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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制造六四悲剧)
送交者:  2019年05月11日10:41: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逸草:查了一下,此文数年前曾在万维被转发过。可如今在六四三十周年到来之前,重温文中所述有关六四悲剧的来龙去脉,有着特别的意义。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看清,近来万维上一些疑是红宣部豢养放出的恶犬们的丑恶嘴脸。它们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竟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到学生和死难者的身上。


“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作者:朱长超

(节选)

二.小平,一手制造了六四悲剧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六四事件,对于中国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场枪指挥党的丑剧,再一次将主张理性和平地处理六四事件的总书记赶下台,并且一直将他软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离开了人间,才不得不结束对总书记的软禁生涯,践踏党章,践踏国法,莫此为甚,在现代政治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

   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完全终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严重地恶化了中国社会的社会道德,腐败分子弹冠相庆,从此,中国官场的腐败如雨后春笋,如原上野草,陈希同,陈良宇,成克实,一群接着一群,一荐接着一荐,一代接着一代。大有燎原之势。

   六四事件后,有一次李鹏同志接见海外人士,对方问及为什么发生流血事件时,诚实的李鹏同志回答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准备橡皮子弹。这真是绝妙的回答,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次最诚实、最富有智慧的回答。

   但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伟大的中国“没有橡皮子弹”呢?李鹏总理没有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橡胶不够,因此才没有生产橡皮子弹,才只好用真枪实弹!这得怪胶农不好,如果有了足够多的橡胶,我们就可以用橡胶子弹打学生,橡胶子弹打不死人,它只是与大学生们玩玩游戏,吓唬他们一下;但也许是我们生产这种子弹的技术不够,我们没有及时地掌握生产橡皮子弹的技术。如果这样,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应该负起六四杀死无辜市民和学生的责任来。由于你们的研究不及时,制造橡皮子弹的技术未过关,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弹代替橡皮子弹,才造成了学生和市民的真实的死亡,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宋代的理学家们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八九六四事件来说,学生死亡事小,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鹏同志的回答似乎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现在来更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他还说,他们这些老人有经验,可以帮助处理学生们的事件。他是担心他们这些老同志死光了,风波又来了,那就麻烦了。

因此,六四的悲剧,不是如李鹏同志所说的是橡胶子弹来不及制造的问题,而是邓小平需要这样的事件来威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如李鹏所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有意制造这样的事件,内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镇压自由化分子,并且是有意用这种残忍的办法来威摄天下、维持稳定。

   正如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说的,“杀他个二十万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万学生,我有三百万军队。”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其实也是这样的。

   早在此次学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说,“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那就是要敢于流血,不怕屠杀。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又一次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见,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制造酿成的。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罢免不当。

   六四学潮的一个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人们对他的悼念又是起因于他生前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对他的不当批判。悼念活动又遭到了邓小平的压制,压制引起了抗议活动。抗议一步步升级,最终引起了天安门事件。

   胡耀邦曾经是党的总书记,他发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大刀阔斧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几十年中产生的无数冤民,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对学生和知识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他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不是中央委员的邓小平却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认为胡应对一九八七年学潮负有责任。

   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下台的会议,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老顾问们批判和罢免总书记胡耀邦。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章的,也不符合民意。

   在邓小平看来,他是第二代领导的头,他喜欢谁,就指定谁,不喜欢谁,就让谁下台。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毕竟不是邓家。罢免总书记是党中央的事情,不是邓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哪有什么道理在你邓家的客厅里召开,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邓小平和薄一波们,有什么资格对总书记说三道四?有什么资格提出动议,参加意见?但是,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们的压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后去世。全国人民自发地哀悼他,为他鸣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正是民心党心的反映。

   本来,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无权干预党中央书记的人选,更无权让党的总书记下台,但是,邓小平自以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领导的头,这反映了他的独裁作风,违反了党心民心,当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满。

   六四事件开始起因于对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于邓小平的太上皇作风,起因于对胡耀邦总书记罢免的程序不当,处理不当。如果实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事件的。


