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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盘点近代史“学生运动”
送交者:  2019年06月15日12:43:4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的脊梁——盘点近代史“学生运动”

作者:花蜜蜂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是因为有坚强的民族主义情感支撑着。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中奋发图强的历史,也是天下读书人不断推动进步的历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这些豪言壮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寒窗苦读”的学子,在外族入侵,列强凌辱之时,他们有拍案而起,舍生取义的壮举。他们也参与了披挂上马、收刀下马,“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中华千年改朝换代,“学而优则士”,兴旺国家,离不开读书人的努力。


  毛泽东曾经对学生们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学生荷尔蒙分泌旺盛,热情洋溢,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一旦遇到适当时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必然会强烈释放出来,他们最容易冲动且义无反顾,“学生运动”成为近代推动中国不断变革进步的原动力。


  研究近代史上发生的学生运动,许多专家为运动寻找思想基础,时代环境基础,经济基础。为纪念这些运动,国共两党还为事件赋予更多自己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为自己需要拔高了的优秀政治人物。这里,蜜蜂试图从学生运动中发现更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基础。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学生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朝迅速衰败,奄奄一息,朝野仁人志士图谋发动变革,挽救王朝的命运。1861年启动的“洋务运动”,朝野共同努力经历三十余年,并没能使中国强大起来。1894年的一场“甲午战争”,“北洋舰队”惨遭小日本毁灭,大清国不得不割地求和。


  1895年春天,各省举人乘坐“公共马车”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会考。会考结束,正在等待朝廷发榜的时候,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其丧权辱国的内容包括割让台湾及辽东,赔偿战争款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被披露,引发举子们群情激愤!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出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强烈反对与日本签约!在北京马上有600多人联署。《上书》的内容流传出来后,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的举人们接连响应,从不同渠道联署向朝廷上书。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各省举人与北京官民数千人齐集于“都察院”门前,跪请代奏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不过,已经签署的《马关条约》木已成舟,康梁的《上书》被朝廷拒绝。但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后,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开堂议政,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日俄“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等也在各地扩大宣传。1898年,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尝试推行维新改良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了。维新“六君子”被杀害。但是“维新、变法、图强”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既然“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路子走不通,仁人志士们开始另谋出路,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坚韧不屈,发动暴力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才演导出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上第二场学生运动:“外拒强辱,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袁世凯趁机在北方逼迫清廷退位,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满清跟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不得不继续支付赔款,不得不承认被列强划分控制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被俄国和日本控制的势力范围,他们都在收买利用地方军阀以谋利。日本曾经收留过当年逃亡的康有为、孙中山,支持过辛亥革命,也支持过袁世凯上台,他们必然要借此取得更大利益。


  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英国发展了日本成为其在东方的盟国,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向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租借地发起进攻,激战后占领了租借地。


  1915年1月,日本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向袁世凯秘密提出《二十一条》,并以武力威胁迫使袁世凯接受,欧美各国当时深陷战祸,无暇顾及东方事务。袁世凯政府讨价还价之下,又没有等到外援来制衡日本。不得不妥协签署了包含《二十一条》主要内容的《中日民四条约》。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5月9日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当时就读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周恩来(17岁)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


  1915年底,袁世凯获得日本的支持,急匆匆称帝,因德不配位,举国声讨。1916年中,在国人的骂声中,退位后的袁世凯急匆匆死了。但是中国国民还得为袁世凯买单。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向德国正式宣战。段祺瑞为获取日本对自己的借款,再次出卖国家利益,跟日本搞了一个承认《二十一条》的《换文陈诉书》。日本用资助裹挟中国共同派兵参战,并资助北洋政府在国内为英法招募了十四万劳工,输送他们到英法二国为战争服务。


  1919年1月,一战战胜国“巴黎和会”召开。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要求;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陈述书》。但均遭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中国,引发民众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在和会反复请求磋商,但是,英、美、法、日、意等国完全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感受,在6月28日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中,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送日本。


  中国政府外交失败的耻辱,使爱国民众义愤填膺!在北京大学学生的联络谋划下,商定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路线。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前,他们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学生代表意图求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但是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


  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队伍中有人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头迅速转向“内惩国贼”!


