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何許人也（下） 2017-12-02 1994年，蒯大富初到深圳，見到在清華教過他的一位老師，這位老師文革中不僅被他整得夠嗆，弟弟也被整死了。那時老師身體很不好，蒯去看望他，要他一定把身體養好，並說，“不能弄潮，可以觀潮；不能演戲，可以看戲”。這話不僅是用來寬慰人的，也是一個過去式的風雲人物對其自身處境的寫照。一個病殃殃的老頭，在政治無情的浪卷浪舒中被捧起又被摔落，早早撂在了岸上，除了坐觀激流鼓盪，已經找不到他原來的位置所在。 蒯大富戴着一副粗框眼鏡，神情和悅，談吐不見波瀾，從容平靜，但又不失他的洞察。他的居所和辦公室里，堆滿了各種大陸難以得見的書籍，上面講的都是證壇上的權謀、內幕之類稗官野史。公司里的人說，“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是香港專門有人送給他的。”此外，他為自己訂閱了多種報刊，劃分起來，從左翼到右翼，兼容並包，光閱讀這個每天就得花費兩個多小時，他管這叫學習思想成果，掌握時事動態。 “我們這些人，不想關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要關心你，中央某些政策的變化，中央某些領導的變化，就可能影響到我們的命運。這種情況下你不關心政治，可能麼？”蒯一點也沒有誇大其辭的樣子，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認真，好像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他有他的存在感。 在記者和他們兩口子交談時，蒯大富走進廚房，倒騰起他那個專用的藥罐。第三次中風后，羅曉波帶着他全國各地尋醫問藥。他十分聽取醫生的話，不停地熬藥吃，十五塊錢一服中藥，一氣吃了一百八十服，每天兩碗，一天不落下，以便求得更好復原。他給我看最新拿到的體檢報告，一小厚本，項目很多。據他說，身體基本面都還好。把藥罐放在爐火上煨好，他又翻將出一塑料袋首烏粉，泡上滿滿一海碗，一邊看電視一邊專心地吃了起來，傳說那東西不光有烏髮之效，還可以治療便秘。 蒯大富這一生，敗就敗在政治這兩個字上面，可這失敗消滅不了他對於官場的熱衷與窺探欲，若干年前去昆明，那時主政昆明的一把手是由江蘇調過去的一個改革派背景的官員，這位方面大員盛情設宴相款待，蒯大富對他說，“你要是在官場上幹得不順，乾脆到我公司去算了，”大有延攬人才之意。這話後面其實隱含了他對於官場文化的邏輯，即自古以來，凡是酷吏，下場都不是太好的。 他顯然是一個資深的看客了，坐下來可以講一連串官場上的小道和笑話。這些東西由蒯大富嘴裡講出來，帶有一種遊戲人生的況味在裡面。 蒯大富這一代從清華園走出來的人，從政是大多數人必走的路子，其中亦有後來登上了國家領導人座位的。而他的輝煌，卻只終結於1968年的22歲。多麼光彩的年華，奪目而虛幻，只維持短短兩年，便沒有任何可以延展的餘地和空間了。不能博一個衣冠終身，唯一適合他的解釋只能是時運不濟，命不夠好。他身邊的人，都說他不幸而成為政治遊戲的走卒玩偶，他被命運之手蓄意點中，不知死活還興高采烈地蹚進了一灘不該蹚也蹚不好的泥濘，好像最後也只能用他的憋腳的犧牲與收場來支撐那段提前被設定好的戲份。 往事歷歷，煙雲難消，就像那向人說道天寶遺事的白頭宮娥，總也忘不了裡面也有自己參與的幾句台詞、若乾片斷。悲哀就是這樣，幕布拉起那一刻，事實上他竟一直在賣力地跑龍套，卻被人，連同他自己誤會是在獨挑大梁唱主角。 在羅曉波那裡，對她丈夫有各種各樣的情感色彩濃重的判定式稱謂，比如走狗、打手、可憐的悲劇人物，被卸磨殺驢的人等等，這都是背着蒯大富私下裡提及的。蒯大富那時候坐在客廳里，與餐桌相距不遠，也不知道他是聽見了還是故意裝聾作啞，總之記者懷疑這些字眼聽起來對於當事人的心理會產生刺激，但羅曉波就是口沒遮攔，一點也不顧忌。她丈夫當年在政治上的表現之極端幼稚，在她眼裡簡直是件徹頭徹尾的蠢事。她說他充其量只是個政治愛好者，並不具有什麼政治智慧。 數十年之後，蒯大富常與文革時期的那批人聚首。那段歲月是他們之間永恆的私房話題，聽他們講故事聽多了，羅曉波從中也聽出一些道道來。其中一件事讓她印象深刻：1968年7月，毛主席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試圖接管亂糟糟的校園，要求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交出武器，不願退出歷史舞台的蒯及其手下拒不聽令，武力對抗。失敗後，蒯匆忙逃出，跑到西單的郵電大樓要向中南海發電報，說什麼清華“井岡山”正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救兵非但沒搬來，自己還落了個束身待罪的局面。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五大司令，蒯大富還感到激動和委屈，抱着毛主席失聲痛哭不已，說不知道是誰派工宣隊去攻打紅衛兵。毛當時說，你要抓黑手麼？黑手就是我。 “人都是毛主席派來的，還向毛主席呼救，你說他有什麼政治智慧啊？反正我聽着就跟聽個笑話似的。”羅曉波不停止她的冷嘲熱諷。她意識到是她丈夫那種年少輕狂的風格將他推到了舞台中央，他那麼地愛湊熱鬧好出風頭，天天在學校刷大字報，與人展開辯論，她把這稱為易於被發現和利用的性格缺陷，以致最終吞沒了他自己。 蒯大富看自己的歷史投影，卻有不同心境。過了耳順之年，當年那場劇烈風浪差點把他活活葬送，他都不認為自己上了當受了騙，利用這個詞，根本提都不用提及，他不相信有這回事。理由簡單，當年社會對領袖崇拜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無人能脫出這一個局限，年少的蒯大富內心也只有狂熱沒有其他。