第二,这次事件开始后,邓小平定性不当,激发了矛盾,扩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先是参加悼念,离开了平静的书桌,上街集会静坐,此时,只要疏导、对话,完全可以平和地解决。而集会静坐,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天赋的权利,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看得那么严重。邓小平本来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是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事,由国家领导来管理;党的事,由党的领导来管理,年纪大了,而且没有党和国家的职务,你管好军队就是了。你却越俎代庖,在家里召开会议,定性学生的合法活动是动乱。动乱是大事,有秋后算账的危险。他在家里说的这一番激化矛盾的话被写成了社论,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成了学生的动员令,激发了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情绪也更加激昂。

   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本来,学潮已经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却拿起芭蕉扇搧了两下,一下把火搧旺了,变得难以控制。他实在是有责任的。


第三,他拒绝赵紫阳提出的理性和对话基础上解决事件的正确方针,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断恶化,学生和政府的情绪不断对立

   邓小平发表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时,赵紫阳正在朝鲜访问。访问回来后,他认为解决学潮要在法制、理性、对话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426社论不利于学潮的解决。在与费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也认为四二六社论定性不当,对解决学潮不利。

   座谈会后,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 ‘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张良编:《六四真相》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这说明,邓小平认为学潮是动乱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刚愎自用的,即使错了,他也不会承认。就如他制造的56万右派分子的伟大实践直到他死也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为了能转这个弯子,他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要求向天下人说明,426社论虽然他当时在朝鲜访问,国内是传给他的,他是看过的,也是同意的。赵紫阳主动以国家社稷为念,主动要求承担责任,平息学生情绪,理性处理学潮,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仍然被邓小平拒绝了。这样,理性和平的解决学潮的路,再一次被邓小平堵塞了。


第四,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总书记的正确意见,执意派军队进京,进行戒严,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决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剧是开了枪,死了人。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而开枪杀人又与军队进城有关。本来,军队的责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更不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就是如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一再声明,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不是针对市民的,而是保护学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当的,军队入城就直接酿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来,天安门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在决定是否派军队的党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和胡启立反对,李鹏、姚依林支持,乔石中立。结果是二比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常委未能取得多数意见,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17人,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决定党国大事。派专机接外地委员来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国是,更是题中之义。但是,最后由邓小平一个人决定,调动军队,入城戒严。枪再一次指挥了党,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再一次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命运。

   派军队到北京,是由邓小平一手作出的决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邓家开了个常委会议。邓小平不是常委,连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参加了在他家召开的中常委会议。杨尚昆也参加了。

   赵紫阳在汇报情况时,邓很不耐烦。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以上引自赵紫阳回忆录)并且由邓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戒严事宜。

   在派军队戒严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邓虽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却是最高决策者,并且一意孤行,拒绝各种正确的声音。就在邓家召开的中常委上,赵紫阳提出,派军队可能会对国家和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请慎重讨论。

   邓小平表示,就这样决定了。赵紫阳表示,他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

   可见,派军队进城决定,主要是由邓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绝了赵紫阳等人再三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次会议之后,全国有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发信,表示反对军队进城,要求中央正确对待学生,采取协商对话的办法解决学潮。出于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也希望邓小平在历史最后的关头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摘录了部分信件给邓小平,希望他能认真考虑广大干部的意见,为事件的解决作再后的努力。信是这样的: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但邓未作答复,决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这个历史事件,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的。到了这一步,仍然存在通过人大进行解决的一丝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但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他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商量国是。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这也不失为最后的办法,也是赵紫阳为理性、平和地解决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采纳,万里回国后,也被邓小平阻于上海。万里丧失了自由,只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军管决定后,才获准回到北京。

      据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是否来北京,怎样表态,都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人民的权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多么地富有中国特色啊!中国人民幽默地说,人大代表们只是“啃啃鸡腿拍拍手”,说得是多么地逼真啊!


第五,最后由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在六四凌晨军队会师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很明白:格杀无论

   最后的军队进逼天安门的命令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下的。

   赵紫阳拒绝军队入城。据有关报道,38军军长徐勤先接到带兵进城的时候,他询问军委有关部门,进军天安门的命令,是否有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答复有邓的签字;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签字,答复有杨的签字;又问,有没有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答复说没有他的签字。后来徐勤先认为只有军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党的总书记都签了字,他才能执行进军的命令。

   可见,进军令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签发的。

   而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可以开枪,可以扫射,可以射杀任何认为影响进军天安门的人们。甚至可以扫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们,因为有不少人在家里被打死;甚至可以扫射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有不少医生在抢救中被打死。

   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酿成的。小平同志在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结果。中华许多优秀的儿女成了枪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国现代化陷入了专制化的泥淖,邓小平则使自己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门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反革命,他们的静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乱。如果是反革命暴乱,那是暴力是否过份的问题,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乱,是人民行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就是对人民行施暴力的问题,那是违宪的行为。一个党的军委主席未经全国人大授权,有没有权力派兵实行戒严?这又是一个问题。后者暂且不说,先说天安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乱?

