜的庙宇的古罗马国王。公元前534年为其女儿、女婿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所谋害。如前所述，·塔克文被罗马贵族推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罗马人不接受外族人为他们的国王。 古罗马人如此野蛮，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流传至今。罗马王国成立后，罗马聚集了许多外来人，但是只有少数是女人，罗马奠基者罗慕路斯决定必须使罗马的女人的数目增加，他举办了一个巨大的宴会并邀请邻近的萨宾人作为宾客参加。许多萨宾人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女儿，罗马人在宴会中绑架了萨宾人的女儿，但是允许萨宾人男人逃离，约700名萨宾人妇女被俘和被带回罗马。后来萨宾人派兵来攻打罗马，就在罗马人和萨宾人作战时，被劫走的萨宾人女孩从罗马市内冲出来，奔向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兄弟，两军被这个景象惊呆了，他们为妇女们让位。萨宾妇女们恳求她们的罗马人丈夫和萨宾人父亲和兄弟接受对方，组成同一个民族，两军均被感动，这便造就了日后双方的融合。 罗马的历史表明，野蛮未开化民族更需要更好的制度。好的制度的终极目标无非是防止坏人当道，无限制无休止作恶。当今中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民主不适合中国，仿佛共产党统治不让人民得到应有的普及高中教育和自由思想，成了共产党独裁的理由。看看古罗马史，你会震惊他们在两千七百年前还是原始部落人，但是天缘际会，他们很快有了民主，就是选举权，他们有了法制，他们有了权力制衡，这些都是现代强国的的立国之本。 。。。to contin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