  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汝霖宅胡同口,学生们说服了军警,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予以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蔡元培、朱家骅等为了营救学生,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上海、天津先后成立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后也先后宣告罢课,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抗争。


  6月以来,学生不断抗议又不断遭到镇压。警察先后逮捕学生近千人。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罢课罢工罢市响应。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作为悬案搁置。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占领的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还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权,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和为和正义而战的精神,成为时代进步的楷模流芳百年。


  中国近代史上第三场学生运动:“国共合作”运动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1926年,民国军阀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奉军作战期间,冯玉祥部在大沽口设防,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施压,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出军舰云集大沽口,发出武力威胁。


  “又有日本鬼凌辱我大中华!”这个消息又一次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国共两党当即共同筹划组织抗议。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集结于天安门,声言抗拒“八国通谍”。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来自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大会在慷慨激昂气氛中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到达执政府门前广场示威请愿。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段贾二位并不在执政府内,学生市民与卫兵发生冲突,互有伤害,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当场有学生和市民达47人被枪杀,受伤者150余人,死者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还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


  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大会组织者和领导人,全国舆论沸腾。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的大屠杀。3月20日,执政府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祺瑞下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教授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国民军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不过,张作霖仍然迅速击败了冯玉祥,进入北京,全面控制了北洋政府。


  我提出这场学生运动,是因为这场运动是国共首次合作筹划达成的第一场运动,其意义非常重大:在面临日寇和列强施加外侮的时候,国共两党总是能够抛弃成见、平抚仇恨、握手合作。紧接着,就是新的一场合作“北伐”战争,讨伐北洋军阀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再接下来便是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合作“共同抗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才真正一跃成为现代国家!


  仔细翻看历史记录,前面这三场学生运动最大共同之处,都是在爱国情感影响下,都是反抗外侮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人就是这么特别仇恨有日本鬼施加的凌辱!所以,这些运动都获得国人各阶层广泛关注和支持。虽然运动中学生有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抓捕,发生过冲突和残杀,但镇压力度和对学生的伤害还是比较小,学生们遭遇的是比较弱势的政府。


  过后,中共在抗战和内战时期,还运动过许多学生运动,其政治目标明确,影响力不大,匆匆而过。


  相对后面要盘点的二次学生运动,就会发现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史上第四场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上“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包揽了大饥荒饿死人”的责任,主动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逐渐全面掌管了党政军权力,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将北京建成了“针插不进,水扑不进”的独立王国。到后来,党务政务有重大决定,他们不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甚至不能在北京发表文章了。


  那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仍然可以引领党政军,发动那么声势浩大的文革呢?


  我的回答是:毛泽东是在运用他的“威望”而不是运用“权力”发动文革。


  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周恩来、林彪、叶剑英手中党政军的号召力,启用“四人帮”一伙文人,发动红卫兵运动,自下而上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发动工农兵“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夺回失去了的权力。


  文革中反反复复的纠缠较量,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邓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力斗争。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马上就“束手就擒”,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确实早已失去权力”,毛泽东用了“文革十年”也没能将他们的权力培植起来。


  1966年《5·16通知》发布,文革开始,刘少奇当时主管中央工作,彭真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之前也主管过文化革命。他们派出工作组进驻大学,煽动大中学生,冲击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残害“地富反坏右”,制造了一场血腥的“白色恐怖”,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得出办法来对付刘少奇,他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7月2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为运动初期派“工作组”造成的错误检讨。刘少奇说出自己那句名言:“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毛泽东是在刘、邓、周检讨完毕之后才出场的,他从舞台东侧进来,刚一露面,就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声震惊!他一生中得到的欢呼和掌声太多了,但没有一次像这天一样使他感动,那都是一些十五六、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呀!


  一位参加了会议的中学生回忆说:事先并没通知毛主席要来,学生们一看到毛主席,人们都疯了!又喊又叫,我站到了椅子上,喊得嗓子都哑了。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用手背拂了一下眼晴,毛泽东哭了!


  他被这些孩子们疯狂的爱感动!他几乎享受不了这太热的爱了,于是加快脚步从舞台西侧消失。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没讲一句话的公开露面,他太激动,他有很多话要讲,但已讲不出来了。不过,这天夜里,他把要讲的话打好了腹稿,两天后,震惊全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布了。毛泽东找到了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进攻的先锋队——红卫兵。


  文革时期的学生运动,是以先后二种“红卫兵”之面目出现的。


  文革初期先出现的第一种红卫兵: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的意思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这个时期北京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央高干子弟(有名有姓的可以在网络查到)、红五类子弟。主要组织名称“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后来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被称为“老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红卫兵”。