   第一,从北京全城参与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里当时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有数百万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反革命暴乱。

   第二,从军民鱼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据报道,军队进城的时候,天气炎热,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队同志说明真相,劝阻解放军不要入城,一面给他们送水送粮送毛巾,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反革命,那有这样的暴徒?

   第三,从军队死亡情况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乱。

   据参加事件的军官吴仁华着文说,军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军炮兵部队有几个战士在翠微路不幸翻军,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夺去了六个战士的生命。这是戒严过程中的不幸事件。

   二十四集团军有一战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时间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后身亡。他的死,也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无关。

   三十九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换了便装,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可能是想拍摄解放军进军天安门的全程录像。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进军天安门部队战士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于景禄,他中弹身亡。他中弹后由群众抬着送到了医院,不治而亡。还有几位,也是在混乱中因各种原因死亡。

   吴仁华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队,被六万群众围在中间,群众把十一个受伤的有病的官兵送到医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如此关心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发无伤。可见,天安门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实在是师出无名,开枪无名。

   后来,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样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了。他俩都只是说,是六四风波了,既不称暴乱,又不称反革命,而只称风波。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反革命暴乱”的罪名是根本莫须有的,对人民的屠杀是毫无理由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让我们通过历史的比较,来看看历史人物处理类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坚决镇压的态度远远超过毛泽东。

   邓小平经历过两次天安门事件,对这两次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鸣的,而对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仇恨的,坚决镇压的。这两次不同事件的镇压者,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相比,邓比毛更加残酷,更加无情。其镇压的力度和嗜血性,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冯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领袖。

   1976年清明,相当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到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天安门事件对周恩来的悼念,其矛头是对着他的。

   后来,悼念群众与当局发生冲突,发生了群众掀汽车等事件。毛泽东发了火,说,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了汽车,说这是反革命性质的。他下令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群众。但是,当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也没有调动过一辆坦克。不是毛主席调不动坦克,毛主席像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调动军队的,有能力比邓小平调动更多的军队,他没有调动,他不需要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才需要动用军队呢。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点牢骚,是用不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来介入的。四五运动中,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用野战军。

   同样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就严厉多了。开始只有少数学生游行,邓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为动乱,大有秋后算账的架势。后来,学生不买他的账,他不仅派了几十万野战部队,而且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结果,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坦克碾过了年轻的身躯,枪口扫射了学生、居民、救援者甚至医务工作者。

   小平曾经有句名言,“不怕流血”,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屠杀的潜台词。结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两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 年的春夏之间,春城无处不飞花,京城无处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选中的第四代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说自己“冒失地”到法国去,“ 冒失地”在百色发动起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北京,下令挺进天安门。在不怕青年学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说话,不怕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一点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相形见绌了。

   为什么两个类似的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这是因为,四五事件,学生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运动的不满,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同情的一面,他处境不良,有学生同情他,对他是有利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学生对他恋栈专权是有批评的,他不面壁思过,反而认为矛头是对准他的。当听到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向他报告学生游行有批评他的口号时,他就勃然变色。他老人家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因此,他对后一个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是坚决镇压的方针。

   同是镇压,毛泽东调动的是民兵,邓小平调动的野战部队;毛泽东调动的只有千百人,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毛泽东使用的是木棍,邓小平使用的是机枪和坦克。

   两相比较,毛泽东还是土八路,出手留有余地,邓小平则现代化了,准备大规模杀戮。结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镇压四五事件,没有死人,只有伤者;邓小平处理64事件,被枪杀者、坦克碾过者,官方至今讳莫如深,但通过海外报导及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与华国锋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处理四人帮事件后,华国锋面临着处理四五事件的紧迫任务。当年,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华国锋顺应了民意,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关押的人全部获释,定罪的全部平反。

