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见宋美龄信中痛斥大陆文革恶行、斥“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痛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读来十分痛快。想到邓小平等老显贵们读宋美龄信后的尴尬，更觉爽悦。

蒋经国先生那“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之语，震撼人心，发人深省。非大彻大悟之人说不出此话！不能不更加深了对经国先生的敬意。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与蒋经国开放党禁 ZT

198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当时大陆官媒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被称为 “廖公不计前嫌，虚怀若谷，令万民仰慕，赞誉不绝，而致蒋信亦成为中共开拓和平统一大道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从写作角度评价，致蒋信堪称上品佳作。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皆恰到好处，令人叹服。” 但后文如何，就没有人提了。事实上，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的，但内容实在太尖锐了，大陆也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后的第三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在台湾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这些只是为台湾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蒋经国实施的军队非党化、取消学生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等措施则是结束党权世袭、一党专制的实际行动。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而他所开创的历史性变革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亚洲时报》方德豪写的评论说得好:“虽说蒋介石是独裁者没错，但这段历史早已过去，蒋家王朝最后一名强人蒋经国也把台湾民主化了；民进党不断重提历史伤痕，对社会的族群融合可谓是毫无帮助”。“众人皆知马英九属蒋经国隔代钦点的接班人，是国民党的太子党，但他却选择了族群融合，……马英九深耕台南，把两岸政策向中间路线靠拢。他的调整，符合了台湾民众渴望维持现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期许，切合到主流民意的最大公因数。所谓此消彼长，民进党这一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方德豪还说:“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台湾这次选举说明了一点: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如言论及新闻自由，理性及教育素质良好的选民），民主选举是可以很好的制约和调节极端的政治路线的。台湾的选民，这次就用它们的选票说明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作用，即民主可以有利于社会稳定；而这个证明，恰恰是发生在华人的社会内的。中华民族，绝对是有能力和应该推动民主，也是应该培养发展民主政制条件。” 他说得很有道理。 

蒋经国儿媳蒋方智怡称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民主化”并非形势所迫，而是顺时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是蒋经国的开放党禁使国民党衰败，而是挽救了本来已在衰败的国民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转为真正依靠民心、立党为公的政党，也才能更健康地生存下去。当初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他，诚如廖承志所言：“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蒋经国本人“可谓忠孝两全”。 

在蒋经国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