憶得當年，被毛主席接見，那種欣喜欲狂，無以言表，其榮耀感猶如被神聖摸頂一般，“無比信仰，發自內心”。在這個背景下，輿論上講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可能復辟，號召保衛江山，蒯大富是真信的，“我就不能答應了，你走資派，我們當時很自覺就要跟他們拼命了。當時說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基本上就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二十多歲了，我們都是成年人了嘛，政治意識還是有的，我不認為是被利用。” 與這話相呼應，在蒯大富的辦公室里，至今還擺放着許許多多與領袖有關的資料、書籍、影像，翻閱一過，其中一副照片頗有意思，是被PS過的蒯大富與毛主席的合影。事先他單獨在戶外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將舊照片中坐在藤椅中獨自休閒的毛主席人與椅全部摳出來，經過技術處理，置於他的身前。這樣一來，蒯站在毛主席的身後，目光喜悅而堅定地一起合影了一次。只是四周的環境過於現代，與主席古樸的衣着打扮不相襯托，一望即知有假。 對於往昔的懷念與迷戀，可謂深到了骨子裡面。他們公司里一位負責人說，對於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無怨無悔”的，當年他是熱血青年，“就是為了毛澤東思想而犧牲自己”，“他是一個忠實的信徒，只有中國才有蒯總這一類產物存在。” 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蒯大富回去一趟。站在一堵關於文革歷史的展板前，這個曾經主宰學校命運的老人笑容可掬地留影紀念。那是他的憑弔。不管是發自內心還是故作姿態，他們這些人，總是願意相信自己因當年信奉的純粹而沒有失足，仿佛一旦否定與動搖，此生亦將隨之推翻，輸得慘重。 畢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暮年的蒯大富，內心的“北京情結”依舊很深。 “他前兩年還想在北京買房，憋着勁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會他都去了。”羅曉波說，“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說行，你自己一個人回去。去北京怎麼活啊？” 蒯大富接過他太太的話頭，“你本來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來，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錢的話就買個小房子。” 蒯大富對於北京歲月的緬懷，在羅曉波眼裡之所以不切實際，不完全是虛言。時過境遷，木已老朽，可是風卻不止。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蒯大富西裝革履，別着榮耀的紅胸標，高調在清華園露面，引發了不小的輿論反響，有人質問“為什麼一個文革的罪人今天還能在清華大學那麼受歡迎呢”？在此前後，他也到過不少次北京，會同學，見朋友，談生意，看女兒，不過都不公開，低調來去，免生是非。這種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廂情願，連他公司里的人都為此作了毫無可能的結論，“回不去，有些人不願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對他有影響。” 羅曉波不喜歡北京的理由，是認為那個大得離譜的地方人文關懷不行。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驚皇失措、提心弔膽過日子所遺下的經驗。1993年，他們夫婦嘗試過重返北京，終告失敗。那時北京海淀區準備在北太平莊興辦通訊器材一條街，經人牽線，決定將下海到了山東蓬萊的蒯大富引進，擔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開放新舉措的意味。考慮到歷史背景，海淀區事先與他約定，一合法經營，二不干政治。蒯大富滿口答應。儘管當時有朋友勸說此事不靠譜，還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們夫妻一致樂觀以為社會開放進步了，環境已改變，可放心大膽前往。就這樣，北京方面專車將他們一家子接去，條件優厚，配給一套三室一廳帶裝修的房子，一台專車，專職辦公室人員。 到北京一個月光景，風聲突變。地方上似乎為了顯示成績，向上面報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說把蒯大富這樣的特殊人才從山東挖到北京，肯定對我區開放工作能有相當大的促進。不報告沒關係，一報告，形勢就不對了，公司註冊不下來。”羅曉波說，“聽說是這樣，‘要把蒯大富客客氣氣請出北京。’” 眼看要被掃地出門了，蒯大富還一門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讓當總經理、董事長他倒無所謂，心想去路邊擦車、修鞋、開個茶館，總應該可以吧，合計一下，一天沒準也會有三百塊錢的收益。但這只是空想。 風風光光地來，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讓羅曉波終生難忘，“走的時候就比較慘，都沒來得及跟我們商量，就知會我們，你們必須離開北京，越快越好。