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敏

儒以等級主義的服從為原則，因而儒人就很容易接受等級制的階級鬥爭學說。楊度早年的八股文《“顏淵季路侍”章》寫的就共產主義者理想，成為歷史上的美文。後來，他一手導演了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最後，楊度參加了共黨。楊度認為：袁世凱是從右的方面復辟專制，共黨是從左的方面復辟專制；所不同的是，袁世凱披着龍袍，共黨披着“社會主義”罷了。楊度看穿了袁世凱和共黨相通之處，最後他便入黨了。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說：“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哪怕直到今天，以犧牲人權的代價追求國家富強仍然是大多數國人的心願。這就是24字價值觀無人權的原因。

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幾代中國人追尋富強夢。誰最早把富強作為國家的夢想，古代恐怕就是商鞅，近代就是楊度先生。

商鞅的強國論。《商君書.靳令》說：“利出一空(孔)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商鞅說：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說民》）。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強國弱，民弱國強”。為了國強，必須像吸血鬼一樣把老百姓榨乾，這樣國家才能強大，戰無不勝！

楊度(1874-1931):字皙子，別署晰子、虎公、虎禪師、九九等。湖南湘潭人。1897年考中舉人。楊度八股文《“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成為歷史上的美文。

楊度1902年赴日留學，進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班學習。同年冬與湖南留日學生楊篤生、陳天華、黃興等創辦《遊學譯編》，擔任編撰工作。1906年，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啓超捉刀起草報告，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博得大名。1906年，清政府根據這個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楊度1907年初在日本創辦鼓吹君主立憲的刊物《中國新報》月刊，擔任主編。該報自一卷七期起遷到上海出版。所撰《金鐵主義說》曾連載於該刊一至六期，主張中國應成為經濟的軍國主義大國，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

在20世紀之初，流行甚廣的莫過於楊度的“金鐵主義”，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說：“自達爾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學為根據，創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說，其影響延及於世間一切之社會，一切之事業， 舉人世間所有事，無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金者，黃金也，即金錢，代表經濟，鐵者，即黑鐵，即鐵炮，代表軍事，對內實行富民的“工商”立國政策，對外執行“軍事強國”方針。“金鐵主義”的結果是金錢與鐵血壓倒一切，代表精神勢力的士大夫階級日益衰落，而原來被排斥的商人階級與武人集團在“金鐵主義”推波助瀾之下，逐漸占據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他僅有舉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他是晚清朝廷“憲政專家”。

楊度和袁世凱私交頗深，關係非同一般，又懷有知遇之感。他認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師。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楊度竟敢拒不草詔，冒死論救。

辛亥革命後，依附袁世凱，任參政院參政，為復辟帝制竭力鼓吹。楊度對政治制度沒有專一的立場：滿清的時候，他主張議會內閣制度；袁世凱當權，他反對宋教仁議會內閣制度，反對多數黨組閣，顯然與他先前主張矛盾。

楊度對袁世凱稱帝的主要理論貢獻就是他著名的《君憲救國論》。楊度認為：中國人素質低，不適於共和。1915年4月，老袁讀後嘆服，贊楊度為曠代逸才，分發各省軍民長官參考。

儘管楊度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在此文中第一次澄清了國人在近現代的追求目標不是民主，也不是憲政，而是國家富強。他說：“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毛澤東語“民主不過是個手段，不是目的”，此話其實就源於楊度。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對民主憲政一度極度熱心，確實是因為把它當成了實現國家富強的手段。晚清之所以要實行旨在立憲的新政，乃是因為朝野都認定憲政乃是救亡圖存的唯一手段。“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一直是驅使近現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投身國事的唯一動機。哪怕直到今天，以犧牲人權的代價追求國家富強仍然是大多數國人的心願。這就是24字價值觀無人權的原因！人權是民主的目的，無人權價值觀的社會，當然無民主！

大家知道，楊度是極端地反對民主的。他認為中國必須有皇帝才能不爭，才能穩定。楊度說，總統大位既然是敞開的，那麼將來中國還不知道會有多少競爭大總統的戰亂，不知何時才能結束。因此，只有行釜底抽薪之策，把大總統變成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這就是君主世襲壓倒一切的淵源。

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如同清朝激進的憲政改革一樣，理論上有道理，但現實中卻是致命的錯誤。對於袁世凱，清朝末代皇帝還在世，袁世凱曾經是臣子。袁世凱稱帝或者叫君主立憲，在道德上就輸了，對於清朝末代皇帝袁世凱不忠，這給了他的政敵和百姓最佳武器。難怪袁世凱臨死前大呼“楊度誤我！”

袁世凱死後楊度被通緝。一度轉向佛學。1925年參加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與李大釗建立了友誼。1927年曾為李大釗被捕而多方營救，並變賣房產，救濟被害者家屬。晚年移居上海，參加中國互濟會及其他進步團體。楊度1929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黨的秘密工作。

原來，楊度認為，民主是亂之源，因此必須恢復集權制。不管是袁世凱的復辟方法，還是斯大林方法，都可以用，只要集權壓倒一切就行。

其實，在楊度之前，清代的鄭觀應(1842年-1922年)認識到：富強和長治久安是（議會）民主的果實，自由民主是本，富強久安是末。

為什麼自由民主是富強和長治久安的保障？因為保障人權的民主法治環境自身不創造收入，但它可讓同樣的勤勞創造更多的財富和收入。

國家權力是人類社會中最強大的權力，不受限制的話，足以摧垮一切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不受限制的權力是禍國殃民的權力，專制吸血鬼就是要使老百姓窮，這樣它才能高枕無憂萬壽無疆！美國每生產百萬噸煤，死一個礦工，中國每生產百萬噸煤（存疑，數量級可能有問題），死750個礦工，是美國的750倍，是發達國家平均數字的100倍。周孝正建議他的每一個學生都要到煤礦礦井中去呆10分鐘，體驗一下煤礦礦工的實際生活。他說那裡才是真正的“人間地獄”。明知這是“地獄”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民工願意下“地獄”？不是生活所逼是為什麼？他們赤身裸體在井下採煤，用人力將煤背出地面，按重量計算工資，每100公斤煤給2元工資，一整天上下10次，也只能得到20元工資。李毅中（前中國國家安檢總局局長）說：中國每增加1億元的GDP，就要為各類安全事故付出一條人命的代價，因此中國的GDP是“帶血的GDP”。（附註：他所指的那一年，GDP是20萬億元，各類安全事故死亡人數為20萬人。）

對於社會來講，與其科學，不如正義；與其科學發展，不如正義發展；與其用“科學發展觀”統領一切，還不如用正義來統領一切。要建立一個正義的社會，就必須用正義來統領；要建立一個正義的國家，就必須用正義來指導。沒有正義，社會和個人就沒有靈魂。沒有正義，就沒有道德的基礎，道德的底線就會喪失；沒有正義，不滿和衝突就接踵而來；沒有正義，每個人都覺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沒有正義，就沒有合理的財富分享，也就沒有真正的民生；沒有正義，就沒有社會的穩定。公平正義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