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起因一位受害人向警方报案被“诈骗”（嫌犯羁押中）。公安局立案并报送检察院。检察院却不予认定公诉，又不具体解释。该受害人存疑，手上有证据：1、公诉检察官与嫌犯代理律师在微信朋友圈“亲密语言”互动（微信截图）。2、嫌犯从看守所带信找“人”疏通，与要找关系人2015年一场饭局，座上宾李纪周（赖昌星案涉案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被判“死缓”）、（信件影印、饭局照片）。受害人讲述了这些。我同情受害人，也想知道原因，觉得先不去管案外因素怎样，把案件法律事实弄明白。我要来受害人材料，搜索最高检职能部门有政策研究室，前去造访，未曾想被归类“访民”，体会了中共“维稳”是什么。

2、正题：2016年6月12日（周日，端午节后上班日）上午9时，我来到最高检，大门口武警把守，进入传达室，窗户内两个年轻人，后来知道是武警。我礼貌递上身份证，问我什么事，见谁？我说去政策研究室，但表示不认识任何人，他们立刻“警觉”起来。一个年轻人出来，把我让进旁边一间房，问我到底什么事情，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事项、地址，让我去信访接待部门。我一再解释我不是信访，也不是当事人，给他说明事由，都没用。只好按照纸条提示，紧忙赶去最高检信访接待处，很远，在八宝山地铁站。不过，白跑一趟，休息不办公。

次日一早，我再到高检信访接待处时，有很多人排队等候。都是外地来京上访的，手里拿着材料。进入大厅安检前有一道关卡。我依然解释不是上访，不涉及我本人，就是找相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咨询、沟通，我既不递材料，也不是举报。一个检察院模样干部看我带去的材料，在我没有出示身份证情况下，示意安保允许我进入大厅，安检后，存包（禁带一切电子设备）。我排队第89号。大厅很宽敞，等候叫号，只一个窗口接待，录入上访人身份信息，收上访材料。曾来过的，答复继续等。就有人高声不满，很快被带离大厅。执勤大部分都是保安。窗口处理很快，人也随时疏散离开。轮到我，十秒不到。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不是上访的，希望安排…，不提供身份证，免谈，材料也不看，叫号下一位。有保安过来，示意我马上离开。

离开信访接待处，我重返高检办公地，再次进入传达室。我身份已经很明确了，他们眼里的“上访者”。完全没有了之前那一点点接待。我没说几句话，就有便衣（保安）进来把我带离传达室。我在外面继续说明来意：1、我基于一件与检察机关办案有关却不涉及我本人的事情，希望与职能部门联系、预约一个见面；2、我的行为不影响检察院办公，反而对检察院工作有利。3、除“上访”一种途径，还有没有其它渠道约见？前两点白说，后一点，他们都让我“找人”。我当然清楚“找人”办事。我一开始就尝试谁都不认识，以公民身份正常联系、约见。为什么老百姓公事公办，一定搭上“私人关系”呢？我一直都认为，面对政府，面对有权力官员办事，托人情、找关系，就是给被找人提供“权力寻租”机会。贪官没有一开始就拿人几十万、上百万？不都从最初受托办事“一条烟”、“两瓶酒”，心安理得开始的么？

3、归纳：其一，民众与政府沟通和联系，所有被认为可能不利政府，都被归于“信访”。信访就是上访，意味什么呢?就是“维稳”对象，社会不稳定一群人。一旦个人身份信息被录入访民信息库，你就被“维稳机关”关注，给自己带来不便和后果。其二，凡找人、疏通关系就能办（摆平）的事情，没有人走信访渠道。换句话说，信访都是找不到人，花不起钱，花钱也办不到的，在权力社会最底层，或被打入最底层一群人。其三，警察、保安、信访处所有工作人员，与前来信访的“维稳对象”身处同一空间，立刻陷于相互对立、警惕、冷漠、不信任。我就想，换一种环境，两个群体都在地铁里，并不认识，怎么可能形成如此对峙呢？

4，体会：我一直想，天安门广场被一道道护栏围隔。有没有可能这些广场围隔被拆除掉呢？还天安门广场一个自由、八达和活力四射的开放空间。同理，大陆“维稳”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成为多余呢？至少，中共减弱“敌情”观念，就像我这一次，原本就是想正常约见政府部门，却“被上访”，被“官民”对立。我切身体会和理解，好比一块巨石在地上，势能为零。离地一寸、一尺，随着距离升高，势能增加。倘若抬升到一座山顶上，滚落地面，势不可挡。如此说，中共“维稳”不啻于蓄积一块强大势能的巨石，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滚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