老總和他太太又拿車把我們送回山東，街道上有家肉聯廠，搬家時，來了十幾個小伙子，開着裝肉的冷餐車，把我們的東西一裝，把門一鎖，就走了，像逃難一樣。” 敗走京城，沒臉見人，回到山東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幾經輾轉，被同學拽到深圳去了。羅曉波不想走，兩天后又帶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兒園，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聲地呆了兩年多。然而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和她丈夫一樣，性格中有高調愛張揚的成份，80年代下海後，他們就敢於在媒體上拋頭露面，談論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無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羅曉波也是，因為接受了在雜誌社工作的朋友的採訪，文章登出，大出風頭。此後單位受到壓力，只好給她三個月工資，請她走人。老總在全體員工大會上說，“為了全公司人的飯碗，只好對不起羅曉波。”羅曉波至今還保存着那份惹事的雜誌。 那時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負擔家中生計，但是失了業的羅曉波帶着孩子，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常常找不到棲身之所，房東怕和他們這種人沾上邊兒，都不願意租房給她，熟人同學也不敢與之接近，幾經流離，最後才到深圳與蒯大富會合。這經歷讓羅曉波討厭透了北京，“有一陣子，好幾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學聚會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煩惱的事情不只是在關於對待北京的態度分歧上，自從她選擇與蒯大富結合，煩惱就沒有休止過。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樣，要對今後的各種客觀際遇“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雖然一口應承，但現實生活的持續檢驗，說明她在這方面並沒有十足的把握應付，多少有點吃力和搖擺。 “幾乎一直生活在壓抑、無奈的氣氛中”，羅曉波這樣描述他們的生活，“太麻煩，太無聊了。我嫁他是真沒想到這麼麻煩，要知道我還真不嫁，絕不趟這趟混水。” 生活的考驗，都呈具體而細微的關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團聚，戶口卻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倆想將之送到最好的學校就讀，可是這件事涉及到戶口問題，關係全部走不通，孩子連入學考試的資格都爭取不到。 在深圳落戶，簡直難於登天，申請每每石沉大海。無可如何的羅曉波，悲從中來，當即在辦事大廳里哭開來。辦事人員好心告訴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應該沒有問題。這麼一來，就想辦個假離婚。蒯大富堅決不能同意，視此為晚節不保的恥辱，“為了孩子上學，你非逼得我離婚？不進就不進，不然我就等於在向黑勢力投降。” 小小戶口並不在蒯大富眼中。這讓羅曉波異常惱火。去學校開家長會，校長在台上念文件，說明沒有戶口不能上哪些學校。火烈性子的羅曉波當即衝到主席台複印文件，帶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讓他在殘酷現實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氣的蒯，誰勸也沒用，最後孩子以不讀書相威脅，“清華的爹，北大的媽，有何用”？蒯才軟了下來。2004年，法院發出裁定書，同意他們導演的這齣“感情不和”的離婚。很快，羅曉波和孩子在深圳順利落戶。 茫茫如喪家之犬，吃苦糾葛大半生，這生活對於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辦成了，很多人又回頭敦促羅曉波儘快與蒯大富復婚，他們那已上大學的女兒還要求羅曉波立下保證書，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羅曉波將此視為無禮之舉，拒不合作，“在他什麼都不是就一個勞改犯的時候，我從南京那樣一個虎踞龍盤的地方嫁到寧夏的戈壁灘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維持也要維持到死，什麼質量不質量的，就得從一而終。保證這種東西有什麼用呢？今天復婚了，我明天就離家出走，以後回來簽一個火化證明，有意義麼？” 這種情緒突兀的談話仍是於蒯大富在場的背景下進行的。誰也沒有異樣反應，兩個人似乎已經習慣於這樣開誠布公的氛圍。羅曉波總是一副無所謂的表情，不把這些東西當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別人老怕我不管他，覺得他是弱勢群體，”她繼續說，“我是深圳義工嘛，我說別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況還是我孩子的父親，肯定是要為他養老送終了。” 這個女人把結成喜鵲尾巴的頭髮打開，重新梳理一遍。那時候，蒯大富早將一海碗首烏喝完。屬於他們的散步時間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沒有穿外套，趿上一雙舊皮鞋就下樓了。