   华国锋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表现了一种敢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而且是敢于否定毛主席当年的结论,给全国人民心心牵挂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当然,这个事件的平反,是许多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支持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对于他所亲自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坚持不认错,不平反,并且,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镇压。他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对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非法关押了多年,并且由他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一直将赵紫阳关押到死。

    当年,毛泽东对于与他一起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搏斗的国民党死犯,可以进行特赦,而邓小平则把全党选举产生的党的总书记长期关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后,全国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缉、审判、枪毙的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参加学潮的许多学生职工,有的不能毕业,有的找不到工作。邓小平坚持的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发生,他是高兴的。对于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悼念一个领袖,都是在天安门,都是学生和市民进行和平的集会。然而,对于前者,邓认为是革命的,后者则是反革命的,不仅是反革命的,还是暴乱性质的。小平同志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华国锋粉碎四人邦后,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写信给华国锋,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给华国锋一封信。信上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一旦他掌了权,地位稳固后,他却宣称,华国锋这个人很坏,坚持将他赶下台。华国锋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会儿是英明领袖,一会儿是个很坏的人。他实在是个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古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俊杰。

   不过,对于他做的事情,他总是一意孤行,从不认错。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明明错了,他硬顶着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三个党员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大会,被他下令开除出党。对于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说什么不怕天下人反对,坚持镇压是对的,并且无法无天地将党的总书记隔离到去世。邓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反右伟绩,坚持着他指挥的天安门事件的正确和必要。与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多么地刚愎自用、多么地独断专横、多么地残酷无情啊!

   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相比,邓坚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则在暮年认识到六四事件是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张及早平反。

   杨尚昆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开始的立场是在理性处理和暴力处理之间摆动,对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在纪念五四的会议上、在亚行会议上提出的理性处理学潮的方针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后,当邓小平断然决定军管时,他倒向了军权在握的邓的一边。并且充当了邓的镇压方针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六四事件的流血处理,杨尚昆是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与邓的暴力镇压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后来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后,邓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权势渐大的杨家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杨家相当一部分权力。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他可能不希望杨家在军队中有太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会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可能担心自己死后杨家过大的军权不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他自己多次演出过枪指挥党的剧本,深知有枪就有草头王的道理,对于军权强大的杨家不得不有所提防,于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

   但是,对杨家的薄情,也不排除将杨家作为六四镇压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气洞的心理动机。这与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又把来俊臣作为替罪羊是一样的。

   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这从他对曾庆红和胡锦涛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杨多少可以暗示杨对六四流血事件负有责任,也多少让六四运动的受害一方出一点怨气。

   杨尚昆对六四事件看法的转变的动因,一方面,对六四的处理,杨一开始就与邓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杨家明显地成了邓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后就被邓掷到了一边。杨对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杨尚昆在晚年,对六四的流血处理方式是批评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也否定了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他在遗言中曾经说到,六四事件是党的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早日平反。

   他曾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见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将来此案一定会是平反的。不管杨当初有多少过失,至少他最后认识到了当初暴力处理的失当,站到了历史的正确的一方。而邓小平则直到他死亡,一直坚持对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对于当年曾经充当过得力的助手的赵紫阳,他始终采取软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将光绪软禁在赢台一样。

   与冯国璋相比,小平同志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

   五四事件与六四事件有点相似,处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处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两相比较,邓小平与冯玉璋的处理方式大不一样。

   五四事件运动时,北京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曹外长。从法制的角度讲,学生中有些人独犯了民国的法律。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烧民宅,殴打政府官员,这是触犯法律的犯法行为。国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号下违反法律,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主张对犯法者惩治。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冯国璋,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竟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他没有因此将五四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没有说成是暴乱,更没有说成是反革命暴乱。

   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采用的是与学生对话的办法。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权、对话这样的概念,而且冯国璋是个粗人,他居然没有像八九年中国官员那样竭力回避对话,更不像邓小平躲在背后策划派军队戒严。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现场一共扣留了三十二个学生,经陈独秀,蔡元培等呼吁营救,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冯玉璋更没有秋后算帐,冯国璋没有在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开展大清查,也没有发表“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讲,没有下令将参加运动的学生、市民、工人进行开除,判刑,行政处分等惩罚。

