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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当事人的说法也未必都靠谱
送交者:  2019年05月07日06:16:2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持续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老高按:昨天(5月5日)下午,川普总统一条将从星期五(5月10日)对中国两千亿进口商品加税的推特,震动世界,股市激烈动荡,网上网下的报道和评论甚多。值得一提的是,川普发出推特、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之后好几个小时,北京时间晨9点多,我去查看中国最权威官媒新华网、人民网等等,对此一个字也没有,均沉默以对;自媒体上则是“封杀没商量”。朋友对我笑曰:政治局委员都被从梦中叫醒,紧急开会呢,他们没讨论出应对的举措和口径,让媒体怎么报?
  形势如何发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几天来沉浸在五四百年的氛围中,今天继续推荐一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叶胜舟的《“五四”学运领袖许德珩与傅斯年的“怨念”》。
  我一般更重视、更愿意读亲历者、当事人的文章,他们的身份、经历就决定了他们比别人更有独特的见闻和感受。但是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也告诫:亲历者、当事人多年以后的回忆录,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并不符合史实原貌。前此我在平型关战役的讨论中,就发现参战国军将领陈长捷的回忆有重大错误——虽然他参战,但是他并不了解在他赶赴前线之前的前线发生了什么,但人们因为他是参战者,想当然地误以为他说的就是实情,这就造成了以讹传讹。
  一个多星期之前,有位博客因听信当事人女儿讲述的说法,就痛诋一位学者基于对众多史料的对比鉴别而得出的分析结论是“无耻造谣”“无耻之极”,在我看来有失审慎。下面这篇文章提供了又一个教训:五四学生游行请愿参与者、当时北大学生社团领导人之一许德珩在五四60年前后的回忆,就被指出有多处不符合事实。若不看这篇文章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一般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对所有当事人的说法加以比较鉴别?),很可能我就以为许德珩所说属实了——他是亲历者么。
  许德珩在回忆录的《后记》中有句话说明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我年岁已大,有些事记不清楚,甚至记不起来,有些事在记忆上恐怕还有错误。”这一态度让我敬重。
  “罗生门”现象在历史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过去我曾说过,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才有助于形成“无影灯效应”,尽量减少死角。叶胜舟此文所采取的态度,也值得我学习:对许德珩回忆文章中的硬伤、失实之处,一一指出,并举出何以认为其错误的论据、正确的史实是什么,以澄清是非真伪。他也说:“他(指许)在回忆一些重大事件的重大细节时,确有遗漏,客观性、完整性有瑕疵”,“许文这些陈述充满偏见和失实”……但绝不从政治上、道德上对许德珩加以任何“恶谥”。
  祈愿所有愿意认真讨论问题、还原历史真相的朋友,都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


  “五四”学运领袖许德珩与傅斯年的“怨念”

  叶胜舟 FT中文网 2019年5月6日

  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主要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有公开的矛盾和持续的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许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曾两次指责傅斯年“告密”,是“坏学生”、“卑劣”,导致学生反日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北京大学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学生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现在有些学生要纠众造反,向政府示威。这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这种卑劣行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1979年5月5日,许德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指责傅斯年“告密”。称1918年这次反日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许德珩对傅斯年的这些指责非常严厉。此事的背景是日本政府为干涉苏俄十月革命,进一步控制中国,1918年5月16日、19日,迫使北洋政府先后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两个留日归国的学生慷慨演讲,反对媚日外交,反对政府向日本借款,反对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
  罗家伦看到大家只能发发议论,束手无策,跑上讲台最后一个演讲,“煽动”反日游行。“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次日,北大率北京各高校2000余名学生,果然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与日本签订的这两个不平等《协定》。总统冯国璋会见13位学生代表,许德珩是其中之一。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秘密协定并未废除,会见后就这么散了。请愿很平和,只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番”,下午5点余从新华门返校。
  尽管罗家伦标榜这次请愿,是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的先声,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但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坚持学生在学校应多学习,不支持学生闹革命,过多干预政治,更认为学生的行动给北大带来危险,随即辞职。学生苦劝,担忧“北大坍台”,总统冯国璋也退回蔡的辞呈,好不容易挽留住蔡。罗家伦作为此次反日游行的发起人,受到部分北大同学责难。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鼎足而立:《新潮》《国民》《国故》。1918年11月成立的“新潮社”,以支持陈独秀、胡适学说为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是维新派;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用文言文写政论之作,鼓动介入现实政治,是行动派;1919年1月成立的“国故社”,以支持刘师培、黄侃的学说为主,反对白话文,坚持旧道德,是保守派。蔡元培对这三个学生社团及刊物都支持,但支持《新潮》的力度最大,《新潮》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也最大。
  这三个刊物的创办人和主持人都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同班同学,其中《新潮》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国民》编辑为许德珩、陈剑修等;《国故》编辑为薛祥绥、张煊等。同班同学都分成三个阵营,可想而知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有多大、分歧有多大、阻力有多大。与他们同班的新潮社社员俞平伯1979年赋诗《“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其五),记录和妙评这段轶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
  三个社团、三个刊物之间竞争论战,相得益彰,由于思想倾向不同和年轻气盛,难免暗自较劲、嫉优妒能,存在微妙的“瑜亮情结”。《国民》编辑许德珩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三个社团“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傅斯年不赞成我们反日,就不参加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
  傅斯年和许德珩关系不睦,但两人都敬重李大钊。李大钊出面调解两人矛盾,智慧地“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国民》与《新潮》才不闹人事纠纷”。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又“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从而加强了北大学生间的团结。”新潮社、国民社的成员拧成一股绳,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李大钊的调解,缓和了傅、许两人以及新潮社、国民社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也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
  目前既没有傅斯年告密的确凿“实锤”,也没有许德珩说谎的确凿“实锤”。许德珩在回忆录的《后记》中有说明,“因我年岁已大,有些事记不清楚,甚至记不起来,有些事在记忆上恐怕还有错误。”如许所说,他在回忆一些重大事件的重大细节时,确有遗漏,客观性、完整性有瑕疵。
  仅以他的回忆录中涉及“五四运动”举例:
  其一,1919年5月3日凌晨,蔡元培从汪大燮处获知中国巴黎和会失败且拟签约的消息,同时告诉傅斯年、许德珩等新潮社、国民社成员多人,许只说“蔡先生马上透露给我”,未用复数“我们”,实情是蔡元培对傅斯年的信任和器重超过许德珩;
  其二,据罗家伦回忆,5月1日或2日,傅斯年、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群众“暴动”。这表明北大学生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许未提及;
  其三,傅斯年是自发的“五四”学生运动主要领袖,是5月4日上午10时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游行示威筹备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人是段锡朋),也是下午1时游行的旗手、总指挥。许只字未提;
  其四,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临时受命,站在新潮社的长桌旁,15分钟一挥而就,用白话文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振聋发聩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不朽口号,敲响全民警世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比许用文言文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更精悍有力,更具煽动性,气势如虹,血脉贲张,传诵至今,“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许也只字未提。

