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释

背负“人民”十字架，魂灵飞升震九天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祭奠

长考中国的历史，那是一部完整的吃人史，是尸位素餐的老人咀嚼吞噬年轻人的骨肉身躯的亘古不变的历史——所以才会有“救救孩子”的决心告别吃人史的思想先驱的感情与理性思维深处发出的一种“文明的冲突”的呼声——它之所以是“文明的冲突”，并不在于它以既定的不同文明形态而相互厮杀，而在于它是以一种从未岿然成形的，民族文明长河中一直匮乏的一种新文明，要穿石破土跃然而出的新思维，在以青年的肉身，向那些吃人的野蛮宣告自己的存在。

但是，历史在流淌中，在血和水的混合的川流中，这种存在仍在虚无缥缈中，甚至不如PM2.5的存在那样可测，可察，可吐纳。

可是，有谁意识到，64的屠杀，又竟然是一种“异样”的“救救孩子”的护犊之情所致——为掩盖挽救一些孩子的胡为，而牺牲另一些孩子的生命——那么，在高举的屠刀之下，被绞杀的又不止是“文明的冲突”的思维萌芽，而且是活生生的利益纠结中的压倒性的压迫性的某个阶级或者集团的“非仁”意志的疯狂发作。

吃人族的长老们，在吃人和护犊的情分交集中，别无选择。

因为，在他们眼中，当一些“孩子”走上街头，打出“反官倒”的横幅时，长老们，和他们的“官倒”衙内们，就已经是全社会的众矢之的。中国文化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暴戾，注定了天安门广场成为杀场的民族命运。

（一）

罗马的长老们，是不是也是因为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考量，让耶稣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

对，十字架是要由“罪人”在“赎罪日”的行刑时分，“带架长街行”， 以表示他们是被社会，被社会的统治者，遗弃，摒弃，孓弃的“异类”。

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弃世”的，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而他们必须又必然背负的，是一具其名为“人民”的十字架。

（二）

在中国的文明中，或者说我们自诩为几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中，“民”，是一个可疑可惑的字眼——只有当它不出现时，它才有真正的存在。即使当它被推崇到“民为贵”的哲思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民为贱”的社会真实。在中国，民，就是已经被造成的“生俑”，时时刻刻祭奉着统治者的“生祠”——连“会说话的工具”都不如，他们是有气息的死人。

只有共产党的文化语汇中，“人民”才被赋予其社会意义——一种抽象而又非确定的社会存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似是而非的飘渺，缺乏的是科学的定义。

它给每一个“自认为人民”的个人以历史的崇高，同时又剥夺实际上的群体的政治属性。如果我们用“共产党文明”来完美解释，它的真实含义为：“如果你自认为是人民，那么你的一切意志都必须放弃，不自愿废弃的必须被武力剥夺”。

因为，“人民”只能“被代表”，而不可能“自表”。人民在中国，是一个哲学范畴，只能“自在”，不能“自为”。

更加诡异的是，一旦“自认为人民”的人们有了自己的意志而求自表，这样的存在，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群体，必须被划分到“人民”之外——被一只我们能看得到的巨掌。

（三）

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恰好是被党文化所误导，所蒙蔽，所欺骗的“民”。他们以为自己在行施“人民的”权力，他们甚至以为自己是“人民”。

他们背负起“人民”十字架“，自行走上北京街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赎罪日的行刑中，将是被处以极刑的罪人。

如果他们有“原罪”，那就是他们竟然相信党文化中，关于“人民”的抽象定义——他们把自己具体化为人民，把自己载入史册。所以，他们成为自己的十字架。

（四）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实际上已经告诉他们，十字架一旦背负，行程不会逆转，原罪是不会被赦免的——你把它背负到天安门广场，你就要在广场被钉上十字架。

同一个民族内的“文明的冲突”，演化为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意志的冲突，利益的冲突。

由于“人民”的虚无性和非确定性，广场上的“人民”所作所为，不过是极力达成自己与十字架更完美的结合，他们的群体集合必须作为一个具体的抽象存在，表示“人民”的存在与行为，否则，他们的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小十字架上的肉身。他们在群情群力呼吁那个大的整体的十字架。

谁将被钉上十字架？天安门在拭目以待。

（五）

中国，是这么一个流血的行刑场。天安门，是这么一个流泪的坟冢。

“文明的冲突”，被不文明地湮灭，文明本身被带进坟墓。利益的冲突被利益化地决断，利益驱动构成其后三十年的万马齐喑的逐利大潮。

唯有那些在十字架上捐躯的孩子们，成为那些“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刀俎上的鱼肉，在“救救孩子”的哀声中，在天安门母亲的泣凄中，魂灵飞升，加入中华民族“正气”的主流，回头审视着天安门这具大十字架，不无遗憾地告别那个精神缺失的文明，视若敝屣地诅咒那个可以祭起杀器的利益集团，无奈地怜惜那个永远不会走上人间正道的民族。

（六）

中国人的历史遗憾，可以用怎这么几句话概括：我们牺牲近百万生命，保住的是金家小朝廷；我们踊跃百花齐放，得来的是万马齐喑；我们鼓足干劲，跑步进入的是“困难时期”；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切断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以为在争取民主自由，德先生，赛先生，迎来的是定于一尊的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逆流。

如此的“人民”，创造，或者被创造，如此的历史，还不如那区区一尊十字架，在文明的冲突中，有着人类的尊严，真正代表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