   与邓小平相比,北洋军出身的冯大总统是多么地温和、多么地慈爱啊!是他没有军队吗?不是;他知道,国家外患内忧,青年的本意是爱国的,国家沉疴多年,积贫积弱,再也不能自我残杀、自我摧残了。

   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琪瑞相比,邓小平对青年生命的看得轻如鸿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事件,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处理这两个事件的领导人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学生生命的份量,在这两个领导人身上,简单有天壤之别。

   这一天,北京女师大等院校的学生在总理府前集会游行,起因似乎是为山东青岛问题,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程德群等数十人中弹死亡。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的国会支持学生,反对对学生开枪;检察院主持正义,认定游行是学生的权利,开枪是错误的;全国的报纸也大都批评政府。

   总理段琪瑞的态度如何呢?他来到死难者中,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虽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但作为一国总理,他承担了责任,并且真诚地有负罪感。

   段琪瑞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大辈子“不动摇”,直到临终。

   他下令建立学生纪念碑,表示牢记历史教训;他抚恤死难者家属,并告罪天下,从此终生吃素。他还解散了那一届政府,表示了对人民和历史是有担当的。直到临终,段琪瑞还谈到那次流血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段琪瑞还是承担了历史的责任。段琪瑞对事件的处理是人道的,他领导的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邓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负责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则不同。他声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战军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他到死,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将百万人打成右派,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一样。与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后,他通缉运动的领导人,全国审判、关押、枪杀、行政处分了一大批人,一时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并且论功行赏,在“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过程中表现积极的人,一个个弹冠相庆,一个升了官。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邓小平漠视生命,不怕流血。女师大事件后,段琪瑞长跪不起,终生吃素,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为了承担责任,他辞去总理,解散政府,他对事件是负责的,对国家是负责的,对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则不同,六四事件后,他接见进军天安门事件有功人员,大家饮酒庆功,按功论赏,一片欢欣气象。他还发表重要谈话,表示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段琪瑞这样的北洋总理,在对学生的残酷无情方面,怎么能与邓小平这样的军委主席比拟于万一呢?一万个段琪瑞,也不及一个不怕流血的邓小平啊。

   从镇压的血腥性来说,邓小平超过了沙皇。

   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于屠杀现场,而且表现于事后的残酷镇压。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俄国沙皇对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应该说,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要求俄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与北京六四运动不一样,改革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六四运动没有政权欲望,只有学生对国家反对腐败的诉求,只有国民对中国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中国的学生们只是跪着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十二月党人则要求沙皇改变农民政策,具有强烈的反对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这样,沙皇也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镇压。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将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邓小平的处理则要残忍百倍。他将没有任何罪责的总书记罢免,并将他软禁到死;他将同情六四运动的中央委员鲍彤逮捕,当有关方面调查后认为鲍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时,邓勃然大怒,将报告掷在地上,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理由。结果,强行判了鲍同七年徒刑。

   邓又在全国发起了残酷的镇压运动,电视里每天播送着通缉全国的几十个学生领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数相当不少。单是大连一个目击者只是讲述了学生死伤现场情况,就被以造谣罪判刑二十年。邓小平还在全国发起了严厉的清查运动。许多人受到各种方式的处分,例如,行政处分。相当多的人因为参加或者同情六四运动,在毕业,工作,职称,住房等方面加以压制和刁难。

   中国当局不公布六四后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数其数相当可观。因为只是笔者小小的一个单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数甚多,只有文革才可与之相比,处理人数之多,文革也未必超过它。当时,凡在运动中签过名的,参加过游行的,说过同情学生的话的,都要一一说清楚。清查中,有的机构解散(世界经济导报),有的人员坐了牢,有的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记大过之类各种不同的处分,更多的人作了检查。

   笔者只是在听到六四流血后写了“哭爱国同胞血流大地,恨专制暴君无法无天”的对联,就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受到种种由此而起的附加处分。相比而言,沙皇没有将镇压扩大化,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大清查。与沙皇相比,在对待批评者的镇压的广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远。他实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镇压的残忍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蒋介石。

