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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贸易谈判起伏跌宕，不确定性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发明人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初创文章标题的一个词来表示——Sprung.在学理上研究问题，有两个逻辑要交待： 

    其一，在Thucydides’s Trap概念出现（2012）的四十二年前（1970），Shepard Clough就提出了类似命题。虽然没有文献证实艾利森受到了克拉夫命题的影响，但是，在同一意识形态体系，这两者有历史性关联。
     克拉夫说：低劣文明的文化（体，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增长，总会在最文明的文化（体，国家）经济衰落之际，发起攻击。不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Robert Gilpin认同这个观点，在1981年指出：历史记载揭示，如果旧有的基于霸权体在国际行为中的经济平衡被打破，恢复平衡的努力失败，战争就成为解决手段。
     其二，川普出现绝不是美国人不明智的抉择，相反，以商人身份进入美国选举史上最惨烈的竞争，是美国新旧世纪交替（具体为1996—2004）之际Reinventing Government政治思想的实验行为。最后，川普胜选，“再造政府”思想成为美国精英的主流观点——其一般性表现是两大竞争性政党一致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强硬外交政策。其中，对中共国家强硬只是一部分。
    “再造政府”理论的内核只有一个：以公司化方式经营国家。所以，川普政治一方面表现为追求明显的外交政策的经济收益，同时减少existing commitments（吉尔平曾如此主张，1981）；另一方面，内阁成员变动频繁，相当于公司双向选择总是处于高频率。
    在尽量将学术问题通俗化之同时，需要必要的文献介绍：主张政府公司化经营的棋手思想家是David Osborne，他有两本影响很大的书，一是（1996）Reinventing Government，另是（2004）The Price of Government.对比之下，习近平极力声称“本来没有修昔底德陷阱”，是其决策支援体系学术涵养极低的表现，也是体制内地缘政治学界不了解美国的具体反映。
    简化以上说法，可以如此表述：第一个，艾利森“美中必有一战”在国内有深厚的学理逻辑支持；第二个，川普是否连任，均不能改变美国对中共国家的反击战略。
    最近，美国国务卿乐观表示“2020年将结束贸易战”，其含义有两项：其一，中共国家主动变，或是废黜习近平集团或是习近平集团主动服软；其二，美国到了战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刻，2020年是个窗口期——该年，已往的遏制战略将被放弃，与遏制匹配的接触战略当然被抛弃。就目前的美国顶尖级精英抉择来看，还是遏制促进中共国家转变。基本上是“纳瓦罗路线”：与中国进行一场规则战争而不是现实热战，规则战争包括经济惩罚、边境（入境）收紧、打击假冒等。
    未来一年，一旦这些政策收益很低或者是吉尔平所指的那种经济收入与开支成本失衡，那么，转向战争状态是必然的。美中贸易战持久化是习近平集团的一厢情愿。美国不会给他们那么多机会、那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