  他们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饰标志,彰显出红色贵族高贵血统。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着肥大的军装,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他们横冲直撞,非常嚣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配打洞”等政治歧视口号,就是他们喊出来的。他们打砸抢抄、破四旧、斗封资修、打击黑五类----地富资反右、反动学术权威,揪牛鬼蛇神。


  6月5日,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被学生们打斗死亡,就是文革悲剧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当时发布的统计,“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区和周围区县共有1772人被打死。老舍等许多知识分子自杀,还不在之内。有人做过粗略估计,全国在“红八月”这一波浪潮下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


  他们的《红后代的宣言》指责 “江青太狂了”,他们6次冲击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刘少奇万岁”。文革中,他们采用当年父辈“红军革命”首创的模式:“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罚跪”、“剃阴阳头”“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类分子”赶出城),直至“打人杀人”,违法犯罪。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他们惹恼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领队,组织几万群众民兵,在全市进行了雷庭扫穴式的大围剿。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陈士榘将军等,还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当时在北京六中还举办了“联动罪恶展览”。


  1967年4月,在周总理捍旋下,释放了被抓捕的联动分子,谢富治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东城区少管所”办学习班。最多时候集中了65名,最长时间有人集中居住了5年。当年,习近平薄熙来兄弟都有幸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文革后,他们把这个学习班称之为“789集中营”,称自己是“受文革迫害”。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过8次全国串联到北京来的红卫兵,前几次接见的多数成为“保皇派红卫兵”。全国的运动浪潮从北京浪起,浪到边远地区还需要很长时间。边远地区也许还没开始,北京地区却已经结束了。“保皇派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活动到67年中,“全国武斗”开始之后,中央派解放军支持左派维持秩序,“军事管制”之下,“保皇派红卫兵”很快被边缘化逐渐消失。


  文革中出现的第二种红卫兵:


  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中央文革“十六条”指定“党内走资派”才是文革目标,66年底,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建立。这时候的多数“红卫兵”才是“造反派红卫兵”。


  他们斗争的目标很明确----党内走资派,参加这样的红卫兵,就没有家庭成分必须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城市贫民)的要求,有许多麻五类(中农、职员、店员、小土地出租、小商人,)甚至黑五类(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加入了“造反派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也把保皇派红卫兵的运动做法接受过来,冲击政府机关,对走资派实施人身侮辱,比如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等。有许多行为实际上是对运动初期工作组“施暴”的报复,对解放以来地方政府“暴政”的报复。


  67年春天开始发生的“全国武斗”,上半年是在“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下半年却是造反派内部分化而斗。“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全国武斗”,就彻底不受任何人控制了。


  最后,毛泽东愤怒召集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再搞武斗,就是国民党、就是反动派,就消灭你们!”全国武斗最后被中央派出解放军“支左”制止。加上“联动”保皇派红卫兵父母被冲击,自己组织被剿灭,全国红卫兵运动接近尾声。


  68年底,中央再开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被分流到四面八方,组织偃旗息鼓,彻底解散,在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一日三餐苦干,就不再搞什么活动了。


  文革红卫兵运动,彻底冲击并颠覆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按毛泽东说是“乱了敌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红卫兵运动时期由“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的形式,自下而上,“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造反有理”的正当性和破坏力,给历史留下了深刻影响。给邓小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六四学生运动”爆发之初,他就异常敏感!反应迅速,决然要扑灭运动于萌芽。所谓“没有文革就没有六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近代史上第五场学生运动,是结局最惨烈的“六四学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大与清华学生在校园内设立灵堂,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大字报,歌颂胡耀邦“廉洁奉公”,并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同时在揭露中共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特权大搞“官倒”和“腐败”的问题。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北京当地学生,也跟人群陆陆续续聚集在一起搞悼念活动。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制作了大型花圈,下午5时,500名学生来到靠近天安门广场哀悼胡耀邦。晚上,又有3,000多名北大和1000多名来自清华的学生游行到来。学生们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学生和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发表演讲。其中自然不少是议论“朝政”的内容。


  与此同时,上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外,要求的高层领导人和学生对话。警卫组成人墙,阻挡学生进入中南海,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到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不过,仍然有200名学生坚持继续静坐,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学生开始鸣冤叫屈!


  这场学生运动一开始,是不是跟文革时期“大字报、群众游行、演讲串联、包围中南海、运动不断升级、‘4·5运动’纪念周恩来”一模一样的模式发展着?!