距離春節還有一個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並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許涼意。起風的時候，這城市下了一點細雨。路燈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種彎曲狀。他以一種暮齡病人特有的略顯吃力的姿勢在林蔭道上向前快速移動，碎小的步子不間斷地邁出去，皮鞋與地面摩擦時，會發出一連串不大協調的踢踏聲。 那時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許是最後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難與當年落戶深圳不相上下。用羅曉波的話說，每天幹的事就是給這個寫報告給那個寫報告。抱着病軀，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個能管着此事的衙門跑動，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鄉的市長申訴求告。在一份報告中他這樣寫，“我的後文革時代的經歷依然波瀾壯闊，充滿困惑、折騰，希望你們能特事特辦，給我一個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子女的名義將掛在山東人才市場的戶口遷入深圳，屬遷移而非調入，這就影響到社保問題，沒有交滿15年，也是一個妨礙，總之是條文羅列，多有不合之處。蒯大富想一次性補交完畢，好將此事了結，但社保局不同意，聲稱自己無權許可。奔波半年多，一無所獲，一籌莫展。 “弄不下來，現在他一點招也沒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羅曉波說着怪話，“他現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議的。給市長秘書發短信，說請市長擔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終生難忘。你看這種話都說得出來，以前都是躊躇滿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個已經完成財富積累的家庭，怎麼也會像普通工薪階層那樣為區區一份社保而執著糾纏呢？蒯大富承認這並不是由於日子過不下去了的緣故。他說自己只是想爭取使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更加全面一些。“清華大學畢業幾十年，最後連一個基本的老保都沒有，說不過去啊。” 據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當年和他齊名的聶元梓，就爭取到了相關待遇，處境不錯。證府給她一套房，什麼費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還發兩千塊生活費。住院治病，全部報銷，且住的還是幹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裡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監獄這麼多年，到哪裡都幹不成，但不管怎樣，跌跌撞撞踉踉蹌蹌終究還是走過來了，社保不給我們，那就有點過分了”。 有人建議他乾脆設立一個蒯大富救助基金會，這種出格的做法他卻是知道不能幹的。這麼多年過來，他已經具備了十分謹慎的覺悟，並不願意讓自己的行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質的方面發展，怕被別有用心的“境外反華勢力”利用，鬧出什麼響動。 可是事情不能總沒個下文，他還是得經常往衙門裡活動。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長遞材料，局長在十二樓辦公，坐電梯上去，那一層按鍵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層，再走樓道步行上去，終於到了十二層，發現那層樓道也是鐵將軍把門，進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發生過相關官員被人錘砍事件，受阻於一道門的刺激，向來奉行寬厚謙和處世原則的蒯大富當即給那局長發去短信，“百姓與局長的聯繫被切斷，我有點理解社保局官員為什麼被砍。” 對於這樣一個“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過於怠慢疏失。局長得到辭色不豫的抗議，專門抽時間請他過去做解釋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舊懸而未決。那天他回到家裡，向羅曉波透露說，社保局表示在社保這件事情上委實愛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裡面領導的特別批覆方可圓滿了事。 當記者離開深圳後，不久就接到了羅曉波的來信，將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決她丈夫社保問題的消息作一預報。他們曾把自己叫做“上訪戶”，可是事情能夠訪出這樣一個眉目，看來他們夫婦雖然地位過時，也不是全然無用，猶有活動能量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