   邓小平对待学生和民众的态度,与被共产党称为独夫民贼的蒋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蒋介石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中,也处理过学生运动。比较大的事件有抗战前夕发生的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有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两次运动中,都有大批学生参加。而且,在国民党看来,背后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蒋介石在处理这些运动中,没有下令开过一次枪,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没有一个人死亡。

以一二九运动为例,当时北平学生数千人在北京集会游行,国民党政府没有人下令开枪镇压,更没有实行戒严军管,没有开进坦克,没有动刀动枪。只是用高压水枪向学生喷射。这也是不好的。冲突中,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不久就被释放。有一些学生受伤。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南下,上海学生也到南京声援,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起全国性的大逮捕、大清查运动。在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残忍性、规模上,小平同志远远超过蒋介石。蒋介石远远地落在了小平同志的后面。

   六四事件中的邓小平,也超过了反右时代的自己,超过了1975年时下令向沙甸村开炮的自己=邓小平自己也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对于邓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适用。他先是用右派分子帽子店镇压右派分子,再是运用大炮炮轰沙甸村镇压回民,将好端端的回民村庄用大炮夷平。最后,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带和机枪向学生开火。他一路走来,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镇压起来,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终于达到了他对待民众残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枪声阵阵,血染大地,古城惊魂。公主坟前,枪弹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滩滩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战争,国共双方,陈兵百万,也未有如此之流血。

五四运动时,北京青年上街,没有流过一滴血;

   一二九运动,有催泪瓦斯,有冷水笼头,但是,没有动刀枪。一九二六年女师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没有坦克,没有机枪。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没有用枪,只用棍子,只有受伤,没有死人。这些事件,与小平同志指挥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苏东坡曾经称颂年轻有为的周公瑾,“羽扇纶巾,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小平同志也是大手笔,弹指间,三任党的领导,无论是主席还是总书记,被他轻松地赶下台;谈笑间,他自如地调动了几十万军队会师天安门;谈笑间,指挥天安门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

学生们这些秀才娃娃,在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铁军面前,血流满地,死伤累累。可惜,小平同志的这一笔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世奇功,至今还没有被中国那些善于写伟人颂的时髦诗人用浓笔重墨形之于文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写过邓小平,似乎也没有用大手笔歌颂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丰功伟绩,这实在是抹杀了小平同志一生所做的一件伟大的业绩了。

   这一丰功传绩也被他亲自挑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淡化了。本来,小平同志称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自己是平暴的当代英雄。是他在危难之中,挽救了党。但是,他的接班人却淡淡地说,六四是一场风波。风波是个什么东东呢?风波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只是七斤摇船进城,被城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辫子。剪掉一根辫子又不痛,又不痒。风波在小说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个暧昧的手机,妻子与他闹了点别扭,撅起了小嘴。将伟大的六四事件,说成如七斤剪辫子、夫妻间误会那样的“风波”。这实在是对小平平暴这样的伟大历史功绩淡化了。小平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他会拍案而起,说不定又会想到罢某个人的官了。

   风波论似乎有了点人情味,但是,却陷入了逻辑的两难境地。

   第一,如果这只是一场小风波,那么,你就是否定了邓小平生前对六四所下的政治结论。他明明说是反革命暴乱,你却说成是风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允许,你却大事化小,风波论岂不将当年的暴乱分子说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这是小平同志不能允许的,当年他对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许呢。他能允许你将反革命暴乱说成是风波吗?而风波论者都是小平选中的接班人,这怎么对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风波论也对不起那些共和国卫士,对不起那些镇压六四的有功升官之臣。他们当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来,别的英雄模范总要反复表扬,反复出镜。共和国卫士则一直藏在幕后。如今,你说成了风波,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能否成立都有了问题。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小风波里难出大英雄。风波里怎么涌现共和国卫士呢?镇压学生后有一批人升了官,原来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说成了风波,能说他们是因为平定风波而升了官,风波论使他们功不着,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鹏和陈希同心里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风波,你就要给“风波”中的殉难者、坐牢者、受惩罚者有个说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风波,风波的参加者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怎么就可以轻易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呢?怎么可以用坦克碾过他们的身体呢?怎么可以向着他们开枪了呢?如果是风波,该平反的要平反,该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将风波中的死难者说成是暴徒,或者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当作暴徒来处理。这样做,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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