  围绕“胡耀邦逝世”和纪念胡耀邦引发的“新华门事件”出现了三个层次的反应,

  一,激怒了更多学校的学生,过去没有参与运动的大量学生因此参与进来;

  二,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群众也参与进来,率先发布了两份挑战“中共统治”的传单。

  三,《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曾经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所撰写的文章中,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中央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


  不能忽视,这三个层次一直贯穿整个六四运动。运动的影响激发了外地学生呼应,他们也大量涌到北京,甚至有政府官员教授学者公务员和各行各业干部工人,解放军警察参与其中,包括国外返回的学者,他们的思潮和呼应也左右着运动。


  4月22日,北京市封闭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举办国葬。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已经驻留在广场。胡耀邦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虽然军警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李鹏总理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新华门事件“后,学生们就在联络筹划成立组织,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大学生王丹、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全面并无限期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湖南、陕西也发生了学生运动和社会骚乱。


  随着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高层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和应对产生分歧;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返校上课,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展开与学生开放式的对话,而总理李鹏认为应该谴责并采取行动阻止学生和群众的游行。


  赵紫阳按预定计划应邀赴朝访问,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李鹏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社论用词相当强硬,对这场学生运动的定性非常严重:“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并号召“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


  不过,学生们对此没当一回事!在“高自联”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漫长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的封锁线,并受到沿途市民广泛支持。学生领袖们希望借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还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鉴于此,政府态度有所软化。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返国。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随后,政府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两天,赵紫阳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学生和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


  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5·4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26社论》的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对政府所做的让步满意。讲话结束后,除了北大和北师大外,其他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退出抗议活动。


  接下来的一个月,就是学生领袖不断误判形势,不断地升级示威活动规模推动活动往极端方向发展;政府发布“戒严令”后,仍然在不断地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直到“仁至义尽”!政府使不动北京卫戍区部队,不得不调集外地军队进北京。而北京市民奋力阻止军车进城,发展到暴力“烧军车,杀军人”那样无法无天的事件!这一个月是政府和民众各自走极端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外部势力”“幕后黑手”介入,学生运动逐渐进入《4·26社论》所指责的那样“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之实质的过程。


  “六四学生运动”以解放军武力清场,造成数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结束。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五场“学生运动”,有一些共同点:都是民间年轻学生自发的针对政府的运动,都发生在北京。北京市民积极响应支持,并蔓延到全国,引发全国人民响应的运动。前三场运动都是日本和列强霸凌欺辱中国而引发。学生展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思潮。最终都有被政府瓦解被镇压的结果。


  “五四运动”拥有最大社会影响力,被赋予深刻的思想意义:彰显了学生当时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促进了社会各阶层觉醒,加深国人自立图强之意识,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得到国共双方政府高度评价,所以得到长久的公开纪念。


  “文革红卫兵运动”被毛泽东发展为“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夺权”的先锋队,是运动发展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触及灵魂最深的一场学生运动。文革后虽然遭到彻底否定,但是,当年的红卫兵,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主要组成,许多人经过考试进入大专院校,成为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30年“改革开放”“中国崛起”的栋梁。现在中国党政军上下领导层,许多人其实都是当年的某一种“红卫兵”。文革后,二种“红卫兵”被打包一起被妖魔化被彻底否定。


  “六四学生运动”学生要求促进“改革开放”,跟政府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学生运动”有突出的“文革模式”传承,邓小平有深刻的文革受害阴影,他当然紧张而毛骨悚然高呼“狼来了”?!由此,学生运动组织者和政府领导人一直在互相误解误判,造成立场对立不断升级,最终遭遇一场最惨烈最血腥的镇压。连带着牵连中共党内开明势力代表赵紫阳下台。


  六四学生展现的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行为,引发了民众同情和支持。在政府通缉抓捕“学运领袖”的时候,香港市民自愿捐款,组织了“黑白红”三道势力共同营救他们的“黄雀行动”。直到30年之后的现在,世界各地总会有人在“6·4”这天,为他们“点燃一支蜡烛”,表达追思纪念之情!马英九说过:“不平反六四,两岸不能谈统一”!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历史不会停滞不前,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不会消失,而且还在被不断地点燃。加上传统“儒家”教育“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教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影响,从“五四”到“六四”学生运动的楷模,看出中华民族虽忍辱负重却脊梁坚强!将来,必然还会有青年学生激情燃烧、义无反顾地投入为国家、民族、理想而奋斗的潮流中去!像春暖花开,雨后春笋,自然勃发,势不可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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