  “五四运动”60周年(1979),中国刚冲出“文革”浩劫三年,许德珩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在爱国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曾沉渣泛起,故作几下姿态”;“由于他们跟在胡适后面转,投机钻营,一心追求读书做官,因此,运动刚一过去,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丑恶嘴脸”;“这几个人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用十万银元资送到国外镀金去了,最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
  许文这些陈述充满偏见和失实,至少有九个可商榷之处。

  其一,段、罗、傅这些学生领袖发起和推动“五四运动”,和许一样是基于爱国救国的真挚情感,与国共两党皆无关。“五四”潮起潮涌之际,既无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10日改为现名),亦无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创立)。
  其二,“用十万银元资送”与史实不符。出资人是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出资额只有5万银元(李菁《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出资目的没有任何功利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关。1920年9月22日下午,江苏教育会召开留美出国人员欢送大会,穆藕初一到会场,就有记者询问:“穆先生一诺五万大洋,心欲何求?”他答:“既不求沽名,亦不求钓誉。我之惠人,己所愿也,并不企望报答。惠人以图报,非君子所为。”
  其三,这批留美生不仅是许所言“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更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和决策。1920年5月,穆藕初致函蔡元培,所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第四条清晰授权,选派学生“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界有崇高威望,晚年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也为中共所尊重,许文回避了这个重大史实。
  其四,这批留美生没有傅斯年,但都经历严格的考试考核。1919年底,傅以山东庚款留学考试第二名的成绩,先赴英国、后转德国留学。1920年6月,“经过蔡校长和三位教授严格考核、数次会议讨论后”(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选定北大政法科段锡朋、文科罗家伦和康白情、法科周炳琳、经济科汪敬熙(均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赴美留学,也是民主决策、集体决策。
  其五,1920年这批留美生有六位,也不止一批。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非常丰厚,每人每月120美元,远高于一般公费留学标准。五位得主也自觉,决定每人每月挪出20美元,供给另一位未能入选的同学孟寿椿出国。因此当年以1905年12月清政府特派的“五大臣出洋”喻称,实际上有六个人。此后方显廷、张纯明等二十余人赴美留学,也受益于这笔奖学金资助。
  其六,如果说傅斯年和这批留美生是“国外镀金”,那么许德珩到法国勤工俭学七年又学到什么呢?作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之一的许德珩,没有入选这批留美生,不是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名气小,也不是蔡元培校长和胡、蒋、陶三位教授对他有成见。原因很简单,1920年2月,许已赴法国勤工俭学,错过了5月才启动的选拔。1916年6月,蔡元培发起创建华法教育会,亲任会长,力挺赴法勤工俭学。这个项目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成功,明显不成熟。法国就业形势严峻,赴法学生日益增多,所需经济援助日益增多。1921年1月16日,蔡元培发布《华法教育会通告(二)》,坦陈“亏空之数甚巨”、“万难为继”,宣布“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其七,这批人中的确有一部分在国民党执政时任党政军职,并非“一心追求读书做官”,更不完全是“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颇有名气和贡献。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先后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汪敬熙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段锡朋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和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康白情任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其八,许德珩基于政治立场和年轻时累积的“怨念”,贬低段、傅、罗留学之举,同时也贬低实业家穆藕初的爱心和义举。穆捐资助学大方,自己生活俭朴,任大型纱厂总经理月薪四百多元,每月伙食费控制在六元。穆在《北京大学月刊》看到江绍源一篇佳作,“极为嘉许,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学费2500美元,以供他与其他同学一同出国”(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众所周知,江绍源是一位纯粹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扣不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吧?
  其九,看不出这批留美生“五四运动”一过,就背叛“五四”精神,更不至于露出“丑恶嘴脸”。1937年6月,受穆藕初资助出国的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周炳琳等十余人,发起筹得1万元法币,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其中一位获奖者是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每年资助300元法币。穆藕初资助的留美生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与“丑恶嘴脸”有天壤之别。

  1989年5月4日,“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许德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纪念五四》文章明显比十年前更理性平和,对同学淡化了人身攻击和基于意识形态的丑化。他说:“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如果政治少干扰一分学术,那么学术就会多一分自由,历史更接近一分真相。中国的社会发展主旋律虽然不再“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阴影余威仍在;即使名义上消退,但若没有数代中国人上百年的艰辛努力和抵制,很难从人们的脑海